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國在列強入侵下，國情巨變，中國婦女在變化的曆史時期經曆着自身的嬗變。百餘年前的清末社會，女性還深受封建禮教的束縛，當時溫州還流行“洞耳”、“纏足”等習俗，人們奉行“女子無才便是德”的觀點。溫州著名女革命家胡識因（1893-1974）曾回憶，10歲時，她羨慕弟弟也想去讀書，可是那時溫州女孩不被允許去男孩的蒙館讀書，也鮮有專門的女學。
曾在藝文女學就讀的胡識因，1924年成為溫獨支第一任書記
到1904年，她終于有機會進入藝文女學讀書，這是溫州第二所女子學校，由傳教士蘇慧廉的妻子蘇路熙在康樂坊天燈巷創辦，而溫州第一所女子學校則是傳教士曹雅直和妻子曹明道開辦的育德女子學校。
藝文教學樓
教育平等才能實作對女性真正的解放。近代溫州，從不纏足運動的興起，到女學堂、女報的創立，再到男女平等、婚姻自由等理念的傳播，随着女性自我意識的覺醒，她們努力為自身争取與男性平等的權利和地位。
開辦女子學校免費讀書還發津貼
1865年10月，一位腿部殘疾、行動不便的蘇格蘭傳教士——曹雅直從英國出發，曆時4個多月抵達甯波，
在甯波逗留18個月後，于次年（1867年）11月經台州到達溫州。
溫州和平陽的傳教士和本地牧者合照，左二站着的曹雅直
曹雅直抵溫後的第二年，他在自己的住所——花園巷寓開設了仁愛義塾，招收生徒并請南石橋底劉先生任教，“凡來學者一律免費供應膳宿，贈給書籍、文具、雨傘、釘鞋，每月還津貼學徒家庭10元大洋”，這所塾館後取名為“崇真國小”。
1870年，曹雅直和曹明道結婚，一同生活在溫州，8年後他們開辦了育德女子學校，聘請男校某學生母親管理女生事務并主任各科女紅。
入讀女校的學生與男校一樣每月均可領取津貼10大洋。
光緒年間，溫州育德女學堂的老師與女學生合影
但不同的是，女校和就讀女學生訂立關書（契約）做了相關的限制，“規定除在校讀書外還須傳道，并練習縫紉、女紅；女生不許纏足，已纏的必須解開；
讀至十八九歲時由校方擇配于信徒，不準嫁于教外人，如違規背約則需加倍償還在校一切費用。”
位于鐵井欄的育德女學堂
曹雅直夫婦創辦的這兩所學校是溫州地區出現最早的教會男女學校，兩校就讀學生有200多人。
英國傳教士曹雅直和他的夫人曹明道
1887年，另一位英國傳教士蘇慧廉和妻子蘇路西在康樂坊開辦了教讀《四書》和《聖經》的私塾，1896年又在瓦市殿巷創辦藝文書院，不久改名藝文中學，後幾經改革，教授課程包含國文、英語、數學、曆史和地理等諸多科目。
左圖為蘇慧廉，右圖為蘇慧廉妻子蘇路熙
蘇慧廉早年的漢語老師夫婦和孫女。男士的長袍馬褂、白襪布底鞋，女士的斜襟上衣，孩童的頭飾、耳墜等清末服飾都被定格在畫面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女孩和奶奶在暗影中的小腳反映了當時裹足的社會陋習。圖檔翻拍自蘇路熙著作
由于學生激增，1903年藝文學堂在海壇山麓建起新校舍，道、鎮、府、縣官員和孫怡讓、李提摩太等人均到場參加開學典禮。孫诒讓在《演說辭》中提到“現在蘇先生開設這藝文學堂，用西洋文明開發吾溫州地方的民智，想見蘇先生要熱心推廣教化，不分中西畛域，力量既大，心思又細，各種教科無不齊全。兄弟登堂瞻禮，如同身到西洋看學堂一樣，心中不勝歡喜。”可見當時藝文學堂在學科齊全方面是溫州各學堂的典範。
藝文開學典禮嘉賓合影
藝文學堂大門
近代溫州女學教育最先發端于教會創辦的教會女學，不過，早期教會女學的主要目的是培養傳教人才。
晚年的蘇慧廉
溫州女校占全省三分之一
受西方教會女學的影響，晚清溫州士紳開始大力提倡女學教育。
在近代溫州女學教育體系的建立過程中，清末著名經學家、教育家孫诒讓起着關鍵作用。他主張興辦女校，提倡男女學兼營并進，反對“女子無才便是德”。
他的辦學實踐，培養了溫州第一代女性知識分子，
開啟了近代溫州婦女解放之先聲，為近代溫州女學教育體系奠定了基礎。
孫诒讓
除了孫诒讓，還有“東瓯三先生”之一宋恕和孫锵鳴之子、溫州地區報業先驅孫诒棫，
他們在溫州婦女解放、女性教育、男女平等做出了重要的貢獻。
孫锵鳴
纏足是嚴重摧殘女性身心健康的陋習，孫诒讓的的叔父孫锵鳴較早接受西方科學思想，在晚清時期“溫處兩地女子無不纏足”的狀況下，極力主張婦女放棄纏足，接受教育。1902年，孫诒讓、孫诒棫、宋恕共同發起成立“瑞安勸解婦女纏足會”，解放婦女思想，孫诒讓為纏足會起草9條會章。
孫诒棫是這場運動的主要執行者，他在上海《新世界學報》發表《勸女子不纏足啟》，并請姐夫宋恕起草《遵旨婉切解放婦女腳纏白話》，以他的名義印發萬冊送給各界群眾。為了讓新風氣通俗淺顯地被百姓接受，孫诒棫公然教唱詞人傳唱纏禁。短短旬月，瑞安城中望族受其鼓動解者接近一半，并影響到溫州其他縣和麗水等地。
清末《繪圖女學修身教科書》，主張廢除纏足，但思想仍很保守
孫诒讓主張興辦女校,提倡男女學兼營并進，并身體力行大力創辦各類新式女學。1903 年，孫诒讓和蕭侃在瑞安創辦女學蒙塾，這是浙江近代最早的女子學堂之一。孫诒讓提倡男女平等，要求女學的學習内容與其他男子學校相同，他還帶頭送女兒上學，以開風氣之先。
1903—1908年間，孫诒讓在溫處（溫州、麗水）等地創辦了20 所各類新式女子學堂。而1908年底，浙江全省共有46 所女校，其中今溫州地區女校15所，數量占全省女校的三分之一。孫诒讓的辦學實踐,培養了溫州第一代女性知識分子,開啟了近代溫州婦女解放之先聲。
多名溫州女生赴日本留學
清朝滅亡前夕，男女同校首次被正式提出。1911年4月出台的《請變更初等教育方法案》，明确規定：“初等國小兒童年齡在10歲以内，準男女同學。”
1911年辛亥革命後，南京臨時政府對教育開始一系列改革，規定初等教育可以男女同校。随後公布的《壬子學制》規定女子與男子享有同等受教育權。女學這個特殊的曆史時代産物也逐漸告别曆史舞台，男女同校成為人們普遍接受的現實。
清末，列強辱華，國運飄搖，特别是中日甲午戰争戰敗後，國人猛然覺醒，越來越多的國人開始将目光投向海外。
光緒二十四年（1898）十月，永嘉縣王鴻年（魯璠）由使館官費派遣留日，入東京帝國大學學習法律，開溫州出國留學風氣之先。據浙江留日學生同鄉會會刊《浙江潮》、清國留學生會館曆次《報告》，及其他一些資料，從1898年至1911年，
溫州出國留學生共138人，其中瑞安籍54人，樂清籍34人，平陽籍27人，永嘉籍23人。
因為路途近、費用省、文字接近、模仿更容易，日本成為清末留學的主要目的國。從溫州留日畢業學生名單可以看出，學習軍事的畢業生占到總人數的50%。
從1904年開始，溫州女性也加入到留學生的行列中，永嘉籍的張志俊進入日本實踐女學校學習；瑞安籍的陳偉心進入日本東洋醫科學校。民國時期見諸記載留學日本的溫州女性，還有平陽籍的王芝芬（東京女子醫專醫科）、張淑珍等人。雖然，女子留日學生人數極少，但她們對傳統教育制度、傳統教育思想造成了一個巨大的沖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