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图 | 胡适和溥仪
胡适和溥仪，他们一个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一个是晚清的末代皇帝，按理说这样两个身份极具差异性的人之间不应该有所交集，可就在1922年，胡适却应溥仪之邀进入了紫禁城。
然而，新人物与旧代表的交往，却在当时的社会引起了轩然大波，许多媒体对胡适的行为进行了指责，而胡适仍坚持己见为溥仪打抱不平，直言这是一件有“人味儿”的事情。
溥仪给胡适打电话，邀请胡适进宫
上世纪20年代，尚在紫禁城中的溥仪醉心于英美文化，还给自己取了个“Henry”的英文名，溥仪刚刚大婚，正忙着练习骑自行车和打网球，并无心光复大清。
图 | 溥仪
1922年，紫禁城的养心殿内拉进了电线，刚刚装上电话，17岁的溥仪仔细打量着这个新鲜的玩意儿，心血来潮的他拿出电话本，到处给人打电话玩儿。溥仪先给京剧武生演员杨小楼拨了一个，接着又打给杂技演员，又给东兴楼饭庄打，几乎每个电话都是骚扰完就挂。
突然，溥仪想起一件事情，他的洋老师庄士敦曾跟他说起，有个叫胡适的白话文领袖，溥仪对这个人十分好奇，很想听听这个白话文领袖是用什么调儿说话的。
庄士敦是一位英国籍教师，他来到溥仪身边后，为自幼被束缚在紫禁城的小皇帝打开了一扇接触外界的窗户，这对长在深宫里的溥仪来说十分有吸引力。
不过，许多清廷旧臣此时仍在溥仪身边充当着他的“师傅”，这些老学究们并不喜欢庄士敦，只是一味向溥仪灌输儒家学说，用四书、五经来武装这个小皇帝的头脑。可不管怎么说，庄士敦带来的西方文化还是带给溥仪很大冲击，约见胡适，便是在这种矛盾的背景下出现的。
就这样，溥仪拨通了胡适家的电话，接电话的正是胡适本人。对于他们当时通话的情景，溥仪后来在《我的前半生里》曾有回忆：
电话拨通后，溥仪好奇地问道：“你是胡博士吗？好极了，你猜我是谁？”
“您是谁啊？我怎么听不出来呢？……”胡适当然不会知道给自己打电话的是谁。
“哈哈，甭猜啦，我说吧，我是宣统啊！”溥仪爽快地亮明了身份。
“宣统？……你，你是皇上？”胡适有点不敢相信对方说的话究竟是真是假。
“对啦，我就是皇上，我听见你说话了，可还不知道你是什么样儿，有空的话你就到宫里来，叫我瞧瞧吧。”
胡适有写日记的习惯，同样，他也在日记中记录了这件事：
“今天清室宣统帝打电话来，邀我明天去谈谈，我因为明天不得闲，改约阴历五月初二日去看他。”
其实，在接到溥仪的这通电话之后，胡适的心情很是复杂，他既感到意外，又感到兴奋。虽说此时的溥仪已经退位，但根据当时民国政府与退位清廷的协议，清王朝仍可以继续统治紫禁城的一方土地，每年政府还要补贴四万银元，供小朝廷开销。
不得不说，胡适对于和溥仪的这次见面比较谨慎，虽然胡适常常自称少年，但他此时已经30岁了，行事沉稳细密，这从他没有立即答应和溥仪的见面就可以看出来。
胡适心里明白，在对宫中及溥仪近况还不太了解的情形下，贸然进宫仓促与其见面，很可能会出现难以预料的尴尬局面，为此，胡适专门提前去拜访了庄士敦先生，希望从他那里了解一些有关皇宫和溥仪的情况。
图 | 庄士敦与溥仪合影
见过庄士敦之后，根据庄士敦对溥仪的叙述，胡适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
“宣统近来颇能独立，自行其意，不受一班老太婆的牵制。前次他把辫子剪去，即是一例……庄士敦说起宣统曾读我的《尝试集》，故我送庄士敦一部《文存》时，也送了宣统一部。这一次他要见我，完全不同人商量，庄士敦也不知道，也可见他自行其意了。”
从胡适的这则日记中也可看出，他对于溥仪“自行其意”的行为作风是比较赞赏的，这代表着溥仪是思想比较开放的青年，与他见一面还是有意义的。
胡适进宫见溥仪，引起舆论风波
几天之后，胡适前去赴约，为此他一天都没有去上课。那天，溥仪派了一个太监到胡适家里去接他，先被引至神武门前下车，通报之后得以入内。见面后，胡适向溥仪行了鞠躬礼，然后在溥仪为他准备的一张蓝绸缎子的大方凳上坐下。
图 | 胡适
胡适在日记中这样形容他对溥仪的第一印象：
我称他“皇上”，他称我“先生”，他的样子很清秀，但单薄得很，他虽十七岁，但眼睛的近视比我还厉害，穿蓝袍子，玄色背心。
接下来，便开始了当天的话题。一位是中国的末代皇帝，一位是新文化的领军人物，坐在一起却是侃侃而谈。胡适与溥仪聊了很多，包括如何写白话诗，溥仪出洋以后如何留学等等。此外，溥仪还向胡适解释说：
“我们过去做错了很多事情，到这个地位，还要靡费民国许多钱，我心里很不安，我本想谋独立生活，但这件事有许多人反对，因为我一独立，有许多人就没有依靠了。”
尽管胡适不能够对溥仪说的话感同身受，但心里对他这种想独立但又不能独立的矛盾是十分同情，谈话进行到最后的时候，溥仪抱怨说自己有许多新书都找不到，胡适还答应帮他找书。
就这样，胡适与溥仪在十分愉快的气氛中，交谈了大概20分钟之后，即起身告辞。
见过溥仪之后，胡适还写了一首名为《有感》的小诗，表达了自己事后的感受，其中有这样一句：
“咬不开，捶不碎的核儿，关不住核儿里的一点生意；百尺的宫墙，千年的礼教，锁不住一个少年的心。”
这首诗虽然只有短短四句，可胡适却把它写得十分凝练而有意味，生动表达了自己对这个少年逊帝的关切之情。胡适对溥仪是有所同情的，然而，新文化思想领袖与旧制度帝王的私自见面，在当时却似乎并不能被大众所理解。
一方面，满清遗老对溥仪表示不满，在得知他们的“皇帝”和“新人物”见了面之后，便像炸了油锅似的在背地里吵闹成一团。另一方面，热衷于新文化的年轻人对胡适的做法也很不满意，一时之间，许多报纸上都出现了诸如“胡适为帝王师”“胡适要求免跪拜”的标题。
对于胡适和溥仪见面这件事情，上海国民党人所办的《民国日报》就刊载有一篇带有嘲讽色彩的评论，其标题便是《胡适之请免跪拜》，其中这样写道：
溥仪请胡适之去谈谈，自然去谈谈罢了。不想这位胡先生竟要求免除跪拜。这种要求，如果由张勋徐世昌等提出，原极平常；今提出于胡先生，太觉突兀了。目中有清帝，应该跪拜；目中无清帝，何必要求；只有出入于为臣为友之间的，才顾念得到必须跪拜，顾念得到要求免跪拜。
溥仪允胡适之要求时，称他做新学界泰斗，大有许其履剑上殿之概，然而这是溥仪底大度，不是胡适之底尊荣。
那么，胡适当时是否有跪拜担忧，溥仪在后来回忆时也曾说过：“他（胡适）连忙向庄士敦打听了进宫的规矩，明白了我不叫他磕头，我这皇帝脾气还好，他就来了。”
不仅如此，鲁迅也在后来一篇调侃胡适的文章中写道：好像有人问过，你是不是见到逊帝跪下来磕头呢？你是不是见到逊帝还向他宣讲杜威主义呢？
图 | 鲁迅
在这种背景下，为平息舆论，胡适专门写了一篇文章来澄清事实。在《宣统与胡适》一文中，胡适这样写道：
“一个人去见另一个人，本也没有什么稀奇。清宫里这一位十七岁的少年，处的境地是很寂寞的，很可怜的；他在寂寞之中，想寻一个比较也可算是一个少年的人来谈谈，这也是人情上很平常的一件事，不料中国人脑筋里的帝王思想，还不曾洗刷干净。所以这一件本来很有人味儿的事，到了新闻记者的笔下，变成了一条怪诧的新闻了……
我没工夫去——更正他们，只能把这事的真相写出来，叫人家知道这是一件很可以不必大惊小怪的事。”
至此，这场风波才算稍微得到了平息。
其实，从客观的立场来看，胡适礼节性地去拜访溥仪确实没什么可说的，但他却为何因此招致了那么多青年人的不满，这个问题很值得大众去深思？
胡适在《宣统与胡适》一文中，尤其是那句“他称为先生，我称他皇帝”的话，广受争议。
当时，新文化的潮流是很强劲的，在激进的年轻人看来，道不同不相为谋，而胡适是新文化运动的领袖，自然是不能和晚清的皇帝去交朋友。
如果说胡适关注到的只是一个叫溥仪的十七岁少年，那么到了激进青年眼中，他们看到的更多的可能是溥仪背后的皇权象征，所以胡适和溥仪的见面在他们眼里自然不是一件平常小事。
胡适与溥仪的最后交集
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期间，直系将领冯玉祥率军进京发动了政变，成立临时政府，并修订了“优待条件”，取消帝号，强令溥仪出宫。
图 | 冯玉祥
在当时，支持溥仪出宫的言论明显占优势，革命党方面给出的态度是极力赞成，孙中山后来致电冯玉祥，直言移宫废号是“大快人心”之举，“复辟祸根既除，共和基础自固，可为民国前途贺。”
与此同时，一些同情清室的言论则大多只是在私下传播，而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作为新派知识分子代表的胡适却主动出面维护溥仪，难免不引人注意。为此，胡适撰写了给临时政府外长王正廷的公开信，在信中明确表达出自己的不满和反对，愤慨之情溢于言表：
先生知道我是一个爱说公道话的人，今天我要向先生们组织的政府提出几句抗议的话。今日下午外间纷纷传说冯将军包围清宫逐去清帝，我初不信，后来打听，才知道是真事。我是不赞成清室保存帝号的，但清室的优待乃是一种国际的信义，条约的关系。条约可以修正，可以废止。但堂堂的民国，欺人之弱，乘人之丧，以强暴行之，这真是民国史上一件最不名誉的事。
除了胡适，段祺瑞也在冯玉祥修改优待条件之后提出了异议，并在给冯玉祥的电文中强调：清室是主动退位，应予礼遇，且优待条件牵涉到国际方面；至于“优待条件”中规定的“移宫”，则是希望继续采取拖延的方法，“从长计议”，如今强行迫使溥仪出宫，有损民国信誉。
但是，溥仪被驱逐出宫的事情已经成为事实，无法改变，胡适遂就善后事宜又提出三点建议：
保证清帝及其眷属的安全；妥善处理清宫古物，防止军人政客趁火打劫；公平合理估价清宫古物，按时足额付给清室。
果然，胡适的信一经发表，当即引起一场轩然大波。
胡适的信主要在“信义”和“道义”上指责了冯玉祥的做法，随后，溥仪的英国老师庄士敦也给出了正面回应，庄士敦在信中称赞胡适用正确的方式说了正确的事情，并表示溥仪看了他的信一定会高兴。
但是，绝大多数人却并不这样想。周作人在看到胡适的立场之后，在写给他的信中指出：
“这次的事从我们的秀才似的迂阔的头脑去判断，或者可以说是不甚和于‘仁义’，不是绅士的行为，但以经过20年拖辫子的痛苦的生活，受过革命及复辟的恐怖的经验的个人的眼光来看，我觉得这（逐溥仪出宫）乃是极自然极正当的事，虽然说不上是历史的荣誉，但也绝不是污点。”
学者李书华、李宗侗联名致信胡适：
“我们读了这段新闻以后，觉得非常骇异，这种议论，若出于‘清室臣仆变为民国官吏’的一般人，或其他‘与清室有关系’的一般人之口中，当然不足为怪，但是一个新文化的领袖，新思想的代表，竟然发表这样的论调，真是出乎我们意料之外。”
面对质疑和批判，胡适首先声明，自己的公开信在外国人（庄士敦）发表相关言论之前，不曾受其影响，他并没有受人指使和利用，他的意见只代表自己，大家在取消清帝年号上没有争议，只是他主张在取消方式上温和一点，多一点“绅士的行为”罢了。
其实，从胡适的为人不难看出，他是主张改良的一派，胡适从青年时代起便立志要做“国民导师”，他试图在思想理论上有所建树，胡适为人好打抱不平，替弱者代言，主张宽容和容忍，强调言论思想独立自由，反对人云亦云，随波逐流。
然而，随着历史的变迁，胡适的思想也会跟着转变。
1931年9月的一天，胡适和徐志摩等人同游景山，在向下俯视故宫时，胡适语气沉痛地感慨道：“
东北情况严重，如果当年冯玉祥不把溥仪驱逐出宫，今天北平不知道怎么样了，那时我反对把溥仪驱逐出去，我错了！”
说罢，胡适长长叹了一口气，感慨这山河巨变……
图 | 小时候的溥仪
历史似乎和胡适开了一个大玩笑，他最终未能把他所同情的那位少年逊帝从那个“咬不开，锤不碎的核儿”里救出来，由于种种复杂的历史原因，溥仪后来竟坐上伪满洲国的皇帝宝座，成了民族的罪人，这一点不免令人唏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