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是一个历史过程，它是伴随着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而形成的。从历史上看，“中华民族”这个概念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含义。现在我们所讲的“中华民族”通常是指生长在中华大家庭中的五十六个民族的总称，有时也指全体的中国人民。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加强了民族识别工作，增加了民族认同感，同时实行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保障各族人民拥有高度管理本民族事务的权力。新时期改革开放以来，各民族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快速发展，社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各民族人民的国家观念和民族自豪感增强，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各族人民宝贵的精神财富和依托。
中国古代以来的文学中始终贯穿着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丰富思想和精神内涵，并潜移默化地影响和塑造着人民的心理文化特征。古代文学承载着民族的历史和记忆，如神话传说保存了我国远古时代人民的集体无意识，古典诗词能够增加我们对我国古代灿烂文化的了解，古典小说名著集中记录了我国人民的社会生活等。这些文学作品极大激发了广大人民的爱国主义情感，增强了人民对国家和本民族的热爱，也强化了他们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认同，发挥了重要的思想启蒙和认识教育的作用。抗日战争时期，面对着国破家亡的危机，全国各族人民同仇敌忾、共同抵御外敌入侵，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入人心。抗战文学集中体现了爱国主义的精神和各民族共同抗争的坚强信念。当代全国各民族文学之间相互影响、密切联系，充分反映我们国家经济社会的繁荣发展，积极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现了一代又一代人的理想和追求。
文学作品中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属于思想倾向范畴，相对间接隐蔽，但却是一个重要的主题和内容。正如经济基础与意识形态的关系一样，是作用与反作用的循环，两者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在文学史中，不少作家以维护民族团结的人物如王昭君、松赞干布等为题材，创作了多种体裁和形式的文学作品，既塑造了历史人物的伟大形象，又宣传了各民族友好团结的思想，发挥了良好的意识形态功能。这些作品通过文学的审美意蕴，作用于千千万万读者的心理，促进了国家认同与改造社会的作用。因此，阅读这些作品不仅能提升国民的审美水平，而且能进一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特别是爱国主义题材的文学作品，极大地唤起人们的国家情怀，培养人们的集体观念和爱国情操。
以广西文学为例，它包括民间文学和作家文学两个部分，是中国多民族文学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广西境内有12个世居民族，他们团结和睦，被称为全国民族团结的楷模。广西文学中同样也有着浓厚的国家和集体观念，表现出鲜明的民族特色和家国情怀。
广西民间文学中的
国家和集体观念
民间文学在广西文学中占据了很大的部分，其内容丰富多彩，形式多样，包括神话传说、民间故事长诗、山歌等。它们的思想内容各不相同，其中不乏宣传中华民族传统的勤劳、勇敢、热爱和平、不屈不挠、自强不息等精神。远古时代的人们还没有明确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但是他们面临着各种自然灾害，需要团结一致才能战胜共同的敌人，因此应该维护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和亲密的兄弟关系。彝族民间传说《插花节》讲述这样的故事：在远古时候，洪水爆发，淹没了土地。世界上只剩下了两兄妹，他们躲在一个大葫芦里用蜡封住葫芦口。金龟老人劝说兄妹俩成亲，他们俩无奈结婚后生下了一个肉团。这时金龟老人抽出宝剑劈开肉团，出现50个童男和童女。他们长大后相互婚配，就是今天的彝族、汉族、苗族、回族、藏族、白族、傣族等几十个民族。各个民族都是同一个父母的后代。最后他们在长满马缨花的地方定居下来，这就是彝族马缨花节的来历，也叫插花节。后来在广西境内的民间传说《插花节》里，则演变为兄妹俩生下了一个葫芦，从里面走出彝、苗、汉等八个民族，这种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兄弟情谊，反映了各个民族之间的兄弟关系。
壮族民间故事《马骨胡之歌》同样体现了各族人民团结一致共渡难关的思想。故事讲述明代嘉靖年间，广西壮族青年何文秀替父报仇的故事。他的父亲何君达曾在朝廷主管军械，但是被宰相陈连暗害，原因竟是因为他是壮族“蛮重”出身。何文秀历经千辛万苦和种种磨难，最终感动皇帝。他追查祸首并把陈连处死，命何文秀承袭父亲的职务。这部传奇由汉族的传奇故事《玉钗记》改编而成，它巧妙地将原来的民族隔阂变成了具有忠奸斗争的性质，从而宣传了民族团结友好的强烈愿望。歌中这样写道：“土人爱华夏，汉人爱壮家。明透与君达，好比松与杉。”歌中结尾还直接点明主题：“壮汉一家亲哩，团结像一人，琴歌谱传奇哩，从古唱到今。”
广西民间文学不仅强调本民族内部的互助友爱，也注重加强同其他兄弟民族的团结，共同反抗外来侵略。在民族面临危难之际，一些少数民族领袖号召人民勇于反抗外侵、保家卫国，成为了民间故事和民间传说中的英雄人物。如壮族民间长歌《瓦氏夫人》，写明朝嘉靖年间瓦氏夫人，本是广西田州土司岑猛妻子，她的丈夫和儿子先后被指控为叛乱而被杀，孙子也战死沙场，本是家族仇恨集于一身。但是，这时我国的东南沿海遭受倭寇侵袭，朝廷调她出兵抗倭。她以国家民族大义为重，毅然放下自己的利益，58岁了还率领族人去前线英勇杀敌，在江浙一带同各族人民团结抗敌，打了多次胜仗，得到了朝廷的嘉奖和当地群众的赞扬。瓦氏夫人这样唱道：“如今事已到，不必记旧账。眼下最要紧，齐心对豺狼！倭寇来侵犯，霸占我河山。强盗不赶走，百姓怎安生？平倭国家事，老娘记心上。国事大如天，家事算哪桩。”可见国家观念在瓦氏夫人的心中始终占据了最重要的地位。另外，魏晋时期的民间故事《冼夫人》中的冼夫人、宋代以来的民间传说《侬智高》中的侬智高等，也具有类似的反抗压迫和侵略，体现国家统一和忠君爱国的思想，是广西历史上著名的英雄形象。
广西作家文学中的
国家和民族情怀
广西现代文学起步较晚，在新中国成立之后逐步发展，新时期以来的文学创作则呈现了多样化的繁荣态势，并以边缘崛起的方式走向全国的文坛。学者黄伟林在《广西多民族文学的共同发展》一书中提出，广西现当代文学经历了三个高峰：一是抗日战争期间桂林文化城抗战文学的繁荣发展；二是新中国成立初即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少数民族文学的崭露头角，三是世纪之交文学桂军的边缘崛起。这三个时期的文学都不同程度地体现了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思想，在彰显民族特色的过程中，弘扬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首先，在抗日战争时期，广西形成了桂林抗战文学现象。这个时期的广西文学主题是启蒙和抗争，宣传团结一致抗战。从1931年9月18日至1945年9月3日，出现了三次作家集结桂林的高峰期。一是1932年广西师专成立，校长杨东莼邀请了在上海的新文学作家、学者沈起予、陈望道、夏征农、祝秀侠、杨潮、沈西苓等人来任教，组成了第一个文学团队。他们系统化地带来了新文学理念和新文学实践，培养了一批桂林本土的新文学作家，奠定了桂林现代话剧运动的基础。二是1938年广州、武汉沦陷之后，一大批文人聚集桂林进行文化抗战。欧阳予倩、夏衍、巴金、艾青、郭沫若、王鲁彦、艾芜、田汉、司马文森等人，组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桂林分会。三是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之后，林焕平、茅盾、胡风、端木蕻良、何香凝、柳亚子等人，将桂林的抗争文化推向了另一个高潮，成就了一批名篇佳作，完成了桂林文化城的文学定格。
旅居桂林的作家们组织文学社团，创办文学刊物，培养文学青年等。他们的抗战文学内容丰富、题材形式多样，包括夏衍、孙陵、司马文森等人的报告文学，艾青、彭燕郊、黄药眠等人的诗歌，胡适、胡政之、丰子恺、冯至、巴金、艾芜等人的散文，茅盾、巴金、艾芜、王鲁彦、骆宾基、端木蕻良、司马文森等人的小说。他们创作的著名作品有艾青的抒情诗《我爱这土地》、丰子恺的散文《桂林的山》、茅盾的长篇小说《霜叶红于二月花》、郭沫若的戏剧《屈原》等，反映了抗战时期我国社会和人民遭受的灾难深重的情况，旗帜鲜明地主张和弘扬爱国主义精神，起到了以文艺宣传抗战救亡的作用，极大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日信心，发挥了文学的教育功能，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和政治作用，同时也促进了广西本土文学从旧文学向新文学的转型。
其次，新中国成立初期是广西文学的自我追寻和自我发现时期。新中国成立后经过民族识别工作，促进了少数民族意识的觉醒，同时民族文学创作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少数民族作家们积极宣传共产党的民族政策，歌唱社会主义新中国，激发了各族人民对新生活的热爱和向往之情。与此同时，少数民族文学还勇敢承担起了“窗口”和“桥梁”的使命和任务，让全国人民认识和了解本民族的生活和文化，使大家形成一种民族平等、团结互助的浓厚氛围。广西当代的作家文学也传承了优秀民族文化传统，彰显了个人生活与家国命运的密切联系。如壮族作家陆地的长篇小说《美丽的南方》生动描写了我国南方的土地改革运动，知识分子韦廷忠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联合工农群众取得土改的胜利，使得当地群众翻身当家作主，过上幸福的生活。仫佬族诗人包玉堂的政治抒情诗《歌唱我的民族》《仫佬族走坡组诗》等，热情洋溢歌唱社会主义新中国，赞颂仫佬族人民的新生活。侗族作家苗延秀的长篇叙事诗《大苗山交响曲》《元宵夜曲》则分别反映苗族和侗族人民在我国现代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中，勇于反抗封建的斗争和社会生活等。此外，壮族诗人韦其麟的长篇叙事诗《百鸟衣》，通过描写古代古卡和依娌反抗土司压迫的传奇爱情故事，体现了壮族人民热爱劳动、善良勇敢的品质。这时期根据壮族民间传说写出的歌剧《刘三姐》，反映了刘三姐热爱劳动、以歌传情、敢于反抗的坚强故事，歌颂了她美丽贤惠、聪明能干、能歌善舞的优秀品质，“起到了鼓舞民族自尊心、激发民族自豪感、振奋民族精神，改变民族精神面貌的积极作用”。
在新时期，广西文学创作形成了多民族文学共同繁荣发展的良好局面。文学作品既彰显民族特色，描绘了民族地区秀丽的自然风光和民风民俗，也反映了国家层面的沧桑巨变，特别是改革开放带来的物质生活的巨大进步和人民心理观念的变化。王云高和李栋合著的短篇小说《彩云归》写20世纪70年代末台湾少将军医黄维芝，因思念大陆的妻子，最终回到大陆团聚的故事，有力表现了祖国统一的时代主题。该作品1979年获得了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陆地的《瀑布》继续描写现代广西的现实生活和革命斗争，讲述了青年知识分子韦步平的英雄故事和壮族人民觉醒并走向现代化的历程，反映了青年人的道路和国家的命运息息相关。瑶族作家蓝怀昌的民族风情小说《波努河》则反映了改革开放以来瑶族乡村的巨大变化，体现了少数民族群众的集体观念和敢于改革创新的思想。另外，潘琦的文化散文、韦俊海和黄佩华的红水河地域文化小说、潘红日的桂西北叙事小说等无不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同时与国家命运和时代发展紧密相连。
1990年代末，广西文学紧跟全国文学创作步伐，获得快速繁荣和发展，并在全国形成一定的影响力。随着东西和鬼子先后获得鲁迅文学奖，和作家李冯一起，有广西“文学三剑客”之称。在创作手法和艺术上，广西作家们各显神通、各具特色，东西的先锋小说、黄佩华的现实主义、鬼子的现代主义、凡一平的后现代主义等赢得了广泛的好评。凡一平近年打造的“上岭村”系列小说《上岭村的谋杀》《天等山》《蝉声唱》等，更是受到影视界的青睐。新世纪以来，广西文坛又出现了“后三剑客”田耳、朱山坡、光盘等，他们的小说同样描写广西当下的现实生活，体现了南方的地域特色和人文色彩。在散文创作方面，出版了凌渡的《故乡的坡歌》、冯艺的《桂海苍茫》《红土黑衣》、蓝阳春的《歌潮》、严凤华的《总角流年》等散文集，无不具有浓郁的广西民族文化特色，体现出“美丽的南方”的生机活力与家国情怀。同时，我们也要注意到，在第十二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评选中，广西有3部作品获奖，分别是潘红日的长篇小说《驻村笔记》、李约热的中短篇小说《人间消息》、莫景春的散文集《被风吹过的村庄》。再加上近些年获奖的钟日胜、陶丽群等作家，集中体现了广西文学的创作活力。
总之，从广西古代的民间文学到现当代的作家文学，都彰显着鲜明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现当代的文学作品中，广西作家们既表现中华民族共同的民族精神，又展示了广西世居民族在生活和艺术上的鲜明特色。我国是一个地域辽阔、幅员宽广的多民族国家，在当前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中，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不仅是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更是全体人民的最高利益。在当代我国文学创作日新月异发展的过程中，作为新时代的文艺工作者，要进一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充分发挥文学作品的审美和教育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