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形成是一個曆史過程，它是伴随着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形成而形成的。從曆史上看，“中華民族”這個概念在不同的曆史時期有不同的含義。現在我們所講的“中華民族”通常是指生長在中華大家庭中的五十六個民族的總稱，有時也指全體的中國人民。新中國成立後，我國加強了民族識别工作，增加了民族認同感，同時實行了民族區域自治制度，保障各族人民擁有高度管理本民族事務的權力。新時期改革開放以來，各民族獲得了前所未有的快速發展，社會發生翻天覆地的巨大變化。各民族人民的國家觀念和民族自豪感增強，這是曆史發展的必然結果，也是各族人民寶貴的精神财富和依托。
中國古代以來的文學中始終貫穿着國家統一和民族團結的豐富思想和精神内涵，并潛移默化地影響和塑造着人民的心理文化特征。古代文學承載着民族的曆史和記憶，如神話傳說儲存了我國遠古時代人民的集體無意識，古典詩詞能夠增加我們對我國古代燦爛文化的了解，古典小說名著集中記錄了我國人民的社會生活等。這些文學作品極大激發了廣大人民的愛國主義情感，增強了人民對國家和本民族的熱愛，也強化了他們對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認同，發揮了重要的思想啟蒙和認識教育的作用。抗日戰争時期，面對着國破家亡的危機，全國各族人民同仇敵忾、共同抵禦外敵入侵，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深入人心。抗戰文學集中展現了愛國主義的精神和各民族共同抗争的堅強信念。當代全國各民族文學之間互相影響、密切聯系，充分反映我們國家經濟社會的繁榮發展，積極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展現了一代又一代人的理想和追求。
文學作品中的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屬于思想傾向範疇，相對間接隐蔽，但卻是一個重要的主題和内容。正如經濟基礎與意識形态的關系一樣，是作用與反作用的循環，兩者互相作用，互相影響。在文學史中，不少作家以維護民族團結的人物如王昭君、松贊幹布等為題材，創作了多種體裁和形式的文學作品，既塑造了曆史人物的偉大形象，又宣傳了各民族友好團結的思想，發揮了良好的意識形态功能。這些作品通過文學的審美意蘊，作用于千千萬萬讀者的心理，促進了國家認同與改造社會的作用。是以，閱讀這些作品不僅能提升國民的審美水準，而且能進一步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特别是愛國主義題材的文學作品，極大地喚起人們的國家情懷，培養人們的集體觀念和愛國情操。
以廣西文學為例，它包括民間文學和作家文學兩個部分，是中國多民族文學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廣西境内有12個世居民族，他們團結和睦，被稱為全國民族團結的楷模。廣西文學中同樣也有着濃厚的國家和集體觀念，表現出鮮明的民族特色和家國情懷。
廣西民間文學中的
國家和集體觀念
民間文學在廣西文學中占據了很大的部分，其内容豐富多彩，形式多樣，包括神話傳說、民間故事長詩、山歌等。它們的思想内容各不相同，其中不乏宣傳中華民族傳統的勤勞、勇敢、熱愛和平、不屈不撓、自強不息等精神。遠古時代的人們還沒有明确的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但是他們面臨着各種自然災害，需要團結一緻才能戰勝共同的敵人，是以應該維護好各族人民的大團結和親密的兄弟關系。彜族民間傳說《插花節》講述這樣的故事：在遠古時候，洪水爆發，淹沒了土地。世界上隻剩下了兩兄妹，他們躲在一個大葫蘆裡用蠟封住葫蘆口。金龜老人勸說兄妹倆成親，他們倆無奈結婚後生下了一個肉團。這時金龜老人抽出寶劍劈開肉團，出現50個童男和童女。他們長大後互相婚配，就是今天的彜族、漢族、苗族、回族、藏族、白族、傣族等幾十個民族。各個民族都是同一個父母的後代。最後他們在長滿馬纓花的地方定居下來，這就是彜族馬纓花節的來曆，也叫插花節。後來在廣西境内的民間傳說《插花節》裡，則演變為兄妹倆生下了一個葫蘆，從裡面走出彜、苗、漢等八個民族，這種以血緣關系為紐帶的兄弟情誼，反映了各個民族之間的兄弟關系。
壯族民間故事《馬骨胡之歌》同樣展現了各族人民團結一緻共渡難關的思想。故事講述明代嘉靖年間，廣西壯族青年何文秀替父報仇的故事。他的父親何君達曾在朝廷主管軍械，但是被宰相陳連暗害，原因竟是因為他是壯族“蠻重”出身。何文秀曆經千辛萬苦和種種磨難，最終感動皇帝。他追查禍首并把陳連處死，命何文秀承襲父親的職務。這部傳奇由漢族的傳奇故事《玉钗記》改編而成，它巧妙地将原來的民族隔閡變成了具有忠奸鬥争的性質，進而宣傳了民族團結友好的強烈願望。歌中這樣寫道：“土人愛華夏，漢人愛壯家。明透與君達，好比松與杉。”歌中結尾還直接點明主題：“壯漢一家親哩，團結像一人，琴歌譜傳奇哩，從古唱到今。”
廣西民間文學不僅強調本民族内部的互助友愛，也注重加強同其他兄弟民族的團結，共同反抗外來侵略。在民族面臨危難之際，一些少數民族領袖号召人民勇于反抗外侵、保家衛國，成為了民間故事和民間傳說中的英雄人物。如壯族民間長歌《瓦氏夫人》，寫明朝嘉靖年間瓦氏夫人，本是廣西田州土司岑猛妻子，她的丈夫和兒子先後被指控為叛亂而被殺，孫子也戰死沙場，本是家族仇恨集于一身。但是，這時我國的東南沿海遭受倭寇侵襲，朝廷調她出兵抗倭。她以國家民族大義為重，毅然放下自己的利益，58歲了還率領族人去前線英勇殺敵，在江浙一帶同各族人民團結抗敵，打了多次勝仗，得到了朝廷的嘉獎和當地群衆的贊揚。瓦氏夫人這樣唱道：“如今事已到，不必記舊賬。眼下最要緊，齊心對豺狼！倭寇來侵犯，霸占我河山。強盜不趕走，百姓怎安生？平倭國家事，老娘記心上。國事大如天，家事算哪樁。”可見國家觀念在瓦氏夫人的心中始終占據了最重要的地位。另外，魏晉時期的民間故事《冼夫人》中的冼夫人、宋代以來的民間傳說《侬智高》中的侬智高等，也具有類似的反抗壓迫和侵略，展現國家統一和忠君愛國的思想，是廣西曆史上著名的英雄形象。
廣西作家文學中的
國家和民族情懷
廣西現代文學起步較晚，在新中國成立之後逐漸發展，新時期以來的文學創作則呈現了多樣化的繁榮态勢，并以邊緣崛起的方式走向全國的文壇。學者黃偉林在《廣西多民族文學的共同發展》一書中提出，廣西現當代文學經曆了三個高峰：一是抗日戰争期間桂林文化城抗戰文學的繁榮發展；二是新中國成立初即20世紀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少數民族文學的嶄露頭角，三是世紀之交文學桂軍的邊緣崛起。這三個時期的文學都不同程度地展現了國家統一和民族團結的思想，在彰顯民族特色的過程中，弘揚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
首先，在抗日戰争時期，廣西形成了桂林抗戰文學現象。這個時期的廣西文學主題是啟蒙和抗争，宣傳團結一緻抗戰。從1931年9月18日至1945年9月3日，出現了三次作家集結桂林的高峰期。一是1932年廣西師專成立，校長楊東莼邀請了在上海的新文學作家、學者沈起予、陳望道、夏征農、祝秀俠、楊潮、沈西苓等人來任教，組成了第一個文學團隊。他們系統化地帶來了新文學理念和新文學實踐，培養了一批桂林本土的新文學作家，奠定了桂林現代話劇運動的基礎。二是1938年廣州、武漢淪陷之後，一大批文人聚集桂林進行文化抗戰。歐陽予倩、夏衍、巴金、艾青、郭沫若、王魯彥、艾蕪、田漢、司馬文森等人，組建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桂林分會。三是太平洋戰争爆發，香港淪陷之後，林煥平、茅盾、胡風、端木蕻良、何香凝、柳亞子等人，将桂林的抗争文化推向了另一個高潮，成就了一批名篇佳作，完成了桂林文化城的文學定格。
旅居桂林的作家們組織文學社團，創辦文學刊物，培養文學青年等。他們的抗戰文學内容豐富、題材形式多樣，包括夏衍、孫陵、司馬文森等人的報告文學，艾青、彭燕郊、黃藥眠等人的詩歌，胡适、胡政之、豐子恺、馮至、巴金、艾蕪等人的散文，茅盾、巴金、艾蕪、王魯彥、駱賓基、端木蕻良、司馬文森等人的小說。他們創作的著名作品有艾青的抒情詩《我愛這土地》、豐子恺的散文《桂林的山》、茅盾的長篇小說《霜葉紅于二月花》、郭沫若的戲劇《屈原》等，反映了抗戰時期我國社會和人民遭受的災難深重的情況，旗幟鮮明地主張和弘揚愛國主義精神，起到了以文藝宣傳抗戰救亡的作用，極大鼓舞了全國人民的抗日信心，發揮了文學的教育功能，産生了巨大的社會和政治作用，同時也促進了廣西本土文學從舊文學向新文學的轉型。
其次，新中國成立初期是廣西文學的自我追尋和自我發現時期。新中國成立後經過民族識别工作，促進了少數民族意識的覺醒，同時民族文學創作取得了顯著的成績。少數民族作家們積極宣傳共産黨的民族政策，歌唱社會主義新中國，激發了各族人民對新生活的熱愛和向往之情。與此同時，少數民族文學還勇敢承擔起了“視窗”和“橋梁”的使命和任務，讓全國人民認識和了解本民族的生活和文化，使大家形成一種民族平等、團結互助的濃厚氛圍。廣西當代的作家文學也傳承了優秀民族文化傳統，彰顯了個人生活與家國命運的密切聯系。如壯族作家陸地的長篇小說《美麗的南方》生動描寫了我國南方的土地改革運動，知識分子韋廷忠在共産黨的上司下，聯合工農群衆取得土改的勝利，使得當地群衆翻身當家作主，過上幸福的生活。仫佬族詩人包玉堂的政治抒情詩《歌唱我的民族》《仫佬族走坡組詩》等，熱情洋溢歌唱社會主義新中國，贊頌仫佬族人民的新生活。侗族作家苗延秀的長篇叙事詩《大苗山交響曲》《元宵夜曲》則分别反映苗族和侗族人民在我國現代轟轟烈烈的革命運動中，勇于反抗封建的鬥争和社會生活等。此外，壯族詩人韋其麟的長篇叙事詩《百鳥衣》，通過描寫古代古卡和依娌反抗土司壓迫的傳奇愛情故事，展現了壯族人民熱愛勞動、善良勇敢的品質。這時期根據壯族民間傳說寫出的歌劇《劉三姐》，反映了劉三姐熱愛勞動、以歌傳情、敢于反抗的堅強故事，歌頌了她美麗賢惠、聰明能幹、能歌善舞的優秀品質，“起到了鼓舞民族自尊心、激發民族自豪感、振奮民族精神，改變民族精神面貌的積極作用”。
在新時期，廣西文學創作形成了多民族文學共同繁榮發展的良好局面。文學作品既彰顯民族特色，描繪了民族地區秀麗的自然風光和民風民俗，也反映了國家層面的滄桑巨變，特别是改革開放帶來的物質生活的巨大進步和人民心理觀念的變化。王雲高和李棟合著的短篇小說《彩雲歸》寫20世紀70年代末台灣少将軍醫黃維芝，因思念大陸的妻子，最終回到大陸團聚的故事，有力表現了祖國統一的時代主題。該作品1979年獲得了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陸地的《瀑布》繼續描寫現代廣西的現實生活和革命鬥争，講述了青年知識分子韋步平的英雄故事和壯族人民覺醒并走向現代化的曆程，反映了青年人的道路和國家的命運息息相關。瑤族作家藍懷昌的民族風情小說《波努河》則反映了改革開放以來瑤族鄉村的巨大變化，展現了少數民族群衆的集體觀念和敢于改革創新的思想。另外，潘琦的文化散文、韋俊海和黃佩華的紅水河地域文化小說、潘紅日的桂西北叙事小說等無不具有鮮明的民族特色，同時與國家命運和時代發展緊密相連。
1990年代末，廣西文學緊跟全國文學創作步伐，獲得快速繁榮和發展，并在全國形成一定的影響力。随着東西和鬼子先後獲得魯迅文學獎，和作家李馮一起，有廣西“文學三劍客”之稱。在創作手法和藝術上，廣西作家們各顯神通、各具特色，東西的先鋒小說、黃佩華的現實主義、鬼子的現代主義、凡一平的後現代主義等赢得了廣泛的好評。凡一平近年打造的“上嶺村”系列小說《上嶺村的謀殺》《天等山》《蟬聲唱》等，更是受到影視界的青睐。新世紀以來，廣西文壇又出現了“後三劍客”田耳、朱山坡、CD光牒等，他們的小說同樣描寫廣西當下的現實生活，展現了南方的地域特色和人文色彩。在散文創作方面，出版了淩渡的《故鄉的坡歌》、馮藝的《桂海蒼茫》《紅土黑衣》、藍陽春的《歌潮》、嚴鳳華的《總角流年》等散文集，無不具有濃郁的廣西民族文化特色，展現出“美麗的南方”的生機活力與家國情懷。同時，我們也要注意到，在第十二屆全國少數民族文學創作駿馬獎評選中，廣西有3部作品獲獎，分别是潘紅日的長篇小說《駐村筆記》、李約熱的中短篇小說《人間消息》、莫景春的散文集《被風吹過的村莊》。再加上近些年獲獎的鐘日勝、陶麗群等作家，集中展現了廣西文學的創作活力。
總之，從廣西古代的民間文學到現當代的作家文學，都彰顯着鮮明的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在現當代的文學作品中，廣西作家們既表現中華民族共同的民族精神，又展示了廣西世居民族在生活和藝術上的鮮明特色。我國是一個地域遼闊、幅員寬廣的多民族國家，在目前複雜多變的國際環境中，維護國家統一和民族團結，不僅是各族人民的共同願望，更是全體人民的最高利益。在當代我國文學創作日新月異發展的過程中，作為新時代的文藝工作者，要進一步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弘揚愛國主義精神，充分發揮文學作品的審美和教育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