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延安的宝塔山上，一位老婆婆站在山顶上向远处眺望，与她一起的，还有身边跟着的二十来位游客，但如果你仔细听听，从他们那地道的乡音中就能明白，这是祖孙四代的一大家子。
老婆婆在家人的搀扶下到处走着，每走到一处就开心地大笑，和别人说道这里的变化，当看到黄河的时候她不禁感慨：“ 以前河两边的鹅卵石没有了，河道也变窄了。”
这位老婆婆名叫刘文治，关于她的故事少之又少，甚至没有传言，可一旦挖掘，却又深深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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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文治是老红军，经历过长征，经历过抗日，在一段悄无声息的时间细流中，她以一个小角色的生活经历，印证了何谓“红色精神”。
刘文治出生于1912年，正是清朝没落之后的时间段，虽然这个腐败王朝得到了推翻，但是贫民的地位却依旧没能迎来鱼跃翻身。
出生四川的刘文治也一样与同龄人深陷在一片水深火热之中，家中消费入不敷出，光溜溜的就只有几样家具，说道是家徒四壁也不过如此了。
贫穷带给刘文治的最初感想是绝望的，如同饥饿一般无法抗拒，烙印在这个年幼小姑娘身上的，是一个时代悲痛的烙印。
刘文治的童年是黑暗的，在她之下还有着四个兄弟姐妹，最为年长的刘文治就这样理所当然地扛起了照顾弟弟妹妹们的责任。
她白天要上山劈柴砍草，傍晚就得回到家里生火做饭，一个孩子在最活跃的年纪，硬生生是把一双巧手磨出了片片老茧，如此穷苦的日子，刘文治一过就是十年，从一个幼稚的孩童，早熟成了半个妈妈半个姐姐的身份。
等到刘文治十几岁的时候，懂事的她看着嗷嗷待哺的弟弟妹妹，选择了去到别人家里当童养媳，这样子，至少能节约点粮食，给弟弟妹妹们多吃点。
打猪草，浇大粪，刘文治手上干的重活，丝毫不亚于同乡的男孩们，她本以为自己会这样潦草过完一生，但红军的来到，点燃了她生命中的第一盏灯火。
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在刘文治二十岁的某一天，她的家乡来了一群身穿军装的陌生人，这些人看着十分淳朴，比起士兵更像农民，可是乡民却对他们抱有很强的距离感，这是大家平日里受军阀欺凌后留下的阴影。
许多乡民甚至是放弃了家中财物，转头就往附近的山上逃去，而在这一批人中，就有着刘文治的身影。
据她晚年回忆：“村里人不晓得他们是红军，都很害怕，全往附近山里跑，我也跟着跑。
红军是帮百姓打天下的英雄，他们以德报怨，面对乡民们的排斥倘然接受，甚至在当地驻扎以后，还在农活上经常帮助大家。
渐渐地，乡民们都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而刘文治也在与红军同志们的日渐相处中，感受到了一丝难得的温暖，于是这个二十岁的小姑娘心中萌生出了参军的念头，并且在隔年用行动践行了自己的想法。
作为少数不多的女兵，党组织对于她的到来是十分欢迎的，刘文治没有将参军的消息告诉给家人，是怕她们担心自己的生命安全，她剪去辫子，穿上军装，没有带上一点行李，就这样孑然一身，投入到了党组织的怀抱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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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文治加入红军后被分配到妇女排，与她同期的只有两位姐妹，她们的任务在于平时帮助男同志们缝衣补帽，可是红四军人数之多，光靠几个女兵怎么忙得过来？
所以几人平时的任务还包括宣传扩红，对于扩红来说，刘文治可谓是一把好手，她对待工作尤其积极，无论是队伍安排的组织演讲，还是平时内部的巡回演出，她都展现出了一股“巾帼不让须眉”的自信。
刘文治在私底下也不忘与平时接触到的老百姓唠唠嗑，讲解关于红军的故事，刘文治不懂文化，但是对于传说却记忆深刻。
久而久之，与她相近的姑娘们，也都在她的引导下，加入到了红四军来，两年的时间，刘文治就让妇女排从三人扩展到了八十人。
虽然看似人数不多，但个个可都是名副其实的“铁娘子”，上得厅房，下得厨房，给红军队伍带来了极大活力。
两年时间说长不长，说短不短，刘文治的红色生涯，在1935年遭到了迎头痛击，红军在五次反围剿行动失败以后，被迫踏上了两万五千里的长征转移。
不过这一趟生死殊途，也正是刘文治个人魅力最为耀眼的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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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很苦，长征很难，如若不是亲身经历，语言都无法形容其艰苦的万分之一，刘文治所在的红四军先后突破了敌人数道封锁线，面对炮火夹击，刘文治从不畏惧。
可让她真正深感恐怖的，是在行军过程中，恶劣环境带来的威胁：“我们每天不停地走啊走啊，一路往上爬啊爬啊，从天不亮走到天黑……能吃饱就不错了。”
刘文治三过草地，与她同行的不止有战友，还有她的三弟，年仅十三岁的刘文学。刘文学个子不高，身子瘦弱，在穿越草地的过程中经常发病。
刘文治的女儿谢家喜有提到过：“妈妈的这个弟弟叫刘文学，我们喊小舅舅，后来转业到成都铁路局。小舅舅跟着妈妈走完了长征。就算路上已经走得非常累了，妈妈还是会去生火、扯野草，做饭给小舅舅吃，一路上都在照顾他。小舅舅后来说，如果没有姐姐，他走不完长征。”
刘文治有说过：“他们一个个倒了，到处都是。有的是饿死的，有的病死。我们是红军，不怕死，我们继续往前走。”
这大概是刘文治对于长征最大的感触，草地上遍布沼泽，有时人走着走着，就突然会掉入进去，连发出一声呼救的机会都没有，但是比起这个，更难解决的还是物资紧缺的问题。
草地之上一望无际，除了野草只有野草，大家就只能拿热水去去苦味勉强下肚。
刘文治回忆：“我现在都记得那个味道，那种说不出来的味道，但当时能吃饱已经很不错了！”
有时运气好能挖点野菜，但对于大家的肚子可谓是杯水车薪，而刘文治身后背着的一块包裹，成为了大家走过草地的关键，因为那里边装着一块盐块。
这块盐块可以说是老天赠送来的礼物，刘文治带着妇女排进入草地之前，队伍有路过一座盐山，盐山在一道山沟里，正巧给刘文治撞见了。
因为行军匆忙，她没来得及通知大家，只能挖了一块背上，正是她的这份细心，让后来的大家有了前进的动力，刘文治没敢将盐块分给大家，因为怕大家饿极了克制不住全部吃完。
她在每顿野草汤里会用小刀敲下一点盐泡沫，八十名女兵可以翻过草地，这在平日里微不足道的盐块可谓是大功臣。
除了草地以外，刘文治还带着妇女排翻过了夹金山，夹金山是一座雪山，地势不仅峻峭，而且越到高峰，氧气就更为稀薄，气候的变化无常，加上低温的寒冷，让许多红军战士在睡梦中就不幸牺牲了。
刘文治回忆：“太冷了，我们遮雨挡雪用的油布都冻脆了，根本不敢折叠，一折就会断开。”
刘文治的队伍里有一个名叫张文的姑娘，而这位姑娘就是后来开国上将洪学智的夫人。张文比刘文治小了七岁，差不多她与弟弟一般大，而且还都是老乡，所以刘文治一直将她视为自己的亲妹妹一般，但天灾人祸可不会因为这个就区别对待。
在翻越夹金山的半道上，张文身体不适，绵软无力，几近陷入了昏迷状态，常常是人在前边走着，突然就摔进了雪地里，等到刘文治一次又一次地将她扶起后才意识到。
虽然张文一直嘴硬说道自己没事，可要再放任她一意孤行，不用多久她就再也无法集中精神面对风寒了。
于是刘文治卸下了张文的所有行李背在自己身上，然后又叫来了另一边的管理科长，靠着两人单薄的身子，拼着一口气把张文一同带到了山顶。
张文对此十分感动：“在夹金山上，如果没有刘文芝排长和管理科长的帮助，我是肯定爬不到山顶的。我终生对她们怀有深深的感激之情。”
在这长征途中，刘文治还偶然救下了一个糙汉子，而她当时没想到的是，这个糙汉子，竟然会在未来与她喜结良缘，成为相守一生的爱人谢长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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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结束以后，刘文治跟随队伍来到了甘肃，红军力量得到了片刻的安稳，刘文治也重操旧业，带着妇女排的同志们继续干着缝补衣物的活计，她们在一家服装厂里工作，而正是这么一个契机，让刘文治再次碰上了当初自己救下的那个糙大汉。
这个糙大汉名叫谢长远，两人既是战友，也算是过命的生死之交，不过两人互相都遗忘了对方的长相。
谢长远不仅与刘文治来到了同一服装厂，而且还成为了单位领导，他在平时配备着一名警卫员，而当他再次遇见刘文治时，颇有点“不打不相识”的意味。
服装厂里有一间草房子，居住环境较为良好，刘文治希望将它作为妇女排居住的地方，毕竟女性嘛，比较爱干净，可谢长远的警备员不同意了，他觉得单位的领导才应该得到优待。
两人之间因为僵持不下发生了争吵，事情很快便捅到了谢长远的耳中，谢长远虽然身居高位，但性格却善良忠厚，他斥责了警备员，并且找到刘文治让出了房间。
这番做法让刘文治对谢长远的印象十分深刻，前者是领导，后者是排长，两人在工作之上的接触也挺多，随着渐渐加深的了解，他们都回忆起了长征路上的相遇，于是一段红色姻缘就此结下。
刘文治觉得谢长远为人可靠，谢长远则欣赏刘文治的处事干练，两人最终在1937年结为了夫妻。
在那段炮火纷飞的峥嵘岁月里，每个人的生活都有万般无奈，也有在历史巨大帷幕之下细细绵缠的温柔，谢长远与刘文治两人的婚后日子过得很是甜蜜。
虽然两人主要从事的工作内容都在后方，但这也不代表着生活上的一帆风顺，刘文治经常会接到党组织分配的调动。
在1945年还去过延安一次，这一去就是呆了三年，后来刘文治给谢长远生下四个儿女，他们就像是那个时代的小角色，在默默无闻的同时，也在革命历程的某个角落里发光发亮。
两人的大儿子谢家银和小儿子谢家荣，在解放结束以后也相继去到了部队当兵，他们至今仍记得母亲刘文治对他们的叮嘱：“你当兵就好好当，打仗不要怕死，不要当逃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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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文治就这样走过了几十年的光阴，盼来了新中国的成立，在国家经济恢复期间，她转业来到了重庆四厂。
她拒绝了组织对她的关照，选择从一名普普通通的管理员做起，要知道虽然战争结束了，可是老百姓的日子仍不好过，好多人巴不得多点薪水才好呢！
这样的选择，也来自于刘文治对于金钱名利的看淡。
她的女儿谢家喜在关于母亲的采访中就有提及：“后来因为要按级别定工资，妈妈的实际工资跟之前相比有一定下降。她没有丝毫的怨言，说跟着国家政策走，该定什么级就什么级，该降就降，可能因为她经历了太多生死，她把所有事情都看得很开，不会因为琐事生气。好心态大概就是妈妈长寿的一个重要原因。”
1989年，谢长远离世了，此时的刘文治已经七十七岁了，从工作岗位上退休下来，独自一人居住在重庆。
她的儿女们也都长大，各自有了自己的家庭，经常会来到家里找刘文治聊聊天，刘文治老了，但是身子骨依旧硬朗。
2012年，她告诉了孩子们自己有一个心愿——回延安看看。
延安作为革命圣地，给刘文治留下了太多的回忆，帮助她实现心愿的不只包括儿女，还有积极主动的孙辈。
刘文治善良的性格也深刻地影响着后辈们，长孙谢添规划好了路程，全家老小二十多个人一同踏上自驾游回延安的旅途。
谢家喜回忆道路上的母亲：“我们本来还准备了一辆保姆车，方便老人家累了可以躺下休息。结果她一路上根本就没有躺，也不晕车，还说要坐在后座看风景。”
后来的刘文治身患重病住进了医院，于2020年去世了，她的灵堂设在重庆市石桥铺殡仪馆里，两边夹道布满了花圈，前来哀悼的人络绎不绝。
在人群顶上，白色的挽联上写着两行大字：“万里长征枪林弹雨垂青史，红军精神鞠躬尽瘁传后人”。
有的人死了，但精神永在，刘增宪曾经说过：“刘文治老红军经过几十年的革命历程，整个战斗生活中也没有惊天动地的事情，但是盐块救人等故事让我印象非常深刻。像刘文治老人一样的老红军，特别能体现那一代人淡泊名利、吃苦耐劳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