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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裡烏波爾是俄烏沖突的激戰區，經過一個月拉鋸，這座海濱城市已成廢墟。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馬裡烏波爾也處于西方的納粹德國和東方蘇聯争奪的前沿，幸存的市民作為強制勞工，被擄往德國服苦役。《她來自馬裡烏波爾》就是一位馬裡烏波爾勞工後代，尋找瘋癫母親生世的非虛構作品，在這個過程中重新揭開曆史的傷口。
這本書作者的母親葉芙根尼娅，在東西方博弈的戰争中經曆了屠殺、饑餓與虐待後，終于瘋狂自殺。權力遊戲背後，柔弱女人成了殘酷曆史中一個流血的人質。
“如果你看見過我曾見到的”
從4歲開始，娜塔莎就生活在随時可能失去母親的恐懼中。她和父母住在德國紐倫堡一個廢棄的工廠倉庫裡，家具隻有行軍床和一張桌子。母親葉芙根尼娅是個美麗的女人，五官深邃，眼睛像兩潭沉靜的湖水。
和外表相反，葉芙根尼娅的性情陰沉而瘋癫。她總對娜塔莎說，自己不是她的親生母親，時常為小事打她，獨坐時，她的雙眼望向某個娜塔莎看不見的地方。長大一些後，娜塔莎每晚都在母親的腳上系一條繩子，自己緊緊攥住另一端，生怕母親離開或出事。
但母親最終還是離開了。在娜塔莎10歲時，她離開家，抛下丈夫和兩個年幼的女兒，沒有再回來。
《她來自馬裡烏波爾》（以下簡稱《她》）的書寫發生在半個多世紀後。2013年，娜塔莎無意間在俄羅斯網際網路上輸入母親的名字。這隻是她多年尋找母親早年生活蹤迹過程中再尋常不過的一個舉動。她知道母親來自烏克蘭馬裡烏波爾，但幾十年探尋下來，娜塔莎仍沒有找到任何線索，證明母親曾在烏克蘭生活過。
這一次，幸運降臨了。網際網路上彈出一個關于母親的詞條，娜塔莎抓住這個線頭，在一位熱衷找人的網友的幫助下，開始了母親生世的探尋之旅。
《她》的第一部分有些像偵探小說，一個線索勾連另一個線索，一位親人引來另一位親人。母親的家族一點點揭開面紗：葉芙根尼娅的父母都出身于顯赫的富商家庭，父親曾因反對沙皇的統治被流放西伯利亞20年，後來因又一場政治運動自殺。家中大女兒、葉芙根尼娅的姐姐莉迪亞也因為參與反對蘇聯的活動被流放。她們的母親去流放地找大女兒時戰争爆發，母女倆再也沒有回到烏克蘭。葉芙根尼娅23歲時被送到納粹德國服強制勞役，哥哥早在此前已經離家，一家人就此失散。
圖 | 葉芙根尼娅，約1943-1944年
從葉芙根尼娅還未出生到她被迫離開家鄉，數十年裡，烏克蘭在納粹德國和蘇聯兩個龐大勢力的夾縫間，被反複蹂躏、摧殘。馬裡烏波爾，一座美麗的海濱城市，到處是焦土和廢墟。葉芙根尼娅的洗禮被迫推遲，因為本該受洗的那天，“院子裡的子彈像下冰雹似的滿天飛”。
馬裡烏波爾和烏克蘭的困境今天仍然存在。這個被稱為“歐洲之門”的國家，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再次成為東西方博弈的前哨。日前，俄軍圍攻馬裡烏波爾，城市被轟炸，據稱已經找不到一棟完整的建築。而《她》一書的作者，生活在德國的娜塔莎正忙于照顧從烏克蘭逃出的親友。
曆史離當下并不遙遠，記錄是抵抗遺忘的方式。母親曾很多次對娜塔莎說：“如果你看見過我曾見到的……”，直到這一次，娜塔莎才部分窺見了母親早年的生活。比如，驚慌的平民扶老攜幼地四散逃亡，寄人籬下；戰亂中母親家裡斷了水，大家隻能從外面的水泵小心翼翼地取水。而眼下，馬裡烏波爾的市政設施被毀壞，當地居民也隻能靠打泉水度日。
不過，這也隻是戰争引發無數苦難中最堪輕描淡寫的幾種。
“閉上眼睛，捂住耳朵，緊閉嘴巴”
差不多半個世紀裡，娜塔莎完全不知道自己是強制勞工的孩子。盡管在她的童年時期，身邊幾乎都是二戰時的強制勞工，但包括她的父母在内，沒有人提起那段黑暗的過往。接受中國媒體采訪時娜塔莎提及，在而立之年後，自己才第一次有意識地聽聞納粹德國曾有強制勞役。又過去大概十年，她才意識到并推算出自己是戰争快結束時在一所強制勞工營中出生。
娜塔莎隻知道，1941年10月，德軍占領馬裡烏波爾，開始大肆屠殺斯拉夫人。1944年4月，蘇聯紅軍奪回烏克蘭的另一座港口城市敖德薩，德國全面潰敗在即，她的父母在最後時刻離開了烏克蘭。他們知道前方是地獄般的強制勞役，但如果留在蘇聯治下，以葉芙根尼娅的貴族出身也不會有生路，“他們隻能在鼠疫和霍亂中選擇一個”。
葉芙根尼娅被配置設定到一家軍工企業，從此失去姓名，變成勞工證上的一個編号。烏克蘭勞工必須佩戴藍底白字的OST（“東方勞工”的縮寫）标志，在勞工營中屬于最底層。
圖 | “東方勞工”标志
強制勞工每天工作12個小時，被迫制造用來轟炸自己祖國的武器。他們缺衣少食，随時要承受看守的懲罰和辱罵，有些勞工營的條件甚至比集中營更惡劣。全德意志勞動力調配全權總代表弗裡茨·紹克爾訓示：哪怕他們在勞動中犯了一丁點錯，也要立刻通報警察，絞死，槍斃。
華盛頓猶太人大屠殺紀念館的研究資料顯示，在曾經的第三帝國的土地上，有3萬個這樣的強制勞工營。可相比舉世聞名的奧斯維辛等集中營，巨量強制勞工的遭遇一直鮮為人知。很多受害者像葉芙根尼娅一樣不願提起這段經曆，壓抑創痛的記憶以保護自己。阻止他們開口的還有恥辱感和羞愧感。娜塔莎接受采訪時曾分析這些勞工的心理：許多人為自己的不幸感到羞愧，并将其視為個人的失敗。
另一些人，如娜塔莎的表兄伊戈爾，則一直生活在曾經無孔不入的政權的陰影下。伊戈爾随父母在蘇聯的勞改營中長大，娜塔莎曾期盼，他會是家族曆史的講述者和見證人。但嚴酷的成長環境，讓伊戈爾從小就學會了自我封閉。“他像格言裡著名的三隻猴子一樣生活：閉上眼睛，捂住耳朵，緊閉嘴巴”，不僅不肯提及自己和親人的遭遇，甚至到了2013年，伊戈爾仍然不願，或是不敢說出希特勒和斯大林的名字。
在研究斯大林時代蘇聯私人生活的《耳語者》一書中，作者奧蘭多·費吉斯提到：俄羅斯語言中有兩個詞代表“耳語者”-----第一是指怕人偷聽而竊竊低語的人，第二是指暗地裡向當局彙報的舉報人。個中的差別起源于斯大林年代，其時，整個蘇維埃社會全由耳語者們組成，或是第一種，或是第二種。無數的伊戈爾，成為永遠的第一種“耳語者”。
娜塔莎靠資料和想象填補了母親的逃亡與勞役生活，但最終無法真正看見母親曾見過的。曆史和它的受害者合謀，制造出深重的恥感和恐懼，讓苦難的細節消弭在受害者的沉默裡。缺少當事人講述的真實細節，或許也是《她》的一個缺憾。
幻想是看不到盡頭的苦役裡的一絲慰藉。娜塔莎記得，母親經常給她玻璃之城的故事：城市中的一切是玻璃做的，所有的房子、家具、街道，就連居民腳上穿的鞋也是玻璃的。所有人都帶着一塊雪白的布走來走去，他們擦亮玻璃，擦拭每一粒細小的灰塵，拂去每一小團細微的霧氣。娜塔莎認為，母親口中這座閃亮得耀眼的城市是她生活世界的反面。
這座玻璃之城令人想到車爾尼雪夫斯基筆下的水晶宮。1859年，這位俄國作家在倫敦參觀了科學、理性主義的象征——“水晶宮”展覽館，後來把它寫進小說《怎麼辦》。在小說女主角的夢中，人們幸福地生活在水晶宮裡，那裡富麗堂皇，鮮花盛開，“對于所有人都是一個永恒的春天和夏天，永恒的歡樂”。
葉芙根尼娅在絕望的生活中渴望着一座水晶宮一樣潔淨美好的城市，或許她沒有意識到，正是對水晶宮式秩序井然的烏托邦的追求，導緻了二十世紀的深重災難。希特勒式的當權者，想建造自己理想中的人間天堂，最終把無數人拖入了地獄。
“人也會被壓縮”
相比母親葉芙根尼娅，娜塔莎的姨母莉迪亞更加堅強。她熬過了流放，做了教師，在80高齡時還寫下了回憶錄，使自己的故事成為《她》裡的重要部分。
但莉迪亞付出的代價也是沉重的。她說：我喪失了很多批判精神，也失去了細膩的情感。體制取得了勝利。莉迪亞原本認為，隻有空氣和幹草才能被壓縮，但後來她發現，原來人也能被壓縮。
壓縮先從實體空間開始。早年，莉迪亞姐妹和父母一起住在外祖父的大宅裡，革命後，在“集體化”的名義下，他們的私人财産被奪走，大宅裡住進越來越多陌生人。衆人争奪多幾厘米的空間，有人不斷暗示莉迪亞，像她這樣的“資産階級”、“曆史殘餘”就應該被槍斃。
進入納粹勞工營後，葉芙根尼娅的全部生活空間壓縮成一張爬滿寄生蟲的木闆床。這裡沒有基本的隐私和尊嚴，為了一個面包、一塊肥皂，常有女性把身體出賣給德國人，或是在種族等級制度裡排序較高的外籍勞工。
社交空間也幾近為零。在勞工營，東方勞工處于最底層，其他國家的勞工不允許和他們交談，違者處罰。同住的勞工之間也無法産生友誼，逼仄的環境、饑餓和恐懼隻會催生告密與偷竊。
1945年，納粹德國戰敗，幾百萬在德國服勞役的蘇聯勞工被遣返，等待他們不是祖國溫暖的接納撫慰，而是斯大林的制裁。他們被視為通敵叛國者，有些被槍斃，其餘人被直接送到蘇聯的勞動營。
葉芙根尼娅夫婦預見到了這樣的悲慘前景，他們抓住某個政策漏洞留在了德國，逃亡至紐倫堡，住進了一個好心的工廠主的廢棄倉庫避難。幾個月後，娜塔莎出生了。
在倉庫提心吊膽地躲了5年後，一家人被官方機構發現，他們被勒令搬進集中監管流離失所者的瓦爾卡流亡營。這裡住着來自30個國家的4000名前強制勞工，其中大部分自二戰結束起就住在這裡，不知道該怎樣開始被解救後的生活。《耳語者》揭示了這種現象：從勞改營獲釋的人，甚至會害怕自由。
流亡營裡，無所事事的人們發出的巨大噪音、精神錯亂的鄰居的辱罵令葉芙根尼娅“永遠都在哭泣”。直到流亡營解散，一家人搬進配置設定的“難民樓”較高價的電梯大廈套房，生活條件大幅改善，她也并沒有喜悅。
事實上，搬進較高價的電梯大廈可能是葉芙根尼娅走向徹底毀滅的起點。流亡營裡有烏克蘭人、俄國人，葉芙根尼娅可以和他們分享關于故鄉的記憶，難民樓裡卻連一個這樣的人也沒有。周圍的人操着各種聽不懂的語言，在這塊飛地上，葉芙根尼娅成了徹底的失語者。
“在所有喪失的事物中，隻有一樣東西還可以觸及，還可以靠近和把握，那就是語言。”在戰後的流離中，20世紀最傑出的德語詩人保羅·策蘭把語言視為最後的栖居地。保羅·策蘭和葉芙根尼娅同年出生，家鄉在切爾諾維茨，這裡曾先後屬于奧匈帝國、羅馬尼亞、蘇聯和納粹德國，現在屬于烏克蘭。策蘭的母親被槍殺于烏克蘭南布格河附近的集中營，眼下烏克蘭軍和俄軍正在激戰的地方。從小被母親教導學習德語的策蘭寫下紀念詩句：媽媽，南布格河的水，可還記得那傷害你的波浪？
母親的語言和兇手的語言同一，意味着這最後的栖居地也是沾染血腥味的。和葉芙根尼娅一樣熬過了強制勞役的詩人策蘭，成了整個世界的局外人，最終在1970年自殺。
葉芙根尼娅面臨着相似的困境。她生活在德國，會說流利的德語，但德國給了她最深重的傷害，她始終拒絕和孩子說德語；她最熟悉的母語是俄語，但蘇聯害死她的父親、流放她的姐姐；她一直強烈地思念故鄉馬裡烏波爾，但無法回到蘇聯鐵幕統治下的烏克蘭。
圖 | 《她來自馬裡烏波爾》封面
葉芙根尼娅曾有一位俄羅斯女友瑪利亞，嫁給了德國人，生活優越。在瑪利亞家鋪着地毯、挂着油畫的房間裡，娜塔莎曾聽母親彈奏鋼琴。回家路上，母親緊緊牽着娜塔莎的手，告訴她，自己彈奏的是肖邦的《“雨滴”前奏曲》。葉芙根尼娅的母親曾是一位出色的鋼琴教師，這應該是她承襲自母親的教養。
可後來，瑪利亞的丈夫禁止妻子和葉芙根尼娅互相探訪。他要考慮自己的社會聲名，不願妻子和難民樓的人來往。
故鄉的記憶、語言、友誼、藝術……一切能夠支撐精神的因素都被壓縮成碎片後，死亡成了葉芙根尼娅唯一的出路。1956年10月10日，36歲的她離開家，投入黑色的河水。和保羅·策蘭一樣，葉芙根尼娅熬過了最黑暗的歲月，卻最終無法承受靈魂的撕裂。在停屍房見到母親時，娜塔莎想，她該有多高興，再也感覺不到生活帶來的苦痛。
半個多世紀後，東西方勢力的戰火在馬裡烏波爾重燃。但願葉芙根尼娅的故事，不要再有了。
- END -
撰文 | 羅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