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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里乌波尔是俄乌冲突的激战区，经过一个月拉锯，这座海滨城市已成废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马里乌波尔也处于西方的纳粹德国和东方苏联争夺的前沿，幸存的市民作为强制劳工，被掳往德国服苦役。《她来自马里乌波尔》就是一位马里乌波尔劳工后代，寻找疯癫母亲生世的非虚构作品，在这个过程中重新揭开历史的伤口。
这本书作者的母亲叶芙根尼娅，在东西方博弈的战争中经历了屠杀、饥饿与虐待后，终于疯狂自杀。权力游戏背后，柔弱女人成了残酷历史中一个流血的人质。
“如果你看见过我曾见到的”
从4岁开始，娜塔莎就生活在随时可能失去母亲的恐惧中。她和父母住在德国纽伦堡一个废弃的工厂仓库里，家具只有行军床和一张桌子。母亲叶芙根尼娅是个美丽的女人，五官深邃，眼睛像两潭沉静的湖水。
和外表相反，叶芙根尼娅的性情阴沉而疯癫。她总对娜塔莎说，自己不是她的亲生母亲，时常为小事打她，独坐时，她的双眼望向某个娜塔莎看不见的地方。长大一些后，娜塔莎每晚都在母亲的脚上系一条绳子，自己紧紧攥住另一端，生怕母亲离开或出事。
但母亲最终还是离开了。在娜塔莎10岁时，她离开家，抛下丈夫和两个年幼的女儿，没有再回来。
《她来自马里乌波尔》（以下简称《她》）的书写发生在半个多世纪后。2013年，娜塔莎无意间在俄罗斯互联网上输入母亲的名字。这只是她多年寻找母亲早年生活踪迹过程中再寻常不过的一个举动。她知道母亲来自乌克兰马里乌波尔，但几十年探寻下来，娜塔莎仍没有找到任何线索，证明母亲曾在乌克兰生活过。
这一次，幸运降临了。互联网上弹出一个关于母亲的词条，娜塔莎抓住这个线头，在一位热衷找人的网友的帮助下，开始了母亲生世的探寻之旅。
《她》的第一部分有些像侦探小说，一个线索勾连另一个线索，一位亲人引来另一位亲人。母亲的家族一点点揭开面纱：叶芙根尼娅的父母都出身于显赫的富商家庭，父亲曾因反对沙皇的统治被流放西伯利亚20年，后来因又一场政治运动自杀。家中大女儿、叶芙根尼娅的姐姐莉迪亚也因为参与反对苏联的活动被流放。她们的母亲去流放地找大女儿时战争爆发，母女俩再也没有回到乌克兰。叶芙根尼娅23岁时被送到纳粹德国服强制劳役，哥哥早在此前已经离家，一家人就此失散。
图 | 叶芙根尼娅，约1943-1944年
从叶芙根尼娅还未出生到她被迫离开家乡，数十年里，乌克兰在纳粹德国和苏联两个庞大势力的夹缝间，被反复蹂躏、摧残。马里乌波尔，一座美丽的海滨城市，到处是焦土和废墟。叶芙根尼娅的洗礼被迫推迟，因为本该受洗的那天，“院子里的子弹像下冰雹似的满天飞”。
马里乌波尔和乌克兰的困境今天仍然存在。这个被称为“欧洲之门”的国家，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再次成为东西方博弈的前哨。日前，俄军围攻马里乌波尔，城市被轰炸，据称已经找不到一栋完整的建筑。而《她》一书的作者，生活在德国的娜塔莎正忙于照顾从乌克兰逃出的亲友。
历史离当下并不遥远，记录是抵抗遗忘的方式。母亲曾很多次对娜塔莎说：“如果你看见过我曾见到的……”，直到这一次，娜塔莎才部分窥见了母亲早年的生活。比如，惊慌的平民扶老携幼地四散逃亡，寄人篱下；战乱中母亲家里断了水，大家只能从外面的水泵小心翼翼地取水。而眼下，马里乌波尔的市政设施被毁坏，当地居民也只能靠打泉水度日。
不过，这也只是战争引发无数苦难中最堪轻描淡写的几种。
“闭上眼睛，捂住耳朵，紧闭嘴巴”
差不多半个世纪里，娜塔莎完全不知道自己是强制劳工的孩子。尽管在她的童年时期，身边几乎都是二战时的强制劳工，但包括她的父母在内，没有人提起那段黑暗的过往。接受中国媒体采访时娜塔莎提及，在而立之年后，自己才第一次有意识地听闻纳粹德国曾有强制劳役。又过去大概十年，她才意识到并推算出自己是战争快结束时在一所强制劳工营中出生。
娜塔莎只知道，1941年10月，德军占领马里乌波尔，开始大肆屠杀斯拉夫人。1944年4月，苏联红军夺回乌克兰的另一座港口城市敖德萨，德国全面溃败在即，她的父母在最后时刻离开了乌克兰。他们知道前方是地狱般的强制劳役，但如果留在苏联治下，以叶芙根尼娅的贵族出身也不会有生路，“他们只能在鼠疫和霍乱中选择一个”。
叶芙根尼娅被分配到一家军工企业，从此失去姓名，变成劳工证上的一个编号。乌克兰劳工必须佩戴蓝底白字的OST（“东方劳工”的缩写）标志，在劳工营中属于最底层。
图 | “东方劳工”标志
强制劳工每天工作12个小时，被迫制造用来轰炸自己祖国的武器。他们缺衣少食，随时要承受看守的惩罚和辱骂，有些劳工营的条件甚至比集中营更恶劣。全德意志劳动力调配全权总代表弗里茨·绍克尔指示：哪怕他们在劳动中犯了一丁点错，也要立刻通报警察，绞死，枪毙。
华盛顿犹太人大屠杀纪念馆的研究数据显示，在曾经的第三帝国的土地上，有3万个这样的强制劳工营。可相比举世闻名的奥斯维辛等集中营，巨量强制劳工的遭遇一直鲜为人知。很多受害者像叶芙根尼娅一样不愿提起这段经历，压抑创痛的记忆以保护自己。阻止他们开口的还有耻辱感和羞愧感。娜塔莎接受采访时曾分析这些劳工的心理：许多人为自己的不幸感到羞愧，并将其视为个人的失败。
另一些人，如娜塔莎的表兄伊戈尔，则一直生活在曾经无孔不入的政权的阴影下。伊戈尔随父母在苏联的劳改营中长大，娜塔莎曾期盼，他会是家族历史的讲述者和见证人。但严酷的成长环境，让伊戈尔从小就学会了自我封闭。“他像格言里著名的三只猴子一样生活：闭上眼睛，捂住耳朵，紧闭嘴巴”，不仅不肯提及自己和亲人的遭遇，甚至到了2013年，伊戈尔仍然不愿，或是不敢说出希特勒和斯大林的名字。
在研究斯大林时代苏联私人生活的《耳语者》一书中，作者奥兰多·费吉斯提到：俄罗斯语言中有两个词代表“耳语者”-----第一是指怕人偷听而窃窃低语的人，第二是指暗地里向当局汇报的举报人。个中的区别起源于斯大林年代，其时，整个苏维埃社会全由耳语者们组成，或是第一种，或是第二种。无数的伊戈尔，成为永远的第一种“耳语者”。
娜塔莎靠资料和想象填补了母亲的逃亡与劳役生活，但最终无法真正看见母亲曾见过的。历史和它的受害者合谋，制造出深重的耻感和恐惧，让苦难的细节消弭在受害者的沉默里。缺少当事人讲述的真实细节，或许也是《她》的一个缺憾。
幻想是看不到尽头的苦役里的一丝慰藉。娜塔莎记得，母亲经常给她玻璃之城的故事：城市中的一切是玻璃做的，所有的房子、家具、街道，就连居民脚上穿的鞋也是玻璃的。所有人都带着一块雪白的布走来走去，他们擦亮玻璃，擦拭每一粒细小的灰尘，拂去每一小团细微的雾气。娜塔莎认为，母亲口中这座闪亮得耀眼的城市是她生活世界的反面。
这座玻璃之城令人想到车尔尼雪夫斯基笔下的水晶宫。1859年，这位俄国作家在伦敦参观了科学、理性主义的象征——“水晶宫”展览馆，后来把它写进小说《怎么办》。在小说女主角的梦中，人们幸福地生活在水晶宫里，那里富丽堂皇，鲜花盛开，“对于所有人都是一个永恒的春天和夏天，永恒的欢乐”。
叶芙根尼娅在绝望的生活中渴望着一座水晶宫一样洁净美好的城市，或许她没有意识到，正是对水晶宫式秩序井然的乌托邦的追求，导致了二十世纪的深重灾难。希特勒式的当权者，想建造自己理想中的人间天堂，最终把无数人拖入了地狱。
“人也会被压缩”
相比母亲叶芙根尼娅，娜塔莎的姨母莉迪亚更加坚强。她熬过了流放，做了教师，在80高龄时还写下了回忆录，使自己的故事成为《她》里的重要部分。
但莉迪亚付出的代价也是沉重的。她说：我丧失了很多批判精神，也失去了细腻的情感。体制取得了胜利。莉迪亚原本认为，只有空气和干草才能被压缩，但后来她发现，原来人也能被压缩。
压缩先从物理空间开始。早年，莉迪亚姐妹和父母一起住在外祖父的大宅里，革命后，在“集体化”的名义下，他们的私人财产被夺走，大宅里住进越来越多陌生人。众人争夺多几厘米的空间，有人不断暗示莉迪亚，像她这样的“资产阶级”、“历史残余”就应该被枪毙。
进入纳粹劳工营后，叶芙根尼娅的全部生活空间压缩成一张爬满寄生虫的木板床。这里没有基本的隐私和尊严，为了一个面包、一块肥皂，常有女性把身体出卖给德国人，或是在种族等级制度里排序较高的外籍劳工。
社交空间也几近为零。在劳工营，东方劳工处于最底层，其他国家的劳工不允许和他们交谈，违者处罚。同住的劳工之间也无法产生友谊，逼仄的环境、饥饿和恐惧只会催生告密与偷窃。
1945年，纳粹德国战败，几百万在德国服劳役的苏联劳工被遣返，等待他们不是祖国温暖的接纳抚慰，而是斯大林的制裁。他们被视为通敌叛国者，有些被枪毙，其余人被直接送到苏联的劳动营。
叶芙根尼娅夫妇预见到了这样的悲惨前景，他们抓住某个政策漏洞留在了德国，逃亡至纽伦堡，住进了一个好心的工厂主的废弃仓库避难。几个月后，娜塔莎出生了。
在仓库提心吊胆地躲了5年后，一家人被官方机构发现，他们被勒令搬进集中监管流离失所者的瓦尔卡流亡营。这里住着来自30个国家的4000名前强制劳工，其中大部分自二战结束起就住在这里，不知道该怎样开始被解救后的生活。《耳语者》揭示了这种现象：从劳改营获释的人，甚至会害怕自由。
流亡营里，无所事事的人们发出的巨大噪音、精神错乱的邻居的辱骂令叶芙根尼娅“永远都在哭泣”。直到流亡营解散，一家人搬进分配的“难民楼”公寓套房，生活条件大幅改善，她也并没有喜悦。
事实上，搬进公寓可能是叶芙根尼娅走向彻底毁灭的起点。流亡营里有乌克兰人、俄国人，叶芙根尼娅可以和他们分享关于故乡的记忆，难民楼里却连一个这样的人也没有。周围的人操着各种听不懂的语言，在这块飞地上，叶芙根尼娅成了彻底的失语者。
“在所有丧失的事物中，只有一样东西还可以触及，还可以靠近和把握，那就是语言。”在战后的流离中，20世纪最杰出的德语诗人保罗·策兰把语言视为最后的栖居地。保罗·策兰和叶芙根尼娅同年出生，家乡在切尔诺维茨，这里曾先后属于奥匈帝国、罗马尼亚、苏联和纳粹德国，现在属于乌克兰。策兰的母亲被枪杀于乌克兰南布格河附近的集中营，眼下乌克兰军和俄军正在激战的地方。从小被母亲教导学习德语的策兰写下纪念诗句：妈妈，南布格河的水，可还记得那伤害你的波浪？
母亲的语言和凶手的语言同一，意味着这最后的栖居地也是沾染血腥味的。和叶芙根尼娅一样熬过了强制劳役的诗人策兰，成了整个世界的局外人，最终在1970年自杀。
叶芙根尼娅面临着相似的困境。她生活在德国，会说流利的德语，但德国给了她最深重的伤害，她始终拒绝和孩子说德语；她最熟悉的母语是俄语，但苏联害死她的父亲、流放她的姐姐；她一直强烈地思念故乡马里乌波尔，但无法回到苏联铁幕统治下的乌克兰。
图 | 《她来自马里乌波尔》封面
叶芙根尼娅曾有一位俄罗斯女友玛利亚，嫁给了德国人，生活优越。在玛利亚家铺着地毯、挂着油画的房间里，娜塔莎曾听母亲弹奏钢琴。回家路上，母亲紧紧牵着娜塔莎的手，告诉她，自己弹奏的是肖邦的《“雨滴”前奏曲》。叶芙根尼娅的母亲曾是一位出色的钢琴教师，这应该是她承袭自母亲的教养。
可后来，玛利亚的丈夫禁止妻子和叶芙根尼娅相互探访。他要考虑自己的社会声名，不愿妻子和难民楼的人来往。
故乡的记忆、语言、友谊、艺术……一切能够支撑精神的因素都被压缩成碎片后，死亡成了叶芙根尼娅唯一的出路。1956年10月10日，36岁的她离开家，投入黑色的河水。和保罗·策兰一样，叶芙根尼娅熬过了最黑暗的岁月，却最终无法承受灵魂的撕裂。在停尸房见到母亲时，娜塔莎想，她该有多高兴，再也感觉不到生活带来的苦痛。
半个多世纪后，东西方势力的战火在马里乌波尔重燃。但愿叶芙根尼娅的故事，不要再有了。
- END -
撰文 | 罗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