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圖 | 胡适和溥儀
胡适和溥儀，他們一個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代表人物；一個是晚清的末代皇帝，按理說這樣兩個身份極具差異性的人之間不應該有所交集，可就在1922年，胡适卻應溥儀之邀進入了紫禁城。
然而，新人物與舊代表的交往，卻在當時的社會引起了軒然大波，許多媒體對胡适的行為進行了指責，而胡适仍堅持己見為溥儀打抱不平，直言這是一件有“人味兒”的事情。
溥儀給胡适打電話，邀請胡适進宮
上世紀20年代，尚在紫禁城中的溥儀醉心于英美文化，還給自己取了個“Henry”的英文名，溥儀剛剛大婚，正忙着練習騎自行車和打網球，并無心光複大清。
圖 | 溥儀
1922年，紫禁城的養心殿内拉進了電線，剛剛裝上電話，17歲的溥儀仔細打量着這個新鮮的玩意兒，心血來潮的他拿出電話本，到處給人打電話玩兒。溥儀先給平劇武生演員楊小樓撥了一個，接着又打給雜技演員，又給東興樓飯莊打，幾乎每個電話都是騷擾完就挂。
突然，溥儀想起一件事情，他的洋老師莊士敦曾跟他說起，有個叫胡适的白話文領袖，溥儀對這個人十分好奇，很想聽聽這個白話文領袖是用什麼調兒說話的。
莊士敦是一位英國籍教師，他來到溥儀身邊後，為自幼被束縛在紫禁城的小皇帝打開了一扇接觸外界的窗戶，這對長在深宮裡的溥儀來說十分有吸引力。
不過，許多清廷舊臣此時仍在溥儀身邊充當着他的“師傅”，這些老學究們并不喜歡莊士敦，隻是一味向溥儀灌輸儒家學說，用四書、五經來武裝這個小皇帝的頭腦。可不管怎麼說，莊士敦帶來的西方文化還是帶給溥儀很大沖擊，約見胡适，便是在這種沖突的背景下出現的。
就這樣，溥儀撥通了胡适家的電話，接電話的正是胡适本人。對于他們當時通話的情景，溥儀後來在《我的前半生裡》曾有回憶：
電話撥通後，溥儀好奇地問道：“你是胡博士嗎？好極了，你猜我是誰？”
“您是誰啊？我怎麼聽不出來呢？……”胡适當然不會知道給自己打電話的是誰。
“哈哈，甭猜啦，我說吧，我是宣統啊！”溥儀爽快地亮明了身份。
“宣統？……你，你是皇上？”胡适有點不敢相信對方說的話究竟是真是假。
“對啦，我就是皇上，我聽見你說話了，可還不知道你是什麼樣兒，有空的話你就到宮裡來，叫我瞧瞧吧。”
胡适有寫日記的習慣，同樣，他也在日記中記錄了這件事：
“今天清室宣統帝打電話來，邀我明天去談談，我因為明天不得閑，改約陰曆五月初二日去看他。”
其實，在接到溥儀的這通電話之後，胡适的心情很是複雜，他既感到意外，又感到興奮。雖說此時的溥儀已經退位，但根據當時民國政府與退位清廷的協定，清王朝仍可以繼續統治紫禁城的一方土地，每年政府還要補貼四萬銀元，供小朝廷開銷。
不得不說，胡适對于和溥儀的這次見面比較謹慎，雖然胡适常常自稱少年，但他此時已經30歲了，行事沉穩細密，這從他沒有立即答應和溥儀的見面就可以看出來。
胡适心裡明白，在對宮中及溥儀近況還不太了解的情形下，貿然進宮倉促與其見面，很可能會出現難以預料的尴尬局面，為此，胡适專門提前去拜訪了莊士敦先生，希望從他那裡了解一些有關皇宮和溥儀的情況。
圖 | 莊士敦與溥儀合影
見過莊士敦之後，根據莊士敦對溥儀的叙述，胡适在自己的日記中寫道：
“宣統近來頗能獨立，自行其意，不受一班老太婆的牽制。前次他把辮子剪去，即是一例……莊士敦說起宣統曾讀我的《嘗試集》，故我送莊士敦一部《文存》時，也送了宣統一部。這一次他要見我，完全不同人商量，莊士敦也不知道，也可見他自行其意了。”
從胡适的這則日記中也可看出，他對于溥儀“自行其意”的行為作風是比較贊賞的，這代表着溥儀是思想比較開放的青年，與他見一面還是有意義的。
胡适進宮見溥儀，引起輿論風波
幾天之後，胡适前去赴約，為此他一天都沒有去上課。那天，溥儀派了一個太監到胡适家裡去接他，先被引至神武門前下車，通報之後得以入内。見面後，胡适向溥儀行了鞠躬禮，然後在溥儀為他準備的一張藍綢緞子的大方凳上坐下。
圖 | 胡适
胡适在日記中這樣形容他對溥儀的第一印象：
我稱他“皇上”，他稱我“先生”，他的樣子很清秀，但單薄得很，他雖十七歲，但眼睛的近視比我還厲害，穿藍袍子，玄色背心。
接下來，便開始了當天的話題。一位是中國的末代皇帝，一位是新文化的領軍人物，坐在一起卻是侃侃而談。胡适與溥儀聊了很多，包括如何寫白話詩，溥儀出洋以後如何留學等等。此外，溥儀還向胡适解釋說：
“我們過去做錯了很多事情，到這個地位，還要靡費民國許多錢，我心裡很不安，我本想謀獨立生活，但這件事有許多人反對，因為我一獨立，有許多人就沒有依靠了。”
盡管胡适不能夠對溥儀說的話感同身受，但心裡對他這種想獨立但又不能獨立的沖突是十分同情，談話進行到最後的時候，溥儀抱怨說自己有許多新書都找不到，胡适還答應幫他找書。
就這樣，胡适與溥儀在十分愉快的氣氛中，交談了大概20分鐘之後，即起身告辭。
見過溥儀之後，胡适還寫了一首名為《有感》的小詩，表達了自己事後的感受，其中有這樣一句：
“咬不開，捶不碎的核兒，關不住核兒裡的一點生意；百尺的宮牆，千年的禮教，鎖不住一個少年的心。”
這首詩雖然隻有短短四句，可胡适卻把它寫得十分凝練而有意味，生動表達了自己對這個少年遜帝的關切之情。胡适對溥儀是有所同情的，然而，新文化思想領袖與舊制度帝王的私自見面，在當時卻似乎并不能被大衆所了解。
一方面，滿清遺老對溥儀表示不滿，在得知他們的“皇帝”和“新人物”見了面之後，便像炸了油鍋似的在背地裡吵鬧成一團。另一方面，熱衷于新文化的年輕人對胡适的做法也很不滿意，一時之間，許多報紙上都出現了諸如“胡适為帝王師”“胡适要求免跪拜”的标題。
對于胡适和溥儀見面這件事情，上海國民黨人所辦的《民國日報》就刊載有一篇帶有嘲諷色彩的評論，其标題便是《胡适之請免跪拜》，其中這樣寫道：
溥儀請胡适之去談談，自然去談談罷了。不想這位胡先生竟要求免除跪拜。這種要求，如果由張勳徐世昌等提出，原極平常；今提出于胡先生，太覺突兀了。目中有清帝，應該跪拜；目中無清帝，何必要求；隻有出入于為臣為友之間的，才顧念得到必須跪拜，顧念得到要求免跪拜。
溥儀允胡适之要求時，稱他做新學界泰鬥，大有許其履劍上殿之概，然而這是溥儀底大度，不是胡适之底尊榮。
那麼，胡适當時是否有跪拜擔憂，溥儀在後來回憶時也曾說過：“他（胡适）連忙向莊士敦打聽了進宮的規矩，明白了我不叫他磕頭，我這皇帝脾氣還好，他就來了。”
不僅如此，魯迅也在後來一篇調侃胡适的文章中寫道：好像有人問過，你是不是見到遜帝跪下來磕頭呢？你是不是見到遜帝還向他宣講杜威主義呢？
圖 | 魯迅
在這種背景下，為平息輿論，胡适專門寫了一篇文章來澄清事實。在《宣統與胡适》一文中，胡适這樣寫道：
“一個人去見另一個人，本也沒有什麼稀奇。清宮裡這一位十七歲的少年，處的境地是很寂寞的，很可憐的；他在寂寞之中，想尋一個比較也可算是一個少年的人來談談，這也是人情上很平常的一件事，不料中國人腦筋裡的帝王思想，還不曾洗刷幹淨。是以這一件本來很有人味兒的事，到了新聞記者的筆下，變成了一條怪詫的新聞了……
我沒工夫去——更正他們，隻能把這事的真相寫出來，叫人家知道這是一件很可以不必大驚小怪的事。”
至此，這場風波才算稍微得到了平息。
其實，從客觀的立場來看，胡适禮節性地去拜訪溥儀确實沒什麼可說的，但他卻為何是以招緻了那麼多青年人的不滿，這個問題很值得大衆去深思？
胡适在《宣統與胡适》一文中，尤其是那句“他稱為先生，我稱他皇帝”的話，廣受争議。
當時，新文化的潮流是很強勁的，在激進的年輕人看來，道不同不相為謀，而胡适是新文化運動的領袖，自然是不能和晚清的皇帝去交朋友。
如果說胡适關注到的隻是一個叫溥儀的十七歲少年，那麼到了激進青年眼中，他們看到的更多的可能是溥儀背後的皇權象征，是以胡适和溥儀的見面在他們眼裡自然不是一件平常小事。
胡适與溥儀的最後交集
1924年，第二次直奉戰争期間，直系将領馮玉祥率軍進京發動了政變，成立臨時政府，并修訂了“優待條件”，取消帝号，強令溥儀出宮。
圖 | 馮玉祥
在當時，支援溥儀出宮的言論明顯占優勢，革命黨方面給出的态度是極力贊成，孫中山後來緻電馮玉祥，直言移宮廢号是“大快人心”之舉，“複辟禍根既除，共和基礎自固，可為民國前途賀。”
與此同時，一些同情清室的言論則大多隻是在私下傳播，而就是在這種情況下，作為新派知識分子代表的胡适卻主動出面維護溥儀，難免不引人注意。為此，胡适撰寫了給臨時政府外長王正廷的公開信，在信中明确表達出自己的不滿和反對，憤慨之情溢于言表：
先生知道我是一個愛說公道話的人，今天我要向先生們組織的政府提出幾句抗議的話。今日下午外間紛紛傳說馮将軍包圍清宮逐去清帝，我初不信，後來打聽，才知道是真事。我是不贊成清室儲存帝号的，但清室的優待乃是一種國際的信義，條約的關系。條約可以修正，可以廢止。但堂堂的民國，欺人之弱，乘人之喪，以強暴行之，這真是民國史上一件最不名譽的事。
除了胡适，段祺瑞也在馮玉祥修改優待條件之後提出了異議，并在給馮玉祥的電文中強調：清室是主動退位，應予禮遇，且優待條件牽涉到國際方面；至于“優待條件”中規定的“移宮”，則是希望繼續采取拖延的方法，“從長計議”，如今強行迫使溥儀出宮，有損民國信譽。
但是，溥儀被驅逐出宮的事情已經成為事實，無法改變，胡适遂就善後事宜又提出三點建議：
保證清帝及其眷屬的安全；妥善處理清宮古物，防止軍人政客趁火打劫；公平合理估價清宮古物，按時足額付給清室。
果然，胡适的信一經發表，當即引起一場軒然大波。
胡适的信主要在“信義”和“道義”上指責了馮玉祥的做法，随後，溥儀的英國老師莊士敦也給出了正面回應，莊士敦在信中稱贊胡适用正确的方式說了正确的事情，并表示溥儀看了他的信一定會高興。
但是，絕大多數人卻并不這樣想。周作人在看到胡适的立場之後，在寫給他的信中指出：
“這次的事從我們的秀才似的迂闊的頭腦去判斷，或者可以說是不甚和于‘仁義’，不是紳士的行為，但以經過20年拖辮子的痛苦的生活，受過革命及複辟的恐怖的經驗的個人的眼光來看，我覺得這（逐溥儀出宮）乃是極自然極正當的事，雖然說不上是曆史的榮譽，但也絕不是污點。”
學者李書華、李宗侗聯名緻信胡适：
“我們讀了這段新聞以後，覺得非常駭異，這種議論，若出于‘清室臣仆變為民國官吏’的一般人，或其他‘與清室有關系’的一般人之口中，當然不足為怪，但是一個新文化的領袖，新思想的代表，竟然發表這樣的論調，真是出乎我們意料之外。”
面對質疑和批判，胡适首先聲明，自己的公開信在外國人（莊士敦）發表相關言論之前，不曾受其影響，他并沒有受人指使和利用，他的意見隻代表自己，大家在取消清帝年号上沒有争議，隻是他主張在取消方式上溫和一點，多一點“紳士的行為”罷了。
其實，從胡适的為人不難看出，他是主張改良的一派，胡适從青年時代起便立志要做“國民導師”，他試圖在思想理論上有所建樹，胡适為人好打抱不平，替弱者代言，主張寬容和容忍，強調言論思想獨立自由，反對人雲亦雲，随波逐流。
然而，随着曆史的變遷，胡适的思想也會跟着轉變。
1931年9月的一天，胡适和徐志摩等人同遊景山，在向下俯視故宮時，胡适語氣沉痛地感慨道：“
東北情況嚴重，如果當年馮玉祥不把溥儀驅逐出宮，今天北平不知道怎麼樣了，那時我反對把溥儀驅逐出去，我錯了！”
說罷，胡适長長歎了一口氣，感慨這山河巨變……
圖 | 小時候的溥儀
曆史似乎和胡适開了一個大玩笑，他最終未能把他所同情的那位少年遜帝從那個“咬不開，錘不碎的核兒”裡救出來，由于種種複雜的曆史原因，溥儀後來竟坐上僞滿洲國的皇帝寶座，成了民族的罪人，這一點不免令人唏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