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愚石
納粹有沒有實施對猶太人的種族滅絕式大屠殺？
希特勒有沒有下過這樣的指令？
這樣的問題，在絕大多數人看來，答案應該毋庸置疑，甚至根本沒有質疑的必要。
但是，如果一個曆史學家提出這種問題，而且還能提供相關證據，那麼，人們會不會相信他，繼而開始懷疑大屠殺呢？
這就是電影《否認》（英文原名Denial）講述的故事，根據真實事件改編而成。
影片開頭，1993年，美國亞特蘭大艾默裡大學的猶太裔教授黛博拉（Deborah Lipstadt）給學生們上課時，提到大屠殺時，她問學生：有沒有證據去證明？
學生不确信地說照片。然而，衆所周知的是，納粹根本沒有留下過哪怕半張集中營行刑現場的照片。
這也正是專門研究希特勒的英國曆史學家歐文（David Irving）以及他的粉絲們宣稱大屠殺根本不存在的重要依據。
為此，黛博拉寫了本書，名為 《否認大屠殺》（Denying the Holocaust）。書中批駁了歐文著作中的謬誤，并稱他為否認者（denier）。
在新書釋出會上，歐文不請自來，和黛博拉發生了激烈的言語沖突，最後被她毫不客氣地請了出去。
兩年後，歐文以诽謗罪起訴黛博拉和企鵝出版社，稱《否認大屠殺》讓他聲譽受損，職業生涯被毀。
黛博拉聘請了曾代理過黛安娜王妃離婚官司的律師安東尼（Anthony），以為勝券在握，卻不料，英國法律和美國的不同：美國的舉證責任在原告，而英國恰恰相反。這意味着，黛博拉作為被告，必須證明歐文的著作中充斥着故意為之的謊言。
讓黛博拉感到沮喪的不止于此：比如，安東尼并不會在法庭上為她辯護，他們為她引見了一位大律師蘭普頓（Rampton），而和這位大律師最初的接觸，讓她覺得他對那些猶太死難者并沒有太大的尊重；比如，律師團隊不允許她作證；比如，她為籌措律師費求助于英國猶太社團時，他們建議她庭外和解，以避免歐文進一步博眼球……
好消息是：律師團隊巧妙地利用了歐文的自傲，使他同意此案隻經法官一人，而不由陪審團判決。這就避免了歐文的巧舌如簧影響、操控并非專業的大衆。
當然，關鍵依然、并且始終是——用事實說話。
為此，黛博拉和蘭普頓特地造訪了奧斯維辛集中營遺址，在那片荒涼蕭索的世界，他們聽取了另一位專家關于毒氣室的詳細介紹。
庭審中，歐文試圖歪曲專家提供的證據，以否認毒氣室的存在，說屋頂并沒有通氣孔，他叫嚣的“no holes, no holocaust" 立即占據了各家媒體的頭版頭條，而黛博拉則在法庭外被新納粹分子各種羞辱。
集中營幸存者找到她，希望作為證人出庭，卻被安東尼堅決拒絕。面對憤怒至極的黛博拉，他給她看了歐文在類似的案件中是如何羞辱幸存者的，再次強調了律師團隊的政策：他們希望聚焦于歐文，證明他的言論是謊言，而不希望公衆關注他在法庭上加戲。
漫長的審理過程中，蘭普頓大律師親自登門拜訪黛博拉，向她解釋自己的目标，赢得了她的信任。
法庭上，蘭普頓通過有技巧的訊問歐文，并請一些備受尊重的學者出席提供學術資料來證明歐文所聲稱的東西根本就是荒謬的，以及引用他個人日記中的記錄來證明根本原因在于他是一個反猶主義者和種族主義者。
但就在黛博拉信心十足地以為穩赢時，主審法官加利（Gary）卻提出了一個問題，讓她完全摸不清狀況。
蘭普頓：作為一個曆史學家，他甚至造假。
加利：他可以做一個坦誠的反猶主義者，是吧？他表達這些觀點，因為這确實是他的觀點，對吧？
蘭普頓：是的。
加利：那麼，關于他在史實上的造假就是一個獨立的問題，反猶主義是另一個獨立的問題。
蘭普頓：我們花了很長時間，就是為了講述二者之間的關聯性。
加利：也許他真的相信他所說的呢？那就不是你們所認為的他在撒謊。這才是關鍵。
此時的黛博拉，已經差不多崩潰了，不禁扭頭問安東尼：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好在，加利法官最終還是接受了黛博拉關于歐文的定義（denier），也采信了黛博拉的律師團隊的辯護，認為歐文在講述曆史的時候，遵從的是他内心的“信仰”，而不是事實，他否認大屠殺，欺騙了公衆，是以，判被告黛博拉赢。
随後，黛博拉出席了企鵝出版社為她召開的新聞釋出會。當被問到她是否認同言論自由的時候，她說：
“言論自由的意思是，你可以表達你想說的任何話。但你不可以撒謊，然後還指望不用為那些謊言買單。不是所有的觀點都平等，而且有的事情發生，就像我們都知道它們發生。奴隸制是真實的，黑死病是真實的，地球是圓的，冰層正在融化，貓王已經不在人世間了。”
如果一位嚴謹治學的曆史學家，因為無意的錯誤而面臨法庭審判，無疑是恐怖的；但無心之失、言論自由，與刻意歪曲真相、種族主義，根本不是一回事。
參考大律師蘭普頓在法庭上所作的一個類比：
“就像一個總找錯零錢的餐館服務員，如果他是誠實的，那麼，我們可以預見，這種錯誤有時有利于顧客，有時有利于他自己。但歐文先生是那個不誠實的人。他的所有錯誤，都隻對他自己有利。他的反猶主義在他為希特勒辯護的行為中占了多大比重，并不重要，反之亦然。不管兩者是否聯系在一起，我們清楚的是，這些已經讓他利用其嚴肅曆史學家的聲譽，助其為希特勒恢複虛假名譽及惡毒散播反猶主義。”
整部電影，除了那些精彩的唇槍舌劍，讓我印象深刻的還有這幾幕場景：
冬日，濃霧籠罩下的奧斯維辛集中營，黛博拉、蘭普頓請來的專家指引他們來到毒氣室遺址，特意提醒他們：“你們腳下就是當時的屋頂。這裡是聖地，請小心一些。”遠處，一排排集中營默然不語，整齊靜穆的建築，卻仿佛讓我聽到了那些無辜的生命曾經留下的痕迹。
一位大屠殺幸存者請求黛博拉讓自己出庭作證，黛博拉答應了她，但被安東尼拒絕。勝訴後，黛博拉眼中依稀噙着淚花，說：“你們的聲音被聽到了，所有苦難都被聽到了。”
（主演蕾切爾·薇姿與黛博拉原型合影）
加利法官宣布黛博拉勝訴，退庭，人們漸次離開法庭，歐文大概想表現出輸人不輸陣的風度，走到蘭普頓身邊，伸出右手欲相握，大律師卻視而不見，直接走開了。
這是五年前的影片，現在重看，最大的感受，依然是：學術自由、言論自由，必須的，但并不是毫無邊界的。質疑，和歪曲事實，有着本質的差別。
最後，說一下現實中的歐文教授。
歐文的父親約翰·歐文（John Irving）曾是英國皇家海軍軍官。二戰期間，老歐文在輕型護衛艦愛丁堡号上服役。1942年4月30日，愛丁堡号和其它17艘戰艦一起，正護送13艘商船傳回英國。途經北冰洋時，這支龐大的隊伍遭到了德國驅逐艦和潛艇的襲擊。愛丁堡号受到重創，放棄修複，最終被英國海軍魚雷擊沉。老歐文在這次事故中幸存下來，但從此以後，與妻子和孩子們的關系大不如前，鮮少交流。
如果老歐文生前能告訴兒子小歐文多一些親身經曆，後來的歐文教授可能不會為希特勒搖旗呐喊；如果老歐文泉下有知，親生兒子竟然極力洗白納粹，會不會氣得從墳墓裡跳出來？
（圖檔來自網絡，版權歸原作者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