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文玲：我的文學朋友們

我與文學結緣，如果從13歲發表那篇小小說開始，會很漫長而啰嗦，我就倒過來長話短說。

細細回憶，2019年10月23日，我為《人民文學》創刊七十周年，發表了《以文載道向學而生》的文章，用毛筆書寫了四句賀詞：

與國同壽七十年，無盡人生在紙間。

淋漓筆墨多少事，美美與共永相連。

應軍/攝

“文玲書院”建立後，有老上司劉楓同志題寫的“盛世興文”。“筆耕樂”開頭，接着是好幾個朋友共同書寫了下面兩句話：“與有肝膽人共事，從無字句處讀書”。吉狄馬加同志題了：“胸中湧動時代風雲，筆底沉留人間滄桑”。石碑後面四個大字：“夢筆生香”則是蔣子龍先生題寫的，前後書寫的著名作家還有王蒙、袁鷹、陳世旭、王巨才……已故的著名作家張賢亮等。

莫言為祝賀我創作五十周年題寫的字幅很有特别的味道；他首先提到我的小說《青燈》；最後兩句是：“回首望故裡，楚門鑲玉環”。特别是這個“鑲”字，用得太妙了！隻有莫言能寫出來。

上世紀八十年代初，德國有位老太太賽夫人，她很有心地邀請了十來個著名作家到德國來參觀遊覽。應邀的有：瑪拉沁夫、從維熙、王安憶、張炜、張承志、莫言等。

在參觀一個農莊時（這個農莊又大又安靜又漂亮），莫言很感慨地對我說：以後我老了，如果能有這樣一個農莊，我就心滿意足了……是以說，我和莫言很早就有很深的友誼，見面無話不談；他也是從頭到腳從過去到現在，說話的樣子，方方面面，從沒顯示自己很高貴；他多次說過：我是農村裡的孩子，從小到今，我很愛聽故事、講故事，說好故事。寫好故事是他的本分。

是以，作為一個寫小說的作家來說，就是要編好故事，講好故事，寫好故事。

另一位好朋友，我要講的是：王安憶。

我認識安憶之前，先是認識了她母親茹志鵑。

1977年秋，我們在北京參加“全國短篇小說座談會”上認識。這個會議，是以《人民文學》名義召開的，參加的有四五十人之多。會後留下了一張合影照。從中國作協來說，這是一張極其珍貴的照片，他們的音容笑貌，讓我至今記憶猶新。第一排中間的，就是茅盾、賀敬之、劉白羽、李季、張光年、沙汀、周立波、王朝聞等中國作協的元老，都是我景仰膜拜的老前輩。

會議結束後，茅公就以《我是一個老兵》為題，寫了對中國文學的期盼和希望。主持這次會議的，就是當時的《人民文學》主編張光年（光未然）先生。

我第一次走進《人民文學》，是1976年末。那年，我鬼使神差地鬥膽把幾篇小說寄給了《人民文學》，沒料到很快收到編輯的回信，讓我有空到他們編輯部去。

花如雪、雪如花的一天，我踩着滿地的雪泥走進了“東四八條52号”的那幢樓房！小說組主編許以和編輯向前看見我來了，很親切地叫着另一位編輯王朝垠：“快來，快來……”就這樣，她們與我聊天說話，親如一家。

後來，責編塗光群、王朝垠一起把我寫好的短篇小說《丹梅》推薦給主編張光年先生。

《人民文學》小說組組長塗光群曾經告訴我：“光年同志看了我們送給他的《丹梅》清樣，很興奮地對編輯們說：讀了這篇小說，心緒很愉快，我一推窗子，外面剛落過雪，一股清純清亮的空氣撲面而入；這和小說帶給我們的清新氣息是那麼相似……聽，光年同志在用詩人的語言稱贊你呢！”

對我來說，一位文壇前輩、衆所尊仰的詩人、文藝評論家、《黃河大合唱》的詞作者光未然，以如詩的語言勉勵我這個剛剛冒頭的業餘作者，這暖心良言無疑是最及時的春雨。

是以說，張光年是引導我走上文學之路的恩師！

後來，我發表的作品，84歲高齡的他，都親自過目，包括我的長篇小說《無夢谷》，他都細細閱讀，并以日記體寫了讀後感。

他工作非常忙，還請著名文藝評論家孔羅荪先生冒着風雪來看望我，并為我的第一部小說集《無花果》寫了序。

當時，我在河南工作，是鄭州制筆廠的勞工，“三班倒”，很累，工廠離家很遠，每天起早摸黑，但我心裡很高興，畢竟我成了真正的勞工了！不久也成為最早一批中國作協會員，後來我和蔣子龍、陳建功三人被稱為“勞工作家”。有趣的是，王安憶和我第一次在她家見面時，還叫我“阿姨！”沒想到三年後，我和安憶、蔣子龍、賈大山、陳世旭……成為第五期文學講習所的同班同學。人生多麼奇妙。

大山是我在文講所的最好朋友之一，他是河北正定人，他的文章寫得特别棒！人也很幽默，他的作品《取經》是他的代表作；可惜的是他去世太早了，我們都為他黯然淚下！習總書記還為他寫了一篇很感人的文章：《憶大山》！

從進講習所起，安憶總是特别勤奮，每天看書寫文章，發表了很多好作品……是以，隻要在報刊上看到這些老朋友的文章，我都會仔細閱讀。（葉文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