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多年前，蘇聯一夜之間土崩瓦解震驚世界。誠然，蘇聯解體是多種因素的結果，但在國家危急存亡的關鍵時期，蘇聯軍隊的“變質”确實加速了國家的崩潰。
1918年，蘇維埃工農國防委員會成立，專門上司蘇俄紅軍及一切武裝力量。在當時，列甯上司軍隊的根本原則是“黨對軍隊的絕對上司”，也就是蘇俄國内的軍隊必須堅持布爾什維克黨的上司，其他政黨均無染指國家軍隊的權力。
為踐行這一治軍原則，列甯不僅擔任蘇俄政府的領袖，更擔任國防委員會主席，實作了黨政軍事務的一肩挑。靠着這種特殊的軍隊上司原則，蘇俄很快取得了國内戰争的勝利。
等到衛國戰争時期，面對蘇軍在正面戰場上的節節敗退局面，斯大林決定重新實行政治委員制度，并在團級以上部隊派駐政勞工員。這實際上加深了布爾什維克黨在軍隊内的政治地位，使得蘇聯軍隊的思想政治化進一步加深強化。
政治委員制度重新煥發生機後，蘇軍很快改變了戰鬥力低下、組織渙散的不利情況，全軍迸發了強烈、旺盛的戰鬥情緒。在持續高漲的蘇聯軍威面前，德軍的優勢急轉直下，先後在莫斯科、列甯格勒、斯大林格勒城下遭遇了重大失利。
不過，後來在國家變革的關鍵時期，蘇聯内部的政治鬥争嚴重影響了蘇軍的組織結構，導緻蘇軍内部紀律渙散，基本失去了履職盡責的能力。
事實上，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為推行所謂的“新思維”改革，戈爾巴喬夫從削減軍費開始對蘇軍内部進行改革。
據資料記載，以戈爾巴喬夫為首的蘇聯上司層自改革之初就主動放棄了對軍隊的上司權。在組織上，戈爾巴喬夫不僅削減了軍費開支，還在多個方面對蘇軍的政治思想展開“解放”，其中最主要的就是裁撤了8萬名政治軍官。這直接導緻了蘇軍内部的分化和思想上的混亂。
而戈爾巴喬夫對軍隊的改革遠不止于此。在蘇聯國家的行政結構中，總政治部是布爾什維克黨的一個下屬部門，具有專門的“指揮權”。
這種指揮權表現為總政治部可以公開選派政治委員進駐各軍隊，由此來發展蘇軍内部的愛國主義意識和意識形态教育。靠着這種獨特的軍隊思想組織系統，蘇軍在曆次反侵略戰争中幾乎無往不勝。
不過，随着蘇聯内部政治鬥争的加劇，總政治部的職權也在逐漸縮減。等到戈爾巴喬夫一上台，蘇軍内部的思想情況就越發混亂，所謂的“新思維”不僅抽空了蘇軍的政治思想基礎，還導緻蘇軍内部的“非黨化”、“非政治化”思潮越發嚴重。
斯大林曾明确強調：“無産階級軍隊需要鐵的紀律和嚴格管理”。縱觀蘇軍的發展史，這一軍隊原則被很好地貫徹于蘇軍的基礎建設之中。
然而，戈爾巴喬夫所推行的軍隊“非黨化”傾向，卻嚴重破壞了蘇軍的紀律和秩序，緻使強大的軍隊淪為一盤散沙。當進階軍官對改革各執一詞、中級軍官處于迷茫之時，蘇軍後來的悲慘結局也就可以被預見了。
事實上，政治作為軍隊的天然屬性，古今中外沒有哪個國家可以真正做到“非黨化”。哪怕就是古代王朝統治期間，君主對軍隊的滲透也無孔不入，你看明朝末期衍生的遼東軍事集團就是一個典型案例。
從這一層面考慮，世界上所任何的軍隊都從屬于一定的政治集團，具有鮮明的階級屬性，而階級性從根本上來說就是政治性。是以，不論是資本主義國家還是社會主義國家，建立軍隊都是維護本國安全和社會穩定。
用恩格斯的話來說，國家就是一個階級壓迫另一個階級的工具，軍隊隻是實作這一利益的具體手段而已。
西方國家本質上也擺脫不了這一根本政治屬性。他們一方面鼓吹軍隊“非黨化”，另一方面卻在暗地裡掩蓋自己軍隊的“政黨化”屬性。
在實行“軍隊非政治化”論調的西方國家，由于實施兩黨交替執政或多黨化執政的制度，不管哪一派上台，軍隊都要表現出對執政黨的絕對忠誠。這就給人一種錯覺，似乎這些西方國家的軍隊隻維護本國的安全穩定，絲毫不摻和政治鬥争。
可事實真的如此嗎？作為執政黨服務對象的資本家集團掌握着國家的經濟命脈，操控着國家的基本統治。是以無論哪個政黨上台，它都代表着資産階級的利益，也不能改變其資産階級專政的本質。這實際上還是維持了西方軍隊對資産階級政黨的支援，而所謂的“非黨化”原則也隻是說說罷了。
西方敵對勢力之是以鼓吹所謂的“軍隊非政治化”原則，還是旨在削弱人民軍隊的政治本色。但他們忘了一件事，蘇聯的前車之鑒還在，他們搞的這一套早就已經過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