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笠在北平进行部署工作的时候，收到了一份来自大特务沈维翰的电报。他一目十行地阅览里面的内容，又看过上面的名字，忍不住嗤笑了一声，坚定地说：“这不可能！”
电报里的内容是啥？是沈维翰要检举一个军统上海区的组长，认为这个人是共产党员，希望戴笠能够予以逮捕。但戴笠一看见这个人的名字，就直接拒绝了沈维翰的请求。
原因无他，在戴笠看来，上面这个对国民党忠心耿耿的人才，怎么可能是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呢？所以他立刻拍了一份复电，让沈维翰再仔细核实一下情况，不能直接逮捕。
电报里提到的这个人的名字，叫做李时雨。
然而戴笠没想到，自己这次竟然看走眼了，因为他一力担保的李时雨的的确确就是一个“白皮红心”的地下工作者！
李时雨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凭借什么让这个多疑、奸猾的特务头子如此信任的呢？
图|李时雨
1908年的黑龙江巴彦县，李时雨就出生在当地的一户人家中，他原名李亭芳，后来因为仰慕梁山好汉中的“及时雨”宋江才给自己改了这个名字。
在《水浒传》中，宋江可以说是仁义礼智信的化身，所以这个亲眼见证过底层百姓苦难的少年决心以他为榜样，想效仿他改变当时黑暗的旧社会，为那些被欺压到无法活下去的穷苦劳动人民提供一个安定幸福的未来。
基于这个愿景，在学校中，李时雨勤奋刻苦，抓紧一切时间学习，在家中为了节省开支不愿意提供升学的学费时，他依旧没有放弃，而是据理力争，为自己争取到了继续念书的机会。
1925年，“五卅惨案”惊动全国，李时雨跟随激愤的同学们一起走上街头，举行游行，进行爱国反帝宣传，声援在上海与敌人战斗的学生。
这段时间的经历对李时雨影响深远，他进一步认识到了，要想改变如今这个已经烂到骨子里的旧中国，就必须进行革命，而中国共产党正是这片黑暗之中唯一的希望之火！
图|五卅惨案油画
1931年，李时雨经过夏尚志的介绍，先是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年末，他从共青团员正式转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
1934年，李时雨已经从北京法政大学的法学院毕业，他接受党组织的委派前往国民革命军东北边防军驻地进行工作。当时，蒋介石面对日本侵略者的步步紧逼，非但没有将国家的安危放在心上，反而任命张学良为鄂豫皖“剿总”副司令，将矛头直指坚持抗日的红军。
想要以最快速度打入东北军的内部，首先需要有“特别关系”，为此，李时雨联系了曾经和自己在齐齐哈尔省立一中里一起念书的同窗好友张学孟。张学孟恰好在张学良公馆担任警卫室主任一职，有了他的举荐，李时雨顺利进入了警卫室成为一名办事员。
1935年，李时雨又在张学孟的帮助下来到西安，成为了“剿总”第四处的中尉办事员，他一方面为党组织搜集东北军的相关情报，另一方面向张学良部官兵宣传抗日救国思想。
西安事变后，张学良在护送蒋介石回南京时反而被扣押问罪，东北军也因此产生内部分裂，1939年的6月，东北军整编改组，李时雨也成为了被裁减的官员之一，但他并没有因此停止自己的情报搜集工作，而是前往平津一带继续从事党的地下工作。
图|张学良
巧合的是，被日本侵略者控制的天津治安维持会的总务科长吴光弼之前也在西安“剿总”的某资料室工作过，与李时雨有一些旧情。
李时雨找到吴光弼求助，很快就坐上了天津高等法院检察官的位置，同时，他还获得了一张极其重要的东西——通行证件。这张证件是日本特务机关发放的，有了它，李时雨可以畅通无阻地通过日寇设下的封锁线，进行消息传递。
比如有一回，李时雨的直接领导何松亭让他将电台机械和马达从天津运往北平。而想要去北平，就必须通过日军的检查站，这些体积过大的机械不像薄薄的纸片，很容易被日本人发现，一不小心就可能会带来严重的后果。
李时雨思考了很久之后，先带重礼拜访了高等法院院长，表示自己希望借用一下院长的轿车去北平接妻子孙静云，有了这辆造价不菲的车子彰显身份，又有日本特务机关派发的通行证，李时雨顺利地将装有电台机械和马达的两个箱子送到了指定地点。
图|抗战时期的电台
1939年8月，汪精卫在卖国贼的道路上一去不回头，他与日本人勾结，策划建立伪政府，为此特地去了日本一趟，在回国后，他就秘密召开了伪国民党第六次代表大会，而这次大会打着的旗号就是“联合邻国日本一起打击共产党”。
要想举办大会，首先就需要挑选合适的代表。被汪精卫派到天津的朱晶华在朋友的介绍下认识了李时雨，他认为李时雨是法学专业人才，又是自己的同乡，所以决定招他为参加大会的代表。
李时雨一听他的邀请，就意识到这是一次打入汪伪政府的绝妙机会，他以“事情过于重大，需要和家人商量”为借口，将情况汇报给了上级领导，得到同意的复电后，李时雨第二天就找到朱晶华，表示自己愿意成为代表，替汪精卫效力。
朱晶华大喜过望，在听到李时雨提起自己并不是国民党员后，他仗着汪精卫现在正是缺人的时候，根本来不及细细审查代表身份，于是让李时雨自称在大学期间就已经被自己介绍加入国民党了。
就这样，李时雨顺利地混进了汪精卫召开的伪国民党六大，他仔细地记录下会议内容，并以最快速度向中共北方分局社会部传递，这些重要资料为党中央后来的工作提供了巨大帮助。
图|汪精卫
1940年3月30日，汪精卫带着他手底下那帮汉奸建立了汪伪政府，而曾经以代表身份参加过伪国民党六大的李时雨被汪精卫亲自任命为立法院的立法委员。
为了能够获得更多汪伪政府的内部情报，李时雨毅然放弃了自己花费巨大精力在平津一带打下的地下工作基础，去往南京。他经过分析，认为自己到时候会需要频繁回到天津传递情报，可以拿“探亲”为借口，所以他并没有带妻子孙静云一起赴任。这对革命伴侣从此分隔两地，直到很长时间后，孙静云才来到南京帮助丈夫进行革命工作。
在汪伪立法院里，李时雨很快就凭借自己过人的才识得到了院长陈公博的赏识。于是他在日常工作中故意投其所好，不留痕迹地吹捧夸赞，以此进一步获得对方的信任。
陈公博的女秘书就曾经私底下对李时雨说：“陈先生对你的印象是非常好的，他曾经夸过你为人敦厚诚实，法学基础也非常牢固，是个很有才能的青年。”她说这些话，有一部分原因就是为了笼络、讨好李时雨，可见李时雨当时在陈公博心中的重要程度。
恐怕陈公博怎么也想不到，就因为自己的信任，李时雨只是区区一个立法委员，却能从他那里知道很多汪伪政府的罪恶活动与重要战略情报。
图|陈公博
随着时间的推移，日军与伪政府的勾结日益紧密，陈公博此时已经是上海伪政府市长兼上海保安司令，他在升官之余没有忘了提携自己的亲信。李时雨背靠“大山”，顺利成为了汪伪党部常务委员兼秘书长。
为了献媚日本人，陈公博将自己的主要工作重心都转移到了打击我党抗日力量上，而汪伪政府重要文件的处理任务自然落到了李时雨的头上。
这一时期，丧心病狂的日伪军开始了对新四军的“清剿”行动，为此，汪伪政府甚至特地成立了“全国清乡委员会”，其中李时雨就在上海分会第四处任处长一职。
他借用自己的权限，巧妙地把日军的行动情报及时传递给了新四军，让新四军总能提前一步做好隐蔽或是反攻部署，导致日伪军的大规模进攻屡屡失败，气得日本人大骂陈公博无能。
在总结1943年春季反“清乡”的新四军军分会会议上，陈毅就专门提到了李时雨在这段时间里作出的巨大贡献，他称赞道：“这些情报至少帮助我们增添了一个师的兵力！”
图|陈毅
至于陈公博，他面对日本人的辱骂，虽然憋了一肚子火，但也只能默默忍受，因为他外表看起来官职高、权力大，说来说去，不过只是日本人的走狗。他有心追查，却没想到一次又一次破坏自己清剿计划的人，就是身边的爱将李时雨，所以陈公博除了在失败后骂骂手下的参谋长、团长都是“废物、饭桶”以外，没有任何应对的好办法。
李时雨安然地在汪伪政府的内部建立起自己的人脉关系网，收集传递了大量重要情报，不仅如此，他还借陈公博准备整顿吏治这件事，雷厉风行地惩处了一大批欺男霸女的伪军官和横行乡里的恶霸，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在汪伪政府的压迫下艰难求生的老百姓们。
1945年，日本投降的前夕，早就和蒋介石勾结的汪伪政府官员周佛海找到了李时雨，告知自己已经被蒋介石任命为“军事委员会上海行动总队”的总指挥一事，他说：“你现在已经是行动总队军法处少将处长了，蒋委员长交给我们的任务，就是维护上海的‘秩序’，一旦发现可疑分子，就立即逮捕。”
蒋介石提到的所谓“可疑分子”，其实就是将要进入上海的新四军。
图|日本投降
蒋介石的意图早就被我党领导人看破了，李时雨已经接到了华中局情报部的任务：策反伪军警武装部，与新四军里应外合、解放上海！
汪伪在上海的保安总队共有三个团和一个教导团，李时雨分析后，认为教导团的李国章和一团的团长刘铁城与自己有些交情，是最容易接受游说、带兵起义的人。
于是李时雨常常借和他们接触的机会，谈现在中国的形势、论汪伪政府的卖国恶行，不留痕迹地向他们灌输革命思想，劝他们回头是岸，不要成为国家和民族的罪人。
恰逢此时，新四军发动阜宁战役并取得巨大胜利，这让上海市的汪伪政府官员更加惶恐，在李时雨的策动下，刘铁城等人愿意配合新四军行动，在共产党领导下为解放上海尽一份力。
然而党中央在观察过国内形势后决定集中兵力占据山东，策应夺取东北，上海解放的计划不得已暂时搁置，国民党抢先一步接管了上海。
图|新四军油画
就在李时雨犹豫接下来的工作向哪个方面展开时，一个名叫余祥琴的人找上门来，表面上，此人是一名律师，实际上他是国民党军统沪区指挥站的负责人。
余祥琴早就打算策反在汪伪政府里工作的李时雨，让他为国民党军统效力，所以给出承诺：“如果你可以将警方的一些人拉到我的这边，我可以带你混进去。”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要李时雨交出汪伪上海军法处的人员名册，作为加入军统的“见面礼”。
这可是天大的笑话，当初朱晶华看中李时雨，给了他国民党员的身份帮助他打入汪伪内部，而现在军统的余祥琴为了取得汪伪政府的人员名单，把李时雨又塞进了军统的内部。
他们兜兜转转折腾了这么久，要是知道李时雨的真正身份其实是我党的地下党员，恐怕脸都要青了！
李时雨在余祥琴的帮助下，在上海继续潜伏了下来。
不久后，军统召开了“上海办事处纪念周会”，作为军统内部人员之一的李时雨也参加了这次会议。让他没想到的是，特务头子戴笠不仅亲自主持了这次会议，还在自由发言的时候特地询问：“哪一个是李时雨先生？”
李时雨的心底咯噔一下，险些以为自己的身份暴露了，但是他很快镇定地站了出来。戴笠打量了他一会，满意地点点头，说：“我知道你，余祥琴同志和我说过，你很能干，在打入汪伪中央后为党国做了很多工作。”这番话让李时雨悬在半空的心一下子落了下来，他谦逊地回答：“都是戴先生整体上领导得好呀。”
戴笠这次的特别询问，让周围的大小特务纷纷对李时雨高看一眼，他们虽然并不熟悉眼前这名年轻人的身份，但纷纷猜测他可能是戴笠的嫡系部下，所以在后来的工作中总是对李时雨大开方便之门，李时雨的潜伏工作因此进行得更加顺利。
他筛选工作中接触到的国民党军事政治机密文件进行抄录，然后通过秘密电台传递给延安党组织。有了这些情报，我党中央总能及时详细地掌握到国民党的情况并作出合理应对，可以说，李时雨的情报工作对我军在正面战场的战斗是有巨大作用的。
图|戴笠
但同时，国民党在屡次行动失败后，开始怀疑内部有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戴笠安排手底下一批人前往上海、南京、北平这些重要城市进行调查，李时雨作为怀疑对象之一被列在了军统的名单上。
李时雨毕竟是余祥琴亲自从汪伪政府里“挖”来的人员，军统的特务其实一开始本来不打算质疑他的身份，但是他们在调查过程中知道了一件旧事：李时雨还在汪伪政府工作的时候，他的妻子孙静云和弟弟李春方就因为抗日嫌疑被日军逮捕过。
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当时，李时雨的身份是上海伪政府的秘书长，他为了传递情报经常在宁沪之间往来，后来妻子孙静云也来到了上海，协助他进行地下工作。这些动静引起了日本宪兵队的注意，在一天夜里，日本人蛮横地闯进了李时雨的家中，以“通共”为由逮捕了孙静云，将她关了起来。
孙静云这个看似柔弱的女子却拥有一根不可弯折的脊梁，在狱中，她面对敌人施加的种种酷刑，始终没有说出我党地下组织的任何秘密，她坚称自己不是共产党员，丈夫李时雨和共产党也没有任何关系。
图|李时雨（右）和妻子孙静云（左）
李时雨一整夜没有合眼，天亮后，他就立刻乘车赶到了陈公博的公馆告知自己昨晚的经历。陈公博一听自己信任的爱将竟然被日本宪兵队的人如此“污蔑”，当场愤怒地让秘书打电话联系伪市警察局特高处处长五岛茂处理这件事。
有了陈公博作保，再加上日本宪兵队出动抓人的那个晚上，他们在李家并没有搜到任何可疑的文件和信件，所以只好把孙静云放了。
但现在军统的特务们旧事重提，又举出了余祥琴档案中并没有派遣李时雨打入汪伪中央的记录这个证据，大特务沈维翰请示戴笠立即逮捕李时雨。但这些特务们没想到，戴笠看到那些文件后的第一反应就是：“这不可能。”
图|日本宪兵队老照片
戴笠作为一个在国民党官场里浸淫多年的“老油条”，对于党派间互相针对构陷的事情早就见多了，“将某派的某个人列为怀疑对象”是他们争权夺势时最常用的手段。
更何况，他既然曾经会在大会里重点提一句李时雨，就说明他对此人是有一定了解的，所以戴笠认为，“通共”的李时雨只是国民党内部政治斗争的牺牲品，他在给沈维翰的复电中讲明李时雨打入汪伪内部是有功劳的，过去在军统的工作也非常出色，所以不批准逮捕。
有了戴笠当保护伞，李时雨虽然身陷危局，但总算是化险为夷了。可惜没过多久，戴笠因为飞机失事摔死了，沈维翰顿时两眼冒光，为了打压一直和自己作对的余祥琴，他把“逮捕李时雨”又提了出来。
没了戴笠，余祥琴就算想保李时雨，也无能为力。
李时雨被特务关押到了看守所里，特务们用尽酷刑，逼迫李时雨承认自己的共产党员身份，他们递出事先准备的供词，要李时雨签字画押。
但李时雨一看这架势，就猜到他们一定还没有掌握能证明自己身份的确切证据，所以义正严词地痛骂施刑的特务，戳穿他们在国难当头时没有半点作为、只知道在重庆吃喝享乐的丑恶嘴脸，并且大义凛然地说：“在你们捞大钱、玩女人的时候，是我在和日本鬼子斗争，现在你们反过来迫害我，真是一群王八蛋！”
这些特务看李时雨理直气壮的样子，心里也泛起了嘀咕：难道李时雨真的不是共产党的人，而是有人为了陷害他故意把罪名安在他身上？
他们审来审去，李时雨始终坚持最开始的说法，拒绝承认自己共产党员的身份，军统特务拿他没有办法，又不敢直接放人，只能含含糊糊地继续关押他。
图|影视剧里的国民党特务
李时雨在牢里被关了两年多，1949年2月，解放军胜利的号角声在中国各个城市里接连吹响，国民党那帮高官已经自顾不暇，哪有心情去管监狱里“身份不明”的李时雨？
趁着这个机会，孙静云用大笔钱款疏通关系，成功将丈夫保释出狱。李时雨在出狱的第一时间，就在上海的两家报纸上刊登了一则特殊的“寻人启事”，这是过去他与党的地下组织联络的办法。
果然，“寻人启事”刊登了没多久，地下组织成员就找到了李时雨，这位与党阔别已久的革命人士，再一次投入到了党的怀抱中。
同年4月，鉴于国民党特务并没有放松对李时雨的监视，为了保证他的安全，党组织决定安排李时雨离开上海，前往北平。
1999年，这名为中国奉献出自己一生的隐蔽战线的英雄，安详地离开了人世，而他对自己一生的回顾，早在离休后写的那首小诗里就有所体现：
北燕南飞朝不归，漫长征途白发垂，
江山万里披锦绣，一篇史书报春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