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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維翰檢舉一軍統特務實為紅色特工,戴笠看過名字後:這不可能

戴笠在北平進行部署工作的時候,收到了一份來自大特務沈維翰的電報。他一目十行地閱覽裡面的内容,又看過上面的名字,忍不住嗤笑了一聲,堅定地說:“這不可能!”

電報裡的内容是啥?是沈維翰要檢舉一個軍統上海區的組長,認為這個人是共産黨員,希望戴笠能夠予以逮捕。但戴笠一看見這個人的名字,就直接拒絕了沈維翰的請求。

原因無他,在戴笠看來,上面這個對國民黨忠心耿耿的人才,怎麼可能是共産黨的地下工作者呢?是以他立刻拍了一份複電,讓沈維翰再仔細核實一下情況,不能直接逮捕。

電報裡提到的這個人的名字,叫做李時雨。

然而戴笠沒想到,自己這次竟然看走眼了,因為他一力擔保的李時雨的的确确就是一個“白皮紅心”的地下工作者!

李時雨作為一個共産黨員,憑借什麼讓這個多疑、奸猾的特務頭子如此信任的呢?

沈維翰檢舉一軍統特務實為紅色特工,戴笠看過名字後:這不可能

圖|李時雨

1908年的黑龍江巴彥縣,李時雨就出生在當地的一戶人家中,他原名李亭芳,後來因為仰慕梁山好漢中的“及時雨”宋江才給自己改了這個名字。

在《水浒傳》中,宋江可以說是仁義禮智信的化身,是以這個親眼見證過底層百姓苦難的少年決心以他為榜樣,想效仿他改變當時黑暗的舊社會,為那些被欺壓到無法活下去的窮苦勞動人民提供一個安定幸福的未來。

基于這個願景,在學校中,李時雨勤奮刻苦,抓緊一切時間學習,在家中為了節省開支不願意提供升學的學費時,他依舊沒有放棄,而是據理力争,為自己争取到了繼續念書的機會。

1925年,“五卅慘案”驚動全國,李時雨跟随激憤的同學們一起走上街頭,舉行遊行,進行愛國反帝宣傳,聲援在上海與敵人戰鬥的學生。

這段時間的經曆對李時雨影響深遠,他進一步認識到了,要想改變如今這個已經爛到骨子裡的舊中國,就必須進行革命,而中國共産黨正是這片黑暗之中唯一的希望之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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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卅慘案油畫

1931年,李時雨經過夏尚志的介紹,先是加入了中國共産主義青年團,同年年末,他從共青團員正式轉為一名光榮的共産黨員。

1934年,李時雨已經從北京法政大學的法學院畢業,他接受黨組織的委派前往國民革命軍東北邊防軍駐地進行工作。當時,蔣介石面對日本侵略者的步步緊逼,非但沒有将國家的安危放在心上,反而任命張學良為鄂豫皖“剿總”副司令,将矛頭直指堅持抗日的紅軍。

想要以最快速度打入東北軍的内部,首先需要有“特别關系”,為此,李時雨聯系了曾經和自己在齊齊哈爾省立一中裡一起念書的同窗好友張學孟。張學孟恰好在張學良公館擔任警衛室主任一職,有了他的舉薦,李時雨順利進入了警衛室成為一名辦事員。

1935年,李時雨又在張學孟的幫助下來到西安,成為了“剿總”第四處的中尉辦事員,他一方面為黨組織搜集東北軍的相關情報,另一方面向張學良部官兵宣傳抗日救國思想。

西安事變後,張學良在護送蔣介石回南京時反而被扣押問罪,東北軍也是以産生内部分裂,1939年的6月,東北軍整編改組,李時雨也成為了被裁減的官員之一,但他并沒有是以停止自己的情報搜集工作,而是前往平津一帶繼續從事黨的地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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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張學良

巧合的是,被日本侵略者控制的天津治安維持會的總務科長吳光弼之前也在西安“剿總”的某資料室工作過,與李時雨有一些舊情。

李時雨找到吳光弼求助,很快就坐上了天津高等法院檢察官的位置,同時,他還獲得了一張極其重要的東西——通行證件。這張證件是日本特務機關發放的,有了它,李時雨可以暢通無阻地通過日寇設下的封鎖線,進行消息傳遞。

比如有一回,李時雨的直接上司何松亭讓他将電台機械和馬達從天津運往北平。而想要去北平,就必須通過日軍的檢查站,這些體積過大的機械不像薄薄的紙片,很容易被日本人發現,一不小心就可能會帶來嚴重的後果。

李時雨思考了很久之後,先帶重禮拜訪了高等法院院長,表示自己希望借用一下院長的轎車去北平接妻子孫靜雲,有了這輛造價不菲的車子彰顯身份,又有日本特務機關派發的通行證,李時雨順利地将裝有電台機械和馬達的兩個箱子送到了指定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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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抗戰時期的電台

1939年8月,汪精衛在賣國賊的道路上一去不回頭,他與日本人勾結,策劃建立僞政府,為此特地去了日本一趟,在回國後,他就秘密召開了僞國民黨第六次代表大會,而這次大會打着的旗号就是“聯合鄰國日本一起打擊共産黨”。

要想舉辦大會,首先就需要挑選合适的代表。被汪精衛派到天津的朱晶華在朋友的介紹下認識了李時雨,他認為李時雨是法學專業人才,又是自己的同鄉,是以決定招他為參加大會的代表。

李時雨一聽他的邀請,就意識到這是一次打入汪僞政府的絕妙機會,他以“事情過于重大,需要和家人商量”為借口,将情況彙報給了上級上司,得到同意的複電後,李時雨第二天就找到朱晶華,表示自己願意成為代表,替汪精衛效力。

朱晶華大喜過望,在聽到李時雨提起自己并不是國民黨員後,他仗着汪精衛現在正是缺人的時候,根本來不及細細審查代表身份,于是讓李時雨自稱在大學期間就已經被自己介紹加入國民黨了。

就這樣,李時雨順利地混進了汪精衛召開的僞國民黨六大,他仔細地記錄下會議内容,并以最快速度向中共北方分局社會部傳遞,這些重要資料為黨中央後來的工作提供了巨大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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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汪精衛

1940年3月30日,汪精衛帶着他手底下那幫漢奸建立了汪僞政府,而曾經以代表身份參加過僞國民黨六大的李時雨被汪精衛親自任命為立法院的立法委員。

為了能夠獲得更多汪僞政府的内部情報,李時雨毅然放棄了自己花費巨大精力在平津一帶打下的地下工作基礎,去往南京。他經過分析,認為自己到時候會需要頻繁回到天津傳遞情報,可以拿“探親”為借口,是以他并沒有帶妻子孫靜雲一起赴任。這對革命伴侶從此分隔兩地,直到很長時間後,孫靜雲才來到南京幫助丈夫進行革命工作。

在汪僞立法院裡,李時雨很快就憑借自己過人的才識得到了院長陳公博的賞識。于是他在日常工作中故意投其所好,不留痕迹地吹捧誇贊,以此進一步獲得對方的信任。

陳公博的女秘書就曾經私底下對李時雨說:“陳先生對你的印象是非常好的,他曾經誇過你為人敦厚誠實,法學基礎也非常牢固,是個很有才能的青年。”她說這些話,有一部分原因就是為了籠絡、讨好李時雨,可見李時雨當時在陳公博心中的重要程度。

恐怕陳公博怎麼也想不到,就因為自己的信任,李時雨隻是區區一個立法委員,卻能從他那裡知道很多汪僞政府的罪惡活動與重要戰略情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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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陳公博

随着時間的推移,日軍與僞政府的勾結日益緊密,陳公博此時已經是上海僞政府市長兼上海保安司令,他在升官之餘沒有忘了提攜自己的親信。李時雨背靠“大山”,順利成為了汪僞黨部常務委員兼秘書長。

為了獻媚日本人,陳公博将自己的主要工作重心都轉移到了打擊我黨抗日力量上,而汪僞政府重要檔案的處理任務自然落到了李時雨的頭上。

這一時期,喪心病狂的日僞軍開始了對新四軍的“清剿”行動,為此,汪僞政府甚至特地成立了“全國清鄉委員會”,其中李時雨就在上海分會第四處任處長一職。

他借用自己的權限,巧妙地把日軍的行動情報及時傳遞給了新四軍,讓新四軍總能提前一步做好隐蔽或是反攻部署,導緻日僞軍的大規模進攻屢屢失敗,氣得日本人大罵陳公博無能。

在總結1943年春季反“清鄉”的新四軍軍分會會議上,陳毅就專門提到了李時雨在這段時間裡作出的巨大貢獻,他稱贊道:“這些情報至少幫助我們增添了一個師的兵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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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陳毅

至于陳公博,他面對日本人的辱罵,雖然憋了一肚子火,但也隻能默默忍受,因為他外表看起來官職高、權力大,說來說去,不過隻是日本人的走狗。他有心追查,卻沒想到一次又一次破壞自己清剿計劃的人,就是身邊的愛将李時雨,是以陳公博除了在失敗後罵罵手下的參謀長、團長都是“廢物、飯桶”以外,沒有任何應對的好辦法。

李時雨安然地在汪僞政府的内部建立起自己的人脈關系網,收集傳遞了大量重要情報,不僅如此,他還借陳公博準備整頓吏治這件事,雷厲風行地懲處了一大批欺男霸女的僞軍官和橫行鄉裡的惡霸,在一定程度上保護了在汪僞政府的壓迫下艱難求生的老百姓們。

1945年,日本投降的前夕,早就和蔣介石勾結的汪僞政府官員周佛海找到了李時雨,告知自己已經被蔣介石任命為“軍事委員會上海行動總隊”的總指揮一事,他說:“你現在已經是行動總隊軍法處少将處長了,蔣委員長交給我們的任務,就是維護上海的‘秩序’,一旦發現可疑分子,就立即逮捕。”

蔣介石提到的所謂“可疑分子”,其實就是将要進入上海的新四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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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日本投降

蔣介石的意圖早就被我黨上司人看破了,李時雨已經接到了華中局情報部的任務:策反僞軍警武裝部,與新四軍裡應外合、解放上海!

汪僞在上海的保安總隊共有三個團和一個教導團,李時雨分析後,認為教導團的李國章和一團的團長劉鐵城與自己有些交情,是最容易接受遊說、帶兵起義的人。

于是李時雨常常借和他們接觸的機會,談現在中國的形勢、論汪僞政府的賣國惡行,不留痕迹地向他們灌輸革命思想,勸他們回頭是岸,不要成為國家和民族的罪人。

恰逢此時,新四軍發動阜甯戰役并取得巨大勝利,這讓上海市的汪僞政府官員更加惶恐,在李時雨的策動下,劉鐵城等人願意配合新四軍行動,在共産黨上司下為解放上海盡一份力。

然而黨中央在觀察過國内形勢後決定集中兵力占據山東,策應奪取東北,上海解放的計劃不得已暫時擱置,國民黨搶先一步接管了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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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新四軍油畫

就在李時雨猶豫接下來的工作向哪個方面展開時,一個名叫餘祥琴的人找上門來,表面上,此人是一名律師,實際上他是國民黨軍統滬區指揮站的負責人。

餘祥琴早就打算策反在汪僞政府裡工作的李時雨,讓他為國民黨軍統效力,是以給出承諾:“如果你可以将警方的一些人拉到我的這邊,我可以帶你混進去。”這句話的意思,就是要李時雨交出汪僞上海軍法處的人員名冊,作為加入軍統的“見面禮”。

這可是天大的笑話,當初朱晶華看中李時雨,給了他國民黨員的身份幫助他打入汪僞内部,而現在軍統的餘祥琴為了取得汪僞政府的人員名單,把李時雨又塞進了軍統的内部。

他們兜兜轉轉折騰了這麼久,要是知道李時雨的真正身份其實是我黨的地下黨員,恐怕臉都要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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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時雨在餘祥琴的幫助下,在上海繼續潛伏了下來。

不久後,軍統召開了“上海辦事處紀念周會”,作為軍統内部人員之一的李時雨也參加了這次會議。讓他沒想到的是,特務頭子戴笠不僅親自主持了這次會議,還在自由發言的時候特地詢問:“哪一個是李時雨先生?”

李時雨的心底咯噔一下,險些以為自己的身份暴露了,但是他很快鎮定地站了出來。戴笠打量了他一會,滿意地點點頭,說:“我知道你,餘祥琴同志和我說過,你很能幹,在打入汪僞中央後為黨國做了很多工作。”這番話讓李時雨懸在半空的心一下子落了下來,他謙遜地回答:“都是戴先生整體上上司得好呀。”

戴笠這次的特别詢問,讓周圍的大小特務紛紛對李時雨高看一眼,他們雖然并不熟悉眼前這名年輕人的身份,但紛紛猜測他可能是戴笠的嫡系部下,是以在後來的工作中總是對李時雨大開友善之門,李時雨的潛伏工作是以進行得更加順利。

他篩選工作中接觸到的國民黨軍事政治機密檔案進行抄錄,然後通過秘密電台傳遞給延安黨組織。有了這些情報,我黨中央總能及時詳細地掌握到國民黨的情況并作出合理應對,可以說,李時雨的情報工作對我軍在正面戰場的戰鬥是有巨大作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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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戴笠

但同時,國民黨在屢次行動失敗後,開始懷疑内部有共産黨的地下工作者。戴笠安排手底下一批人前往上海、南京、北平這些重要城市進行調查,李時雨作為懷疑對象之一被列在了軍統的名單上。

李時雨畢竟是餘祥琴親自從汪僞政府裡“挖”來的人員,軍統的特務其實一開始本來不打算質疑他的身份,但是他們在調查過程中知道了一件舊事:李時雨還在汪僞政府工作的時候,他的妻子孫靜雲和弟弟李春方就因為抗日嫌疑被日軍逮捕過。

這又是怎麼一回事呢?

當時,李時雨的身份是上海僞政府的秘書長,他為了傳遞情報經常在甯滬之間往來,後來妻子孫靜雲也來到了上海,協助他進行地下工作。這些動靜引起了日本憲兵隊的注意,在一天夜裡,日本人蠻橫地闖進了李時雨的家中,以“通共”為由逮捕了孫靜雲,将她關了起來。

孫靜雲這個看似柔弱的女子卻擁有一根不可彎折的脊梁,在獄中,她面對敵人施加的種種酷刑,始終沒有說出我黨地下組織的任何秘密,她堅稱自己不是共産黨員,丈夫李時雨和共産黨也沒有任何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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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李時雨(右)和妻子孫靜雲(左)

李時雨一整夜沒有合眼,天亮後,他就立刻乘車趕到了陳公博的公館告知自己昨晚的經曆。陳公博一聽自己信任的愛将竟然被日本憲兵隊的人如此“污蔑”,當場憤怒地讓秘書打電話聯系僞市警察局特高處處長五島茂處理這件事。

有了陳公博作保,再加上日本憲兵隊出動抓人的那個晚上,他們在李家并沒有搜到任何可疑的檔案和信件,是以隻好把孫靜雲放了。

但現在軍統的特務們舊事重提,又舉出了餘祥琴檔案中并沒有派遣李時雨打入汪僞中央的記錄這個證據,大特務沈維翰請示戴笠立即逮捕李時雨。但這些特務們沒想到,戴笠看到那些檔案後的第一反應就是:“這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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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日本憲兵隊老照片

戴笠作為一個在國民黨官場裡浸淫多年的“老油條”,對于黨派間互相針對構陷的事情早就見多了,“将某派的某個人列為懷疑對象”是他們争權奪勢時最常用的手段。

更何況,他既然曾經會在大會裡重點提一句李時雨,就說明他對此人是有一定了解的,是以戴笠認為,“通共”的李時雨隻是國民黨内部政治鬥争的犧牲品,他在給沈維翰的複電中講明李時雨打入汪僞内部是有功勞的,過去在軍統的工作也非常出色,是以不準許逮捕。

有了戴笠當保護傘,李時雨雖然身陷危局,但總算是化險為夷了。可惜沒過多久,戴笠因為飛機失事摔死了,沈維翰頓時兩眼冒光,為了打壓一直和自己作對的餘祥琴,他把“逮捕李時雨”又提了出來。

沒了戴笠,餘祥琴就算想保李時雨,也無能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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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時雨被特務關押到了看守所裡,特務們用盡酷刑,逼迫李時雨承認自己的共産黨員身份,他們遞出事先準備的供詞,要李時雨簽字畫押。

但李時雨一看這架勢,就猜到他們一定還沒有掌握能證明自己身份的确切證據,是以義正嚴詞地痛罵施刑的特務,戳穿他們在國難當頭時沒有半點作為、隻知道在重慶吃喝享樂的醜惡嘴臉,并且大義凜然地說:“在你們撈大錢、玩女人的時候,是我在和日本鬼子鬥争,現在你們反過來迫害我,真是一群王八蛋!”

這些特務看李時雨理直氣壯的樣子,心裡也泛起了嘀咕:難道李時雨真的不是共産黨的人,而是有人為了陷害他故意把罪名安在他身上?

他們審來審去,李時雨始終堅持最開始的說法,拒絕承認自己共産黨員的身份,軍統特務拿他沒有辦法,又不敢直接放人,隻能含含糊糊地繼續關押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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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影視劇裡的國民黨特務

李時雨在牢裡被關了兩年多,1949年2月,解放軍勝利的号角聲在中國各個城市裡接連吹響,國民黨那幫高官已經自顧不暇,哪有心情去管監獄裡“身份不明”的李時雨?

趁着這個機會,孫靜雲用大筆錢款疏通關系,成功将丈夫保釋出獄。李時雨在出獄的第一時間,就在上海的兩家報紙上刊登了一則特殊的“尋人啟事”,這是過去他與黨的地下組織聯絡的辦法。

果然,“尋人啟事”刊登了沒多久,地下組織成員就找到了李時雨,這位與黨闊别已久的革命人士,再一次投入到了黨的懷抱中。

同年4月,鑒于國民黨特務并沒有放松對李時雨的監視,為了保證他的安全,黨組織決定安排李時雨離開上海,前往北平。

1999年,這名為中國奉獻出自己一生的隐蔽戰線的英雄,安詳地離開了人世,而他對自己一生的回顧,早在離休後寫的那首小詩裡就有所展現:

北燕南飛朝不歸,漫長征途白發垂,

江山萬裡披錦繡,一篇史書報春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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