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冕先生長期耕耘于中國當代文學研究領域，他的勞作始終與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波瀾壯闊的曆史同步伐：他于1980年發表《在新的崛起面前》，做“朦胧詩”的辯護師和開拓者，為當代詩歌史的發展寫下重要一筆；他對百年中國文學和百年中國新詩整體研究，并引領諸多青年走上中國新詩創作與研究的道路；他的評論文章于新詩評論話語建設貢獻卓著，凸顯了文學評論家的主體意識；他創辦并主編《詩探索》雜志，堅持自由、開放、多元的辦刊理念，為當代詩歌開辟了一塊生機勃勃的園地……詩歌是他一生的核心。用謝冕先生的話說，他“一生隻做一件事，一件事用盡一生的心力。”
2022年1月6日是謝冕先生90歲生日。《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日前釋出“謝冕評論專輯”，謝冕先生的《似水流年》一文，以曆時性的人生片段，概述了自己的為學為文經曆，也穿插了獨特的人生感悟與文學感言；張炯、吳思敬、孟繁華三人的文章，對謝冕先生在中國新詩評論、中國當代文學研究，以及教書育人、辦刊編書等方面的勞作與成就，進行往事回顧和學術評說。這組專輯文章比照閱讀，既有互相印證之效，又有桴鼓相應之趣——讀者看到了一個為當代詩歌和當代文學的發展奔走呼号、嘔心瀝血的文學研究者的身影，看到了一個為中國新詩創作的求新求變搖旗呐喊，遭受非議仍癡心不改的詩歌評論家形象。人心與文心，人品與文品，都由此折射出來，熠熠生輝，光彩灼人，使人折服，令人紉佩。我們在此将四篇文章一并推出，以飨讀者，并衷心祝願謝冕先生生日快樂、健康長壽！
——編者按
似水流年
謝 冕
童年沒有色彩
我來到這個世界，世界以貧窮和憂患迎我。五歲，1937年，略有記憶，耳邊依稀聽得槍炮聲和哭喊聲，從遙遠的北方傳來。緊接着是離亂的歲月，為躲避敵機的轟炸，也為了尋找少花錢的學校，從這個國小換那個國小：化民國小、梅塢國小、麥頂國小、獨青國小、倉山中心國小，我的童年就這樣在不斷的遷徙（真正的名稱應當是福州方言“跑反”）中，在無窮的災難中誕生并度過。現在的孩子都說童年是金色的，我的童年沒有色彩，要有，那隻能是灰色，甚至是黑色的。
有幸在國小的最後兩年遇見李兆雄先生。在我的心目中，李先生是上蒼派來的天使。他教我們國文，課餘也教我們唱歌，開始唱“山那邊好地方”，後來也悄悄地唱“你是燈塔”，也唱聖歌。他是一位充滿愛心的基督徒，他内心善良也包容（盡管他信教，但他從不向我們“說教”）。聖誕節，李先生會和我們一起慶祝平安夜，請我們吃糖果。
艱難年代催人早熟。貧窮、饑餓、随時都有可能失學的危機，生于多子女的家庭，我從小就分擔着母親的憂愁。要是飯桌上有幾顆洋芋，我會給自己挑最小的那顆。假日的“遠足”是童年少有的歡愉，但因缺少零花錢，我總是托詞回避。我用閱讀詩篇來驅走内心的悲苦。詩歌于是成了撫慰心靈的朋友。
鐘樓以及老榕樹
很快就到了上中學的時分。1945年，抗日戰争結束，我該上中學了。家境如此，加上物價瘋漲，我根本交不起昂貴的學費。李先生于是介紹我進三一中學。五口通商之後，外國商人和傳教士湧入福州，他們辦教堂也辦醫院和學校，三一中學是當年英國聖公會辦的一所教會學校。學校的前身是聖馬可學院。萬拔文校長是一位詩人，我們的英文校歌是萬校長作的詞曲。萬拔文回國，學校建鐘樓紀念他，名曰：思萬樓，此樓至今猶存。三一中學是一所貴族學校，戰亂，時艱，鈔票不管用了，學費以大米代現金。李兆雄老師的大哥李兆铨先生當了我的擔保人，他以校董的身份為我申請減免學費。就這樣，拼拼湊湊，跌跌撞撞，我終于完成了國中學業。
我懷念這所學校，懷念這裡的鐘樓、教堂，還有國小部操場那棵老榕樹。數十年過去，我不忘這一切。那年學校邀我為學校題詞，我寫的是：“鐘聲猶在耳，此樹最多情。”這十個字，現在镌刻立碑于老榕樹下。2021年，如今正式命名的福州外國語學校，建立以校友命名的特色班揭幕儀式，有以我和陳景潤分别命名的班。我在緻詞中談道：三一以足球名校，我不會足球；三一以外語名校，我不會外語；但我享受了她博大的愛心，以及她給與我的心靈自由。
在三一中學，餘鐘藩先生在國文課堂上以福州方音吟誦《論語 侍坐章》，數十年餘音如縷，他讓我在迷人的音韻中體悟并贊美人生的真境界。是他和他的朋友林仲铉先生引導我走上文學之路。記得我還因書寫清楚，與同班好友陶誠，曾被黎懷英先生選中為他抄寫他創作的長篇小說，受到最初的文學熏陶。我發表的第一篇作品是國中二年級的作文，是由于餘先生的評語而受到鼓舞的，它于是成了我文學道路的起點。
炮車隆隆向南
那一年的夏天非常炎熱，太陽如一盆火球，照着這座南中國海濱城市。1949年，8月17日清晨，槍聲稀疏之後，進城的解放軍快步跑過我家後門的山道。這一年我十七歲，剛上完高中一年級課業的學生。我走上街頭，大街兩旁整齊地躺滿和衣而卧的、長途奔馳和激戰之後的士兵。他們赢得了一座城市，可是他們卻和衣睡在街頭。火一般的太陽曬着，汗水，泥垢，甚至還有血迹，就這樣，他們聽不到歡呼勝利的聲音，更聽不到獲得解放的群眾的稱贊和感謝，他們沉睡在路邊。
這情景我從未見過。我見過舊時的軍隊，但他們不睡街頭。這露宿街頭的場面使我受到震撼。公元1949年，福建首府福州解放。部隊沒有停留，他們繼續向南，福州之後是廈門，廈門之後就是台灣。新中國在向我們招手！我聽到理想召喚的聲音。我不再忍受每年、每學期艱難籌集學費的悲苦，我也不願重沓畢業即失業的老路，我要尋找光明新生之路。也是這一年，我在《星閩日報》發表向家鄉和親人告别的文字：新中國在向我招手，我走進了革命的行列！
炮車隆隆向南，步兵擁着炮車跑步向南。南國的雨季，泥濘的公路，卡車和炮車的輪胎卷起的泥漿，濺滿我不合身的軍衣。步槍，子彈，手榴彈，幹糧袋，還有我的日記本和詩集，這是我全部的裝備。我把父母的淚痕和牽挂留在了身後，我把心愛的書籍請父親代我保管。我開始了另一種、也是全新的生活。我在軍隊的職務是文藝工作隊隊員和文化教員。我幾乎全部的時間都生活在基層連隊。
最初的領悟
野戰軍28軍83師文藝工作隊是連級的建制，極盛時有200多人。一部分成員是上海戰役後從當地文藝團體參軍的大學生，大部分則是像我這樣福州解放後加入部隊的中學生，甚至是國小生。後來文工隊整編，我被配置設定到連隊，直至複員。在文工隊，我被安排在編導組。我開始為适應需要寫簡單的演出材料：短劇、對口唱、快闆、數來寶和歌曲等。這是平時，遇到行軍或戰時，我的任務是行走在戰士的隊列中用擴音器以歌聲和口号鼓動士兵。
這樣，我原先所受到的書本上的文學被“擱置”。我那時做的是最普通的、最底層的文藝普及的工作。文藝為基層服務，文藝為士兵和戰争服務，這就是我當日所受到的革命文藝的啟蒙與認知。我于是了解和領悟，當日文藝方針中的“普及”或者“思想性”，較之“提高”或者“藝術性”為什麼總是“第一”而非“第二”的簡單而樸素的道理。
在連隊，我的職務介乎士兵與幹部之間，直至離隊，我的最進階别是副排級。那時的士兵，大部來自解放了的農村，一部分來自投誠過來的舊軍人，他們都是文盲或半文盲的教育程度。我的任務是教他們識字和普及最基本的文化。辦牆報、教唱歌、組織周末的連隊晚會、寫通訊報道等等，都是我的日常工作。我所摯愛的古今中外的文學藝術經典隻能被冷落，或者被視之為“不健康”而受到貶斥。
島上讀書石
南日島，現在從地圖看去，像是撒在興化灣上的一串明珠。當日卻曾是殘酷的戰場。我所屬的步兵249團一個加強連，在一次十數倍于我的偷襲中全軍覆沒，其中有我的幾位朋友。南日島告急，戰鬥就是号令，我們匆匆收拾識字課本和黑闆，日夜兼程奔上了南日島。統共十幾個村莊的小島，一下子住進了一個加強團，漁民們推卸門闆，讓出本來就不寬綽的住房給軍隊。我們的工作是挖坑道，死守陣地。
再戰金門，解放台灣！是當日最緊迫的任務。但突然爆發的北韓戰争，迫使我們把進軍的腳步鎖定在那一年，那一月，那一日。70多年過去了，台灣的處境仍然是舉國心頭之痛！數十年後我與詩人痖弦相聚于台南成功大學的大榕樹下，痖弦指着操場遠處的一排平房對我說：“那時我住在那裡，司馬中原和朱西甯也住在那裡。我們日夜挖坑道，怕你們打過來！”痖弦知道我的經曆，他笑着對我說這話。我回應他：“那時我在南日島，也是日夜挖坑道，也怕你們打過來！”這就是“相逢一笑”，一笑間化解了昔日的恩仇。
記得那裡有一位美麗的、臉上有雀斑的漁家少婦，記得那裡有一塊我曾在風浪平靜時讀詩寫作的巨石，記得巨石背後就是我當日駐守的村莊——那時戰事危急，一住經年，居然不知村名。随後幾次登島尋覓記憶，隻有海鷗在戲吻浪花，隻有刻着死去士兵的碑石屹立無語。往事悠悠，竟然不留絲毫痕迹，包括我曾經患難與共的村莊。
倉山梅林
眼下到了1955年，我被奉命複員，而且不解釋原因。事後得知，是部隊要正式實行軍銜制，我因為有二哥在台灣謀生，被認為是“海外關系”，不宜留隊。記得是連裡的司務長陪我吃了一頓告别飯，我領了300餘元複員金，回到家鄉福州。房舍猶在，父母老了。我要開始新的生活。感謝那時有一位女友陪我散步，說不上愛情，愛情是一個渺茫的夢。我投書尋求職業，石沉大海；我于是決心以自己的實力，投身聯考。
老屋背後有一座梅花山（現已蕩然無存）。一片梅林，冬日梅花盛開，冷香氤氲，很是迷人。我約了也想同時應試的中學同班同學張炯（他也參軍了）一起複習功課。全部的高中學業，我們自學完成。報考填志願時，我堅持“非北大莫屬”，我代他填寫志願：北大、北大，第三還是北大！結果我們同時被北大中文系錄取，還是同一個班，學号也是連着的。
我用一個小女孩在草地上吹蒲公英的畫面，來形容我與這所大學相會的偶然、也是必然的機緣。如同當初選擇軍旅生涯而誓不回頭的決絕，我選擇北京大學也是永世不易的決絕。1949年和1955年這兩年的同一個日子：8月29日，是我人生兩次重大的日子，第一個8月29日，我投筆從戎，第二個8月29日，我負笈北上——我無悔地選擇了自己的道路！通常都要填寫工作履曆，我的表格除了“北大”，剩下都是空格。1955-1960年，大學大學五年，1960年以後，直至離休，以至于今，我的經曆隻有“北京大學”四個字。
遙寄東海
在北大，美麗的日子很短暫，動蕩的日子很綿長。那年秋天，在東操場，露天的全校迎新大會。大家端了自己的小木凳來到會場。記得是時任教務長的周培源先生緻歡迎詞，說：“我們聚天下英才而育之。”聽了，有一種發自内心的感動和自豪！這種自豪感，開始乃是有點淺薄的虛榮。後來相知深了，才知道是科學民主，是相容并包，是學術獨立，是思想自由，歸根結蒂，是揮之不去的報國情懷，根深蒂固的北大精神！
1955年：莫斯科大學模式，蘇式五分制，五好班，三好生，勞衛制，還有布拉吉和交誼舞。1956年：百花時代，乍暖還寒的早春時節，以及馬寅初校長那微醺的、帶着濃重的紹興口音的元旦祝詞。他說的什麼不重要，重要的是那随性的、自在的、比任何言說都豐富的、神遊物外的灑脫！馬校長說話之後，是盛大的除夕舞會，大飯廳樂曲蕩漾，徹夜狂歡！短暫的、稍瞬即逝的歡樂！
1956年：《北大詩刊》之後，我們創辦《紅樓》。我在這裡結識了林昭、張元勳和沈澤宜。《紅樓》創刊号封面，用的是國畫“山雨欲來風滿樓”。鬼遣神差，一語成谶，卻是一個不祥的預言。其實此前，風已起自青萍之末：最早是“我們夫婦之間”，緊接着是：紅樓夢案，胡适案，而後是大張旗鼓的胡風案。到了我們寫作《遙寄東海》，則已是一派狂風暴雨的氣象了。《遙寄東海》是我和張炯兩人合作，一人一段，細心一讀，便知真的是“各表一方”。此文記述了我們當年的興奮與惶惑，甚至驚悸。抒情文字的背後，竟是斑斑淚痕。
春天的約會
樂聲中斷，舞會散場，歲月淩厲。前面說過，我沒有童年，也許更可以說，我沒有青春。17歲正是人生做夢的花季，我為一個信念，辭别父母，塵封心愛的詩集和課本，把自己寄托給生死磨練。23歲求學京華，天真浪漫，躊躇滿志，天高地闊！随之而來的是事與願違：批判與被批判，改造與被改造，鬥争與被鬥争。白專道路，個人主義，螺絲釘，以及無休止的“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少有的歡愉，太多的凄厲。當然有一代宗師傳經授道的教誨之恩，當然有風雨同舟、悲歡與共的友誼和愛情。然而，不可回避的事實是：我們為此付出了全部的青春！
一段悲情的文字記下了我當日的心情：
那是一個肅殺的秋日，齋堂川的樹葉已開始凋零，河邊開始凝冰。滿山的酸棗開始成熟，我們上山采了許多酸棗，算是對這個秋天的紀念。别了朋友，前路茫茫，何日再見？我們沒有想象，其實，再豐富的想象力，我們也不會想到，随之而來的長達十年之久的狂風雨暴！親愛的朋友們，我們都是百花時代的棄兒，我們當日享有的，隻有齋堂川中的那份别離秋寒。
那一段曆史，我們不堪回首，有人諱莫如深，也不願重提。不提也罷，留下這一片長長的“空白”，供後人咨嗟和憑吊！有過這經曆，我于是沉默。友朋聚會，我不願談論“苦難”，更不願重聽當日那些“時尚”的歌曲，我把俄文忘得徹底！在應當享受青春的歲月，我們被剝奪了青春！
悠悠此心
我寫過許多文字，從國小開始記日記，為的是，練習寫作，記述時事。每個字都是稚嫩的，每個字也都是自由的。每日一記，“風雨無阻”，從不間斷。隻有那不允許自由的年月，因為安全沒有保障，常常驚恐，我被迫中斷了這種書寫。甚至，為自保，也為不拖累他人，武鬥年月，趁着夜黑風高，我在12較高價的電梯大廈屋後，悄悄焚燒了徐遲先生給我的十多封文字優美的信件。我愧對恩師！這是我一生的恥辱。
我的所有文字，不論淺薄還是謬誤，甚至軟弱和“卑微”，我堅持“一字不改”。那年編文集，我重申此議，他們也都尊重。但後來，我提出要求：我隻想改一個字。幾位主編（高秀芹、劉福春、孫國樂）不答應，于是不改。
偉大的人創造曆史，一般的人隻能生活在曆史中。我的許多文字，記載了我的幼稚和膚淺，當然也有後來的成熟，那就是我的生命曆程的記述，真實，沒有僞飾。在生命的行進中，我可能猶豫，懦怯，隐忍，甚至被迫“世故”，但這就是真我，活生生的這個人。為此之故，我不想改寫自己寫過的任何一個字。也許，這就是一個生活在近百年複雜多變而又曆經艱險的曆史中活過來的一個真實的人。
庸常經曆庸常人
不知不覺的，人就老了。我覺得我不應該老，我還能思考和表達思考，還要享受生命的歡愉，我還想和我愛的以及愛我的人一起享受人間的溫情，我還要做更多的自己喜歡做的事。然而，歲月已經向我發出警号。我是一個凡事喜歡自己動手、不願麻煩他人的人。隻要我能，我會盡力幫助别人。平生不喜與人争，亦不善辯，最大的“優點”是不樹敵，而且有一手“硬功”，我能“化敵為友”——我說過，魯迅在世，一定會為我扼腕，甚而憤怒。然而，我隻能是如此這般的我。
在日常生活中，我是個“好人”，随和，極少對人說“不”，盡管我内心對邪惡和不公洞若觀火。隻要我能，我就會盡力去做。但我曾經為自己立下了若幹個“不”：不慶生日，不寫自傳，不開關于自己的會，也不編文集。這些“不”，堅持了許多年，但不幸正在被一一攻破，守不住了。那天老孟認真地對我說：“關于這事，先生你不能說不，這不是你個人的事！”既然如此，我隻能從衆。例如現在這篇文字，也是學生“布置”的“作業”。
這不是矯情，是自省，是一種對自己冷靜的“評估”和“定位”——一個普通的知識分子，一個平常的學者，庸常的經曆造就的一個庸常的人。多年前，我曾認真地說過，世間三立：立德、立功、立言，我都做不到，憑什麼要讓人記住？
一生隻做一件事
一生隻做一件事，一件事用盡一生的心力。這是我對自己一生所做的總結。我幼時愛詩，而後讀詩，且試着學詩，後來自覺地關閉了成為詩人的通道。作詩不成，退而研究詩。詩歌伴我一生。在大學，我學業平平，有一點勤勉，也有一些悟性，但終究隻是一個庸常之人，而學問卻總是認真地做。研究詩歌，特别是研究中國新詩，我有“發言權”。而我的“發言權”，卻是用一生的閱讀、積累、辨析和思考取得的。因為我學過、思過，辨析過，故我敢于判斷，也敢于立論。
學海浩蕩，我所能掬于手中的，隻是其中的一勺水！到了晚近，我才頓悟，一個人不可能窮盡所有的學問。一般人能做的，往往隻是滄海一粟！在近代學者中，我最傾心和景仰的是王國維和聞一多，他們一生短暫，而學問卻做得驚天動地。從甲骨文到《詩經》《楚辭》、唐詩，文學史，學術史，理論研究，另外還有創作，聞先生還有藝術，他們把短暫的人生濃縮在宏偉的學術中，匆忙卻輝煌，如火之燃燒，更似是雷電之閃過天際。我慚愧，我比他們年壽徒增，論成就卻是天地之别！
注釋：
Trinity College of Foochow
記得參軍六年總共得到360元複員金。我将它分作三份，我給母親120元，報答她養育之恩；再以120元，買了一隻走私進來的二手瑞士表；其餘三分之一留作自用。
離鄉北上，也是這位女友相送于閩江輪渡碼頭。
記憶如此，也可能有誤，可能是嚴仁赓先生。
這裡有意不用書名号，指的是對蕭也牧的小說《我們夫婦之間》的批判。
這一段文字，見我為1956級同學紀念冊《此世今生未名情》所寫的前言：《我們曾赴春天的約會》。
當年兩岸互稱“匪”，我在一些詩文中亦沿用之。
老孟即孟繁華。在圈子内，無論師生，大家都如此“尊稱”。“關于這事”，此處從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