我們從小就聽說過一句話：百善孝為先。
“百善孝為先，萬惡淫為源。常存仁孝心，則天下凡不可為者，皆不忍為。”出自清代著作《圍爐夜話》：孝居百行之先；一起邪淫念，則生平極不欲為者，皆不難為！
可以說，在中華傳統美德之中，“孝順”則是最重要的一環。但是，在五四運動前後，卻瘋傳了一個截然不同的版本：萬惡孝為首。這種改變具體是什麼時候發生的，我們已經沒有辦法去考證，但是，這句話之是以給人留下深刻印象，卻是與陳獨秀的關系匪淺。
1920年年底，陳獨秀受邀到達廣州，主持廣東省教育委員會的相關事宜。而“萬惡孝為首”的謠言，卻已經是針對他的第二波攻擊了，第一波是源自“男女同校”問題的争論。
謠言真正的發源地，應該是在上海。3月8日，《廣東最近之兩大暗流》一文在《中華新報》上發表，文章指出：
“廣東人士十分擔憂陳獨秀所提出來的新文化，因其名為新文化實為禽獸學說，且陳炯明此人毫無學識，卻妄談教育。演講之時，滿口隻是一些不痛不癢的套話，簡直對教育二字絲毫不了解。廣東本身并不缺泛優秀的教育家，他們的辦學成績衆人都是有目共睹的，卻偏偏棄用這些人，标新立異地尋覓了陳獨秀倡導新文化，極力推行‘萬惡孝為首’的歪理邪說，簡直就是誤人子弟。”
這篇文章的作者，雖然，繪聲繪色地描寫了廣東的現狀，但是，實際上對廣東的形勢卻是一知半解。例如：廣州晨報社長夏重乃是陳獨秀的對手，在這篇文章裡竟成了“附和”陳獨秀之人，這不是贻笑大方？
謠言真正發酵是在3月9号的廣東省議會上，與會的伍瑤光等十名議員借謠言發難，發文譴責“萬惡孝為首”之說。但是，這兩者之間僅僅相差一天，很明顯憑當時廣州和上海之間的報紙投遞速度，議員們并不是看見報紙文章才發難的。而這種謠言出現的幕後，應該是有人精心策劃的。
之後的幾天，《廣東群報》、《時事新報》都發文辟謠此事。不過，在3月13日，廣肇公所通電要求廣東人士驅逐陳獨秀，謠言再一次甚嚣塵上。3月18日，陳獨秀自己站出來指責《中華新報》，為自己正言。而陳炯明，則在同日複電廣肇公所言：
“陳獨秀先生乃當代教育大家，品德高尚，現在正在廣東省改良教育事業，各方對其殷切頗豐，滬報上的文章，純屬謠言，請不要輕信而耽誤教育大業。”
而後，陳獨秀借黎明社記者采訪名義，在各上海大報上發表“通稿”，進一步擴大辟謠範圍。
這場謠言從發端到人所周知的大緻過程就是如此，廣泛涉及到了新舊各個思想派别。
那麼，謠言的背後，究竟是什麼呢？
以下分四點闡述之：
第一，涉及到新舊之争。
這裡的舊派人物，指的并不是純然守舊的“衛道士”，他們中的大多數人是清末的趨新人物，視野極為開闊。他們對于世界的許多新知識都十分了解，也研讀過達爾文、斯賓塞、托爾斯泰等人的學說和思想，他們并不是想要反對自由平等，隻是沒辦法接受人倫關系的“根本取消”。
可以說，在這場新舊之争的背後，是一個極為深刻的問題。即：在以儒家“五倫”為中心的傳統政教秩序崩壞的當下，我們的社會究竟，應該憑借着什麼重建立立秩序，是全部推翻而後重建，還是寄托于中國傳統文化精神而加以改良，對于這個問題，他們都是迷茫的。
第二，除了新舊之争，還必須關注的是新新之争。
陳獨秀在廣州的大半年，其身份不單單隻是教育家，還是廣東省教育委員會的委員長。這重身份在給他帶來了諸多便利的同時，也掣肘了他的行事。畢竟，以區聲白為代表的無政府主義者，是不認可政客的教育家身份的。而且，陳獨秀此人畢竟不是真正學教育的，對于教育的理論不深。是以，衆人對其名義上的“辦教育”頗為失望。
再有就是，陳獨秀大講特講對于他們來說，太過超前的“社會革命”，這是一般人難以了解的。而知識青年，則又嫌棄他因官方身份而講得不夠徹底。是以，陳獨秀此時頗為尴尬，一般人認為他太“新”，知識青年又認為他不夠“新”。
第三，這裡就要講到黨派之争。
1921年的廣州與杭州不同，這裡的新人物大部分，已經有了黨派的背景。大學生們要麼同情無政府主義者，要麼就是在國民黨的操縱之下。各黨派之間借各種機會排擠互攻，孫中山一系與陳炯明一系的國民黨人互相争鬥之時，難免就波及到了陳獨秀，使得很多黨派借此機會，渾水摸魚謀取利益。
第四，地盤和飯碗之争。
這個源頭來自廣東省教育委員會的權力擴張，在陳炯明的支援之下，教育委員會先後在财權、人事權上極力擴張，幾乎包攬了廣東教育的财政和用人。這明顯動了許多當地舊人的蛋糕，他們為地盤而戰是理所當然的。在此局面之中，陳獨秀作為一個讀書人，還是一個偏偏做了政客的讀書人，更是一個“他自己永遠是他自己”的讀書人，隻能無奈之下被各方驅逐了。
是以，一個需要交通上下、長袖善舞、左右逢源的位置，滿懷理想又帶有獨斷作風的讀書人自然是無法勝任的，以至于，“萬惡孝為首”的謠言自然也會如影随形了。
參考資料：
【《廣東最近之兩大暗流》、《圍爐夜話》、《陳獨秀評價之變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