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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位皇帝,為唐代詩歌的繁榮做出了大貢獻!

李義府(614—666年)寄居在蜀地的時候,唐代著名相術家袁天罡看到他,便大感驚奇,說:“這位少年郎君,将來的富貴必定會達到臣僚的極限,但壽命卻不長久。”因而留他在自己家裡住下來,還把自己的兒子托付給他,說:“我這孩子有當七品官的命相,希望您照看、提拔他。”李義府答應下來,然後又問袁天罡:自己的壽命究竟有多少年?袁天罡回答說:“您五十二歲以後,就不是我能夠預的了。”

這位皇帝,為唐代詩歌的繁榮做出了大貢獻!

唐太宗李世民

後來,安撫使李大亮、侍中劉洎(後官至宰相)等人,接連向朝廷推薦李義府,唐太宗李世民便召見了李義府,并要求他吟詠一首描寫烏鴉的詩,李義府立即吟成,《詠烏》詩曰:

日裡飏朝彩,

琴中伴夜啼。

上林如許樹,

不借一枝栖。

詩的意思是:“烏鴉在朝陽下,渾身輝耀着雲霞光彩,夜晚琴曲聲裡又可以聽到《烏夜啼》。皇家上林苑囿中生長着這樣茂密的樹木,卻不能借一條樹枝讓它栖息。”

唯才是用的唐太宗贊賞李義府的這首詩,說:“我将把整株樹借給你,又豈隻是一根樹枝!”于是,就将李義府由門下省典儀的小官,破格提拔擔任監察禦史。

這位皇帝,為唐代詩歌的繁榮做出了大貢獻!

影視劇中的李義府

這則“詠烏拜官”佳話,從一個側面反映出唐太宗對詩歌的嗜好和對詩人的重視。實實在在,李義府這首即興詠烏詩也寫得很不錯。他借詠烏抒懷,委婉含蓄地表達了自己希望晉升的心意。詩中的烏鴉,實際上喻指着李義府自己。“日裡飏朝彩”,使人聯想到李義府沐浴着大唐皇家的溫暖陽光,因為在古代,人們往往把帝王比作太陽。“琴中伴夜啼”句,由《烏夜啼》的琴曲生發出來;而烏鴉的夜啼,也就說明李義府對自己的屈居下僚,有所感懷了。“上林如許樹,不借一枝栖”兩句,是全詩的情感重心。“上林苑”本為秦漢時皇家苑囿,這裡代指唐宮苑囿。兩句詩緊密相連,意在言外。其内蘊的深意是:朝廷設有如此多的官位,卻沒有我李義府一席之地啊!如此詩意,唐太宗一聽便心領神會了。

這種破格提拔,是否過于偏重了詩才呢?并非如此。因為在唐太宗當面考核李義府的詩才之前,大臣李大亮、劉洎、馬周等人都曾一再舉薦李義府;同時,監察禦史雖為中央禦史台察院官員,權限不小,但品級也僅為正八品上,常作為低級官員的晉升職位。當面試試詩才,隻能是提供一個粗略印象而已。至于後來李義府在高宗朝由于谄媚武則天而爬上宰相高位,堕落成奸臣,又因貪贓除名,流放而死,如此地發展,誰又能預料得到呢?

這位皇帝,為唐代詩歌的繁榮做出了大貢獻!

“笑裡藏刀”和“人貓”“李貓”皆源于李義府

唐太宗這位文武大聖皇帝,在唐代詩壇實在具有創始者的地位。明代胡震亨曾贊揚他有“首辟吟源”的大貢獻。太宗登基後,勵精圖治,有始有終,使大唐王朝政治清明,經濟發展,文化繁榮,國力強盛,史稱“貞觀之治”,這就為唐詩的繁榮,打下了堅實的物質基礎和精神基礎。在這個基礎建設上,唐太宗特别強調全國政通人和的政治思想局面的形成。他一登基就诏令全國:“有隋禦宇(隋王朝統治天下),政刻刑煩。上懷猜阻,下無和暢。緻使朋友遊好,慶吊不通;卿士聯官,請問斯絕。自今以後,宜革前弊,庶上下交泰,品物鹹通。布告天下,使知朕意。”

這位皇帝,為唐代詩歌的繁榮做出了大貢獻!

武則天

從此,唐代的官俗民風,為之一變,上下交融和暢的局面,逐漸形成。從太宗開始,唐代帝王大都心胸較為開闊。即如李白那樣“戲萬乘若僚友,視俦列如草芥”的傲狂,杜甫那樣“纨袴不餓死,儒冠多誤身”的激憤,白居易那樣“宣城太守知不知?一丈毯,千兩絲,地不知寒人要暖,少奪人衣作地衣”的直諷,都沒有受到責罰。相反,無論是帝王将相還是平民百姓,都十分欣賞他們傑出的詩才。這種寬松的政治環境,無疑為唐詩題材内容的拓展和多種風格流派的形成,都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條件。

同時唐太宗自己也是一位出色的詩人。他在“萬機之暇,遊息藝文”,先後開設文學館、弘文館,招攬文學之士,經常吟詠唱和。他還特别注重科舉詩賦取士制度的完善。在端門“見新進士綴行而出”,太宗不禁高興地說:“天下英雄都到我這裡來了。”太宗又采取多種形式,延請“四方文學之士”,予以重獎,當時人稱之為“登瀛州(神仙福地)”。這些措施就使詩人們赢得了社會的榮譽和尊重。

在詩風上,唐太宗雖然還未能完全擺脫齊梁的豔麗舊習,但也努力提倡詩風的“雅正”。《帝京篇序》中就主張“用鹹英之曲,變爛漫之音”(相傳《鹹池》是黃帝的樂曲,《六英》是帝喾的樂曲,“鹹英之曲”即古雅純正的詩歌)。

一次,太宗寫了一首宮體詩,要虞世南唱和。虞世南拒絕說:“聖上詩篇雖然寫得工巧,體制卻不雅正。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我擔心這詩傳出去,天下風靡仿效。是以我不敢接受您的指令。”太宗欣然接受并賞賜給虞世南絹帛五十匹。

虞世南逝世後,太宗特意作了一首雅正的詩歌,叙說古代興廢存亡的曆史教訓,還歎息說:“鐘子期死,伯牙不複彈琴;我這首詩将給誰欣賞呢!”最後,他指令起居郎褚遂良拿着這首詩,到虞世南靈位前燒化了。這個故事不但說明唐太宗主張詩風雅正,而且也說明他勇于聽取臣下的意見,不斷端正自己的詩風。

唐太宗對詩歌的愛好,以及他所采取的一系列提倡詩歌、優待詩人的得力措施,一直影響着以後的帝王們,影響着唐代詩歌的普及、繁榮。這也真是“上有好者,下必甚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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