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延安的寶塔山上，一位老婆婆站在山頂上向遠處眺望，與她一起的，還有身邊跟着的二十來位遊客，但如果你仔細聽聽，從他們那道地的鄉音中就能明白，這是祖孫四代的一大家子。
老婆婆在家人的攙扶下到處走着，每走到一處就開心地大笑，和别人說道這裡的變化，當看到黃河的時候她不禁感慨：“ 以前河兩邊的鵝卵石沒有了，河道也變窄了。”
這位老婆婆名叫劉文治，關于她的故事少之又少，甚至沒有傳言，可一旦挖掘，卻又深深感人。
1
劉文治是老紅軍，經曆過長征，經曆過抗日，在一段悄無聲息的時間細流中，她以一個小角色的生活經曆，印證了何謂“紅色精神”。
劉文治出生于1912年，正是清朝沒落之後的時間段，雖然這個腐敗王朝得到了推翻，但是貧民的地位卻依舊沒能迎來魚躍翻身。
出生四川的劉文治也一樣與同齡人深陷在一片水深火熱之中，家中消費入不敷出，光溜溜的就隻有幾樣家具，說道是家徒四壁也不過如此了。
貧窮帶給劉文治的最初感想是絕望的，如同饑餓一般無法抗拒，烙印在這個年幼小姑娘身上的，是一個時代悲痛的烙印。
劉文治的童年是黑暗的，在她之下還有着四個兄弟姐妹，最為年長的劉文治就這樣理所當然地扛起了照顧弟弟妹妹們的責任。
她白天要上山劈柴砍草，傍晚就得回到家裡生火做飯，一個孩子在最活躍的年紀，硬生生是把一雙巧手磨出了片片老繭，如此窮苦的日子，劉文治一過就是十年，從一個幼稚的孩童，早熟成了半個媽媽半個姐姐的身份。
等到劉文治十幾歲的時候，懂事的她看着嗷嗷待哺的弟弟妹妹，選擇了去到别人家裡當童養媳，這樣子，至少能節約點糧食，給弟弟妹妹們多吃點。
打豬草，澆大糞，劉文治手上幹的重活，絲毫不亞于同鄉的男孩們，她本以為自己會這樣潦草過完一生，但紅軍的來到，點燃了她生命中的第一盞燈火。
上個世紀二十年代，在劉文治二十歲的某一天，她的家鄉來了一群身穿軍裝的陌生人，這些人看着十分淳樸，比起士兵更像農民，可是鄉民卻對他們抱有很強的距離感，這是大家平日裡受軍閥欺淩後留下的陰影。
許多鄉民甚至是放棄了家中财物，轉頭就往附近的山上逃去，而在這一批人中，就有着劉文治的身影。
據她晚年回憶：“村裡人不曉得他們是紅軍，都很害怕，全往附近山裡跑，我也跟着跑。
紅軍是幫百姓打天下的英雄，他們以德報怨，面對鄉民們的排斥倘然接受，甚至在當地駐紮以後，還在農活上經常幫助大家。
漸漸地，鄉民們都意識到了自己的錯誤，而劉文治也在與紅軍同志們的日漸相處中，感受到了一絲難得的溫暖，于是這個二十歲的小姑娘心中萌生出了參軍的念頭，并且在隔年用行動踐行了自己的想法。
作為少數不多的女兵，黨組織對于她的到來是十分歡迎的，劉文治沒有将參軍的消息告訴給家人，是怕她們擔心自己的生命安全，她剪去辮子，穿上軍裝，沒有帶上一點行李，就這樣孑然一身，投入到了黨組織的懷抱中來。
2
劉文治加入紅軍後被配置設定到婦女排，與她同期的隻有兩位姐妹，她們的任務在于平時幫助男同志們縫衣補帽，可是紅四軍人數之多，光靠幾個女兵怎麼忙得過來？
是以幾人平時的任務還包括宣傳擴紅，對于擴紅來說，劉文治可謂是一把好手，她對待工作尤其積極，無論是隊伍安排的組織演講，還是平時内部的巡回演出，她都展現出了一股“巾帼不讓須眉”的自信。
劉文治在私底下也不忘與平時接觸到的老百姓唠唠嗑，講解關于紅軍的故事，劉文治不懂文化，但是對于傳說卻記憶深刻。
久而久之，與她相近的姑娘們，也都在她的引導下，加入到了紅四軍來，兩年的時間，劉文治就讓婦女排從三人擴充到了八十人。
雖然看似人數不多，但個個可都是名副其實的“鐵娘子”，上得廳房，下得廚房，給紅軍隊伍帶來了極大活力。
兩年時間說長不長，說短不短，劉文治的紅色生涯，在1935年遭到了迎頭痛擊，紅軍在五次反圍剿行動失敗以後，被迫踏上了兩萬五千裡的長征轉移。
不過這一趟生死殊途，也正是劉文治個人魅力最為耀眼的時刻。
3
長征很苦，長征很難，如若不是親身經曆，語言都無法形容其艱苦的萬分之一，劉文治所在的紅四軍先後突破了敵人數道封鎖線，面對炮火夾擊，劉文治從不畏懼。
可讓她真正深感恐怖的，是在行軍過程中，惡劣環境帶來的威脅：“我們每天不停地走啊走啊，一路往上爬啊爬啊，從天不亮走到天黑……能吃飽就不錯了。”
劉文治三過草地，與她同行的不止有戰友，還有她的三弟，年僅十三歲的劉文學。劉文學個子不高，身子瘦弱，在穿越草地的過程中經常發病。
劉文治的女兒謝家喜有提到過：“媽媽的這個弟弟叫劉文學，我們喊小舅舅，後來轉業到成都鐵路局。小舅舅跟着媽媽走完了長征。就算路上已經走得非常累了，媽媽還是會去生火、扯野草，做飯給小舅舅吃，一路上都在照顧他。小舅舅後來說，如果沒有姐姐，他走不完長征。”
劉文治有說過：“他們一個個倒了，到處都是。有的是餓死的，有的病死。我們是紅軍，不怕死，我們繼續往前走。”
這大概是劉文治對于長征最大的感觸，草地上遍布沼澤，有時人走着走着，就突然會掉入進去，連發出一聲呼救的機會都沒有，但是比起這個，更難解決的還是物資緊缺的問題。
草地之上一望無際，除了野草隻有野草，大家就隻能拿熱水去去苦味勉強下肚。
劉文治回憶：“我現在都記得那個味道，那種說不出來的味道，但當時能吃飽已經很不錯了！”
有時運氣好能挖點野菜，但對于大家的肚子可謂是杯水車薪，而劉文治身後背着的一塊包裹，成為了大家走過草地的關鍵，因為那裡邊裝着一塊鹽塊。
這塊鹽塊可以說是老天贈送來的禮物，劉文治帶着婦女排進入草地之前，隊伍有路過一座鹽山，鹽山在一道山溝裡，正巧給劉文治撞見了。
因為行軍匆忙，她沒來得及通知大家，隻能挖了一塊背上，正是她的這份細心，讓後來的大家有了前進的動力，劉文治沒敢将鹽塊分給大家，因為怕大家餓極了克制不住全部吃完。
她在每頓野草湯裡會用小刀敲下一點鹽泡沫，八十名女兵可以翻過草地，這在平日裡微不足道的鹽塊可謂是大功臣。
除了草地以外，劉文治還帶着婦女排翻過了夾金山，夾金山是一座雪山，地勢不僅峻峭，而且越到高峰，氧氣就更為稀薄，氣候的變化無常，加上低溫的寒冷，讓許多紅軍戰士在睡夢中就不幸犧牲了。
劉文治回憶：“太冷了，我們遮雨擋雪用的油布都凍脆了，根本不敢折疊，一折就會斷開。”
劉文治的隊伍裡有一個名叫張文的姑娘，而這位姑娘就是後來開國上将洪學智的夫人。張文比劉文治小了七歲，差不多她與弟弟一般大，而且還都是老鄉，是以劉文治一直将她視為自己的親妹妹一般，但天災人禍可不會因為這個就差別對待。
在翻越夾金山的半道上，張文身體不适，綿軟無力，幾近陷入了昏迷狀态，常常是人在前邊走着，突然就摔進了雪地裡，等到劉文治一次又一次地将她扶起後才意識到。
雖然張文一直嘴硬說道自己沒事，可要再放任她一意孤行，不用多久她就再也無法集中精神面對風寒了。
于是劉文治卸下了張文的所有行李背在自己身上，然後又叫來了另一邊的管理科長，靠着兩人單薄的身子，拼着一口氣把張文一同帶到了山頂。
張文對此十分感動：“在夾金山上，如果沒有劉文芝排長和管理科長的幫助，我是肯定爬不到山頂的。我終生對她們懷有深深的感激之情。”
在這長征途中，劉文治還偶然救下了一個糙漢子，而她當時沒想到的是，這個糙漢子，竟然會在未來與她喜結良緣，成為相守一生的夫妻謝長遠。
4
長征結束以後，劉文治跟随隊伍來到了甘肅，紅軍力量得到了片刻的安穩，劉文治也重操舊業，帶着婦女排的同志們繼續幹着縫補衣物的活計，她們在一家服裝廠裡工作，而正是這麼一個契機，讓劉文治再次碰上了當初自己救下的那個糙大漢。
這個糙大漢名叫謝長遠，兩人既是戰友，也算是過命的生死之交，不過兩人互相都遺忘了對方的長相。
謝長遠不僅與劉文治來到了同一服裝廠，而且還成為了機關上司，他在平時配備着一名警衛員，而當他再次遇見劉文治時，頗有點“不打不相識”的意味。
服裝廠裡有一間草房子，居住環境較為良好，劉文治希望将它作為婦女排居住的地方，畢竟女性嘛，比較愛幹淨，可謝長遠的警備員不同意了，他覺得機關的上司才應該得到優待。
兩人之間因為僵持不下發生了争吵，事情很快便捅到了謝長遠的耳中，謝長遠雖然身居高位，但性格卻善良忠厚，他斥責了警備員，并且找到劉文治讓出了房間。
這番做法讓劉文治對謝長遠的印象十分深刻，前者是上司，後者是排長，兩人在工作之上的接觸也挺多，随着漸漸加深的了解，他們都回憶起了長征路上的相遇，于是一段紅色姻緣就此結下。
劉文治覺得謝長遠為人可靠，謝長遠則欣賞劉文治的處事幹練，兩人最終在1937年結為了夫妻。
在那段炮火紛飛的峥嵘歲月裡，每個人的生活都有萬般無奈，也有在曆史巨大帷幕之下細細綿纏的溫柔，謝長遠與劉文治兩人的婚後日子過得很是甜蜜。
雖然兩人主要從事的工作内容都在後方，但這也不代表着生活上的一帆風順，劉文治經常會接到黨組織配置設定的調動。
在1945年還去過延安一次，這一去就是呆了三年，後來劉文治給謝長遠生下四個兒女，他們就像是那個時代的小角色，在默默無聞的同時，也在革命曆程的某個角落裡發光發亮。
兩人的大兒子謝家銀和小兒子謝家榮，在解放結束以後也相繼去到了部隊當兵，他們至今仍記得母親劉文治對他們的叮囑：“你當兵就好好當，打仗不要怕死，不要當逃兵。”
5
劉文治就這樣走過了幾十年的光陰，盼來了新中國的成立，在國家經濟恢複期間，她轉業來到了重慶四廠。
她拒絕了組織對她的關照，選擇從一名普普通通的管理者做起，要知道雖然戰争結束了，可是老百姓的日子仍不好過，好多人巴不得多點薪水才好呢！
這樣的選擇，也來自于劉文治對于金錢名利的看淡。
她的女兒謝家喜在關于母親的采訪中就有提及：“後來因為要按級别定工資，媽媽的實際工資跟之前相比有一定下降。她沒有絲毫的怨言，說跟着國家政策走，該定什麼級就什麼級，該降就降，可能因為她經曆了太多生死，她把所有事情都看得很開，不會因為瑣事生氣。好心态大概就是媽媽長壽的一個重要原因。”
1989年，謝長遠離世了，此時的劉文治已經七十七歲了，從工作崗位上退休下來，獨自一人居住在重慶。
她的兒女們也都長大，各自有了自己的家庭，經常會來到家裡找劉文治聊聊天，劉文治老了，但是身子骨依舊硬朗。
2012年，她告訴了孩子們自己有一個心願——回延安看看。
延安作為革命聖地，給劉文治留下了太多的回憶，幫助她實作心願的不隻包括兒女，還有積極主動的孫輩。
劉文治善良的性格也深刻地影響着後輩們，長孫謝添規劃好了路程，全家老小二十多個人一同踏上自駕遊回延安的旅途。
謝家喜回憶道路上的母親：“我們本來還準備了一輛保姆車，友善老人家累了可以躺下休息。結果她一路上根本就沒有躺，也不暈車，還說要坐在後座看風景。”
後來的劉文治身患重病住進了醫院，于2020年去世了，她的靈堂設在重慶市石橋鋪殡儀館裡，兩邊夾道布滿了花圈，前來哀悼的人絡繹不絕。
在人群頂上，白色的挽聯上寫着兩行大字：“萬裡長征槍林彈雨垂青史，紅軍精神鞠躬盡瘁傳後人”。
有的人死了，但精神永在，劉增憲曾經說過：“劉文治老紅軍經過幾十年的革命曆程，整個戰鬥生活中也沒有驚天動地的事情，但是鹽塊救人等故事讓我印象非常深刻。像劉文治老人一樣的老紅軍，特别能展現那一代人淡泊名利、吃苦耐勞的精神，值得我們學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