曆史是什麼：是過去傳到将來的回聲，是将來對過去的反映。——雨果
左宗棠在湖南巡撫駱秉章幕府工作期間，以幕友身份實際掌理湖南全省軍政近六年時間，将湖南的各種事務不分巨細，都處理得井井有條，使本來比較貧弱的湖南一變而為“東南保障，天下倚屬”，在清王朝鎮壓太平天國的過程中發揮了非同尋常的作用。左宗棠本人也獲得了巨大聲譽，時人不僅有“國家不可一日無湖南，而湖南不可一日無宗棠”之語，而且連最高統治者鹹豐皇帝見到兩湖人士或在兩湖做官的人，也總要打聽左宗棠的情況。對一個幕友如此評價和關注，可謂前無古人，後無來者。
可是，這位在湖南巡撫衙門獲得了巨大成功并稱得上是“良幕”的左師爺，到頭來不僅被湖廣總督官文劾為“劣幕”，而且平常對左宗棠敢怒不敢言的人，見他終于遇上大麻煩了，無不幸災樂禍，彈冠相慶。有人甚至在左家大門上偷偷寫下了“欽加劣幕銜幫辦湖南巡撫左公館”幾個大字，以發洩心中的不滿和怨恨。最不可解的是鹹豐皇帝，此前他對左宗棠雖然很關注、很看重，但見了官文的彈劾書之後，便完全改變了對左宗棠的看法，不僅在上谕中有“劣幕把持”之語，而且下令官文與湖北正考官錢寶青查辦左宗棠：“左某如果有不法情事，即行就地正法。”
“良幕”怎麼突然變成了“劣幕”？兩者之間難道可以随便劃上等号？
史載，年長左宗棠近二十歲的駱秉章是個涵養很深的人，閑暇時他常到幕友辦公的地方坐坐，碰到左宗棠向同僚分派差事，他都是站在旁邊靜聽，很少插嘴說話。有一天，左宗棠和另外幾位幕友“慷慨論事，援古證今，風發泉湧”，對他的到來就像沒有看到一樣，駱秉章也不計較，在旁邊很有興趣地聽了許久，臨走都未發一言。
史載，有一次，巡撫衙門的轅門發炮，駱秉章聽到後，不知何故，趕忙詢問發生了什麼事情。旁邊的人告訴他：“左師爺發軍報折也！”按例，發軍報折是很隆重的一件事情，一般都要巡撫親自主持。駱秉章都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情，說明他連折稿都沒有看過，左宗棠就發出去了。對如此大事，駱秉章也聽之任之，可見左宗棠的權力之大了。
史載，駱秉章有個愛妾的弟弟花錢買了“佐雜候補”名分，但一直在湘中賦閑。小妾軟硬兼施求了多次，駱秉章隻好隐晦的向左宗棠提出，誰曾想左宗棠絲毫面子也不給，斷然拒絕，搞得兩個人不歡而散。
以上記述，無不說明左宗棠雖是以幕友身份居湖南巡撫之幕府，實際上卻是操持湖南全省政柄之人，于是從撰寫奏折到批答來文，左宗棠都一手包辦，身為巡撫的駱秉章反倒一身輕松，樂得當甩手掌櫃，隻是按例在檔案上簽個字畫個押而已。
在左宗棠操持下，湖南對内整頓社會秩序，對外省給予經濟和軍事援助，确實顯示出了強省風範，也使左宗棠在政界聲名鵲起。然而，左宗棠的所作所為，說輕些是越俎代庖，說重些是越權幹政，确實是犯忌的。因為根據大清朝律例，幕友沒有任何官場身份，也不能抛頭露面，隻能隐身在幕主身後出謀劃策，處理文檔。左宗棠卻不管這些清規戒律，将所有條條框框全都打破，該說就說，該幹就幹，頤指氣使，舍我其誰，完全進入了二巡撫角色，毫無顧忌地從幕後走上前台。駱秉章也完全失去了分寸，把軍政事務一律托付給左宗棠，全都聽憑他處置。這種嚴重超越正常的行為，确實為法紀所不容；官文參劾左宗棠為“劣幕（專橫跋扈、越權幹政、表現惡劣的幕友）”，也确實沒有冤枉他。
更要命的是左宗棠的脾氣非常不好，責任心又太強，稍不順心就訓人，難得給人好臉色。不管是自覺還是不自覺，他确實是把自己當成了湖南的二巡撫。可他就是沒有去想：中國是個很講究中庸和名分的國家，真正的巡撫，因出于皇帝的任命，有了與職權相統一的名分，凡巡撫以下的文武官吏，都必須絕對服從他的上司，即使他刻薄寡恩甚至胡作非為，人們也隻能忍氣吞聲，默默承受。但如果并無巡撫之名而操巡撫之權，那情形就大不相同，人們就會反感和厭惡。尤其是巡撫以下的各方大員，差巡撫不過一階，較之左宗棠的在籍舉人和幕府師爺身份，地位不知高多少。若在平時，舉人見了他們，早就點頭哈腰，作揖打躬，現在隻是因為駱巡撫的過分倚信，左某人就如此不知天高地厚，大眼都不瞧這些人一下，把他們全都當成木偶和擺設，這不像是一隻爬上秤杆的老鼠，稱不出自己幾斤幾兩麼？于是久而久之，左宗棠與巡撫底下的各方大員，就難免發生許多不愉快，甚至積下很多怨仇了。可以這樣說：在有些人的心目中，左宗棠早已不是善類，而是一個招搖太甚、樹敵過多，讓人很難了解和接受的怪物了。
左宗棠在湖南巡撫衙門所做的一切，既然嚴重超越了幕友身份，為法紀所不容，在近六年時間裡，為什麼無人公開提出質疑和批評，上面也不追究，非要等到官文參劾之後，才一起牆倒衆人推？原來到了晚清的時候，由于官員普遍無能，又忙于各種官場應酬，他們既無心思和能力處理好公務，又不屑于具體事務，師爺于是從“佐官而治”變成“代官而治”，從背景跳到前台，竟成為國家日常運作中一股不可或缺的勢力。朝廷對此盡管大為光火，卻又像猴子撿到一塊生姜，欲吃不行，欲棄不舍，也就隻好順其自然了。可以說，師爺作用的過分膨脹和官幕錯位現象，既是晚清官場所獨有的，也是長期存在的普遍現象，朝廷雖然洞悉其弊，卻又無力解決，最後隻能在權力沖突中尋求妥協，這一切無疑是專制政治外強中幹的表現。
左宗棠進入湖南巡撫衙門之時，正是太平軍壓境湖南、湖北，兩湖地區一片糜爛的非常時期，是以無論是湖廣總督官文，還是北京的鹹豐皇帝，都不得不借助駱、左等漢族官僚抵抗太平軍。作為坐鎮武漢的欽差大臣，滿族權貴官文更是需要漢族官僚為他“左抵右擋”，維持兩湖局面。在這種情況之下，左宗棠的表現再怎麼出格，官文耳邊有再多的流言蜚語，眼裡有再多的看不慣，心裡有再多的怨氣，也隻能暫時忍耐。而到了官文出手彈劾左宗棠的時候，形勢已經完全改觀，太平軍基本被逐出了兩湖，他可以毫無顧忌地出重拳打擊對手了。鹹豐本人對左宗棠在湖南的地位和作用盡管有所了解，對左宗棠本人也不無好感，并希望他能夠為朝廷所用，但一旦遇到漢人和滿人有了紛争時，鹹豐還是更容易相信滿族權貴官文的話，并樂于滿足他的要求，迅即将左宗棠交由官文處理。這是因為，在湘軍的三個核心人物曾國藩、左宗棠、胡林翼當中，唯獨左宗棠官卑職小，自身不掌握武裝，地位最為脆弱，他首先成為統治集團内部鬥争的犧牲品，也就勢所必然。
是以，左宗棠突然之間由“良幕”變為“劣幕”，除了左宗棠本身的表現确實授人以柄之外，更主要還是官場間的權利之争和統治集團内部始終存在的滿漢沖突這兩大因素在起主導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