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導讀：
清康熙十二年（公元1673年），已年過61歲高齡的平西王吳三桂，開始了他“倡亂滇中”的戎馬生涯，史乘上将此稱之為“三藩之亂”。
對于“三藩之亂”的看法，相信熟悉清史的讀者朋友們應該都十厘清楚，此事件在康熙時期就已經形成定論，即認為自始至終都是以吳三桂等人為首組織的一場以下犯上、大逆不道的“叛亂”，它嚴重違背了處在當時社會背景下的黎民百姓的意願和曆史發展潮流，同時還進一步阻礙了社會生産力的發展。可以這麼說，自康熙時期以來，大部分人對于該起事件的看法都囿于以上所述的這一觀點。誠然，筆者在很長一段時間内對于該事件的看法也是如此，也曾斬釘截鐵地認為“三藩之亂”的性質已成“鐵案”，作為戰火的挑起者，吳三桂本人理所當然是要被釘在曆史的恥辱柱上。但時過境遷，作為“三藩之亂”勝利一方的清王朝已成過往雲煙，“逆賊”吳三桂在曆史的長河中更是化為了灰燼，基于如此，倘若我們還是一成不變地去堅守古人對于此事件的看法的話，就未免有點說不過去了，畢竟曆史往往是由勝利一方去撰寫的。
基于這一道理，在本篇文章當中筆者就從一個全新的視角出發，同時結合一些相關史料的記載以及一些史學專家們的觀點，來對“三藩之亂”的性質重新做一個審視，同時更深一層次地去分析“三藩之亂”爆發的合理性以及該起事件給清王朝的社會發展所帶來的有利一面。
本文的研究内容：
01、從理性的角度來重新考量“三藩之亂”的合理性
如前所述，吳三桂挑起“三藩之亂”的戰火是違背民意的，而且由于波及的範圍非常廣，以至于給當時的社會發展所帶來的不利影響是十分巨大的，從表面上看，這确實是一個不争的事實。但在筆者看來，這僅僅是此事件的一個方面，如果進一步去探究引發“三藩之亂”的原因以及滿清統治者對此事件所采取的一些善後措施的話，就會發現“三藩之亂”也不乏存在着其諸多合理之處。
“一切在曆史上所産生的客觀現象，在當時都必然存在着一定的合理性，與此同時這些客觀現象的産生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諸多主觀因素互相碰撞而造成的”
盡管如此，但嚴格意義上講“三藩”與明朝的關系和與清朝的關系仍存在本質上的差别——即擁護明朝，于情于理；而擁護清朝，盡管能夠榮升更高的地位、獲得更大的利益，但或多或少之間存在着某種“主雇關系”和“等價交換”的原則，因為他們畢竟是在半途中參與到這個政權的建設的，以至于滿清統治者與他們之間從根本上始終沒有形成一種共存亡、同生死的利害關系。站在“三藩”的立場上來看，他們認為憑借其當年的顯赫戰功去換取今天的地位和利益是理所當然的，這便是一種所謂的“等價交換”。而一旦滿清統治者突然要剝奪他們的統治地位和利益的話，铤而走險、起兵叛亂對他們來說也就成了最終的最佳選擇。毫不誇張得說，這即是社會商品經濟規律在政治領域中的直覺展現，其所包含的合理之處亦是不可否認的。
昭武元年通關文牒
02、進一步探究推動“三藩之亂”爆發的外部因素
在文章的開頭筆者就已經說過，吳三桂挑起“三藩之亂”是違背了民意，阻礙了當時的社會發展。那麼，既然如此，為何吳三桂剛一舉起叛亂大旗便得到了多方勢力的響應呢？如貴州提督李本深、貴州巡撫曹申吉、黔西總兵王永清等人聽聞吳三桂舉兵反清之後相繼從逆，以至吳三桂大軍在東行之際如入無人之境，直穿雲貴，直指湖南。除此以外，明朝皇室遺脈以及一些不肯妥協的知識分子們也趁勢而起，紛紛響應吳三桂。就連遠在台灣的鄭經勢力都按耐不住其躁動的心，書信吳三桂：
今者四海仰望惟殿下一人，未審軍政之暇，亦知有天外孤臣否？
顯然，鄭經勢力的意思十分明顯，即願與吳三桂聯合抗清，為此他又調兵直指沿海地區，企圖以此來響應吳三桂。
鄭經畫像
綜上所述，不難發現當時的吳三桂在一定程度上還擁有民心基礎，盡管永曆帝朱由榔是死于他之手。舉個例子，明末啟蒙思想家顧炎武曾贊譽過吳三桂起兵乃“碧雞竟長鳴”之舉，隻可惜摯友過世得早未能聽聞到如此的好消息，故而寫道“悲哉君不聞”！再者，吳三桂還得到了諸多地方反清武裝的大力響應，如楊起隆冒充朱三太子所上司的“中興官兵”、四川一些土司、苗民勢力也遙相呼應，為滿清統治者平息這場叛亂制造了不可小觑的麻煩。
那麼，既然大家對吳三桂“興明讨虜”的最終目的都了然于心（即維護其自身的既得利益），為何仍有如此良好的社會基礎為其提供服務呢？這豈不是與前文所述的“違背民意”相沖突嗎？其實不然，究其原因基本來自于以下兩個方面：
第一，清王朝統治者畢竟乃滿人出身，而傳統的“華夏之防”觀念在成千上萬的漢人心中早已根深蒂固，憑滿清統治者的一時統治和壓迫是不可能使這一觀念有較大轉變的，是以某種程度上對于清朝中央政府的束縛和指手畫腳，漢族黎民百姓從骨子裡是不情願屈服的，這也就是吳三桂在起兵之初為何要以
“滿清竊我先朝神器，變我中國冠裳。今天下共舉大明之文物，悉還中夏之乾坤”
這類文字傳檄天下了，其目的便是要利用上千年的傳統觀念來喚醒漢人們的複仇心理罷了。第二，清初清政府的統治尚未完全征服人心。舉個最明顯的例子，剃發易服是滿清統治者為了更好的統治中原所下達的首個強迫性政策，為了深刻落實這一政策，無數的漢人死于統治者刀下，所謂“留頭不留發，留發不留頭”的說法便是肇始與此。其次，清初“嘉定三屠”、“揚州十日”等殘酷的屠殺行為，也進一步刻畫出了滿清統治者在漢人心中的醜惡嘴臉。與此同時，這些深仇大恨，在短時間内他們必然是會銘記于心的。對此，康熙帝後來也毫不隐晦地說道：
吳三桂初叛時，散布僞劄，煽惑人心，各省兵民，相率背叛，此皆德澤素未孚洽，吏治不能剔厘所緻。
康熙帝以上所述更是進一步說明了吳三桂挑起“三藩之亂”并不全是違背了民意。另一方面，對于當時的黎民百姓以及社會各級階層人員是否渴望爆發反清鬥争，我們不得而知，但至少可以肯定的是，“三藩之亂”的爆發在一定期限内代表了廣大漢人的心願，這一點是毋庸置疑的。
揚州十日
嘉定三屠
03、“三藩之亂”對清朝社會發展帶來的有利一面
我國著名清史研究學家李治亭曾說過這麼一句話：
“戰争具有一種偉力，它能把那些用行政指令而無法消除的陳規舊迹一掃而盡。”
同樣，“三藩之亂”也不例外。從表面上看，它給當時的社會發展帶來了嚴重的阻礙作用，但實際上它的爆發也間接地讓滿清統治者意識到了強加于黎民百姓身上的一些政策（如圈地令、禁海令等）是不合時宜的，與此同時也領會到了“恤兵養民”的重要性。
鑒于如此，在“三藩之亂”之後，滿清統治者采取了一系列造福百姓且切實可行的措施，如：康熙二十三年（公元1684年），禁海令取消；康熙二十四年，圈地令永行廢除；康熙二十五年，殘酷的“逃人法”日益松弛，直至最後名存實亡等等。這些易于激化滿漢關系的殘酷政策被一一廢除之後，清朝初期的社會發展無形之中又迎來了春天，而造成這些政策被廢除的原因，雖然難以與“三藩之亂”直接搭上關系，但在筆者看來“三藩之亂”間接所産生的推動作用是不可小觑的。是以，從這一點上來看，“三藩之亂”的爆發也并不是諸位所想的那般一文不值，相反，它所産生的積極的一面是我們難以看得見的。
參考文獻：
《清實錄》
《清聖祖實錄》
勒德洪：《平定三逆方略》
王戎苼：《清代簡史》
羅進：《“三藩之亂”新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