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提到華夏文明的重要源頭和新石器時代文化，很多人首先想到的，是黃河中遊地區的仰韶文化。然而，在汕尾市城區捷勝鎮的沙坑古遺址，也記載着一段曆史非常悠久、與仰韶文化同時期的華夏民族文明印記。
汕尾市城區捷勝鎮，作為兼具六千年史前文化史與六百年建城史的“大雅鄉”，其地域記憶體在着這些遠近聞名的古遺迹。包含有新石器時代早期“沙坑北文化”的沙坑北遺址、東坑中遺址，新石器時代中期“三角尾文化”的三角尾遺址，新石器時代晚期“菝子園文化”的沙坑南遺址、東坑南遺址、牛肚一遺址、牛肚二遺址，青銅器時代“寶樓文化”的東坑北遺址、沙坑中遺址，以及唐宋時期的部分村落遺址。
在沙坑文化發掘之前，國際學界始終堅持“南中國無石器”的論斷。直至沙坑遺址群中聚落古遺址古窯址、沙坑北遺址中新石器和青銅器時代陶器、石器、骨器、青銅器、玉器等文物的出土，才打破了這一論斷，讓沙坑文化被公認為與仰韶文化同期的新石器早期文化遺址。
上世紀三十年代，國際考古組織、外籍汕尾傳教士多次到沙坑一帶進行考察。1934年，經香港到汕尾的愛爾蘭籍考古學家、神父芬戴禮與意大利籍神父麥兆良，發現當地出土的文物陶片，與香港南丫島出土的相類似，自此二人攜手在捷勝展開了一場考古行動，發現頗豐。芬戴禮于1936年去世後，麥兆良便獨自進行考古調查，連續十幾年锲而不舍緻力于包括捷勝在内的粵東史前文化研究工作。
芬戴禮、麥兆良神父對沙坑遺址的考古調查離不開當地村民的引路和幫助，圖為兩位神父與村民的合影。
麥兆良極具語言天賦，在汕尾居住一段時間後便學會講汕尾話，易于同當地人交流溝通，故他收集的文物極其豐富。這批文物中，有沙坑北遺址的彩繪圈足盤和敞口罐、東坑南遺址出土的流帶把壺、沙角尾遺址出土的矮圖足陶罐及大量的石器、陶器、陶碎片等。在此期間，麥兆良連續發表考古研究文章，他把沙坑北、沙坑南、東坑南、沙角尾等地的考古發現，以“沙坑文化”這一概念首次見諸于科學論著，至此，沙坑文化遺址概念正式建立。
麥兆良神父常常與助手一起遊走在鄉村中，他身穿黑色道袍，滿腮的黑胡子，頭戴一頂黑帽，樣子特别顯眼。
1942年，我國著名人類學家、民族學家楊承志為搶救汕尾史前文物，來到捷勝沿海進行考古研究。新中國成立前，民族學家顧颉符也來到捷勝、遮浪考古。據他們的考證，沙坑出土器物的用料、制作方法、造型和紋飾，具有新石器時代中晚期的文化特征，證明這是一個新石器時期的遺址，進而推翻了西方關于“南中國沒有新石器文化”的曆史定論。同年，楊成志與麥兆良交涉，在文物中挑選了8大箱運送往中山大學去，可惜受戰亂影響，大部分在途中丢失，隻有一部分成功運抵中山大學。麥兆良則将剩餘文物帶到香港，如今仍儲存在香港曆史博物館。
麥兆良在沙坑北發現的有彩繪及刻劃波浪紋、镂孔等裝飾的圈足陶盤，他認為，有圈足的供奉盤是祭祀之用具。
在諸多國際學術會議和文章中，麥兆良認為沙坑文化與黃河流域的仰韶文化有着直接的關系，是新石器時代最早到達汕尾的文化，從這裡也可以追溯中國新石器時代的中國文化的起源。
2003年，時任廣東省文物研究所副所長的邱立誠教授率團隊到捷勝考察，對沙坑遺址出土的石器、陶器作鑒定，确認沙坑文化可以上溯至5000多年至6000年前。2018年，汕尾市城區文體局、捷勝鎮人民政府邀請邱立誠再次來沙坑遺址群考古，提出了保護意見，并組織了部分考古調查工作。
東坑南出土的帶把壺，其直徑大約是15公分。現藏于香港文化博物館。
2019年，捷勝鎮人民政府将空置的沙坑國小原校舍改造更新，向民間征集相關展品，建成沙坑文化博物館。
2021年11月，南方科技大學講席教授、中國社科院考古研究所首席研究員唐際根到沙坑古遺址考察，經梳理出土文物标本之後，唐際根指出，捷勝是最早發現距今 6000-7000 年前華南沿海史前文物的地方，沙坑南遺址或為晚商—西周時期 (距今 3300-2800 年間)我國南部沿海的一處“區域中心聚落”，具有重要的考古價值和曆史價值。另一個重要現象是，沙坑南的文物标本中，折沿繩紋釜數量極大，或反映 3000 年前捷勝一帶的本土文化已經受到來自中原文化的影響，對于了解我國古文化“多元一體”具有重要意義。唐際根還指出，捷勝的古遺址還反映出當地“居民點”有由高向低搬移的現象，例如沙坑北地勢相對較高，而沙坑南相對較低，這對于研究我國南部沿海環境變化與人類社會變遷提供了重要資訊。
為了更好地定義和發掘“沙坑文化遺址”，梳理整個嶺南地區文化基因圖譜，接續南中國史前文明史鍊條，在城區人民政府和捷勝鎮政府的組織下，2022年1月初，唐際根教授聯合廣東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正式開展沙坑古遺址全域考古調查。
【記者】彭駿
【通訊員】何碧懷
【作者】 彭駿
【來源】 南方報業傳媒集團南方+用戶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