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在列强入侵下，国情巨变，中国妇女在变化的历史时期经历着自身的嬗变。百余年前的清末社会，女性还深受封建礼教的束缚，当时温州还流行“洞耳”、“缠足”等习俗，人们奉行“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观点。温州著名女革命家胡识因（1893-1974）曾回忆，10岁时，她羡慕弟弟也想去读书，可是那时温州女孩不被允许去男孩的蒙馆读书，也鲜有专门的女学。
曾在艺文女学就读的胡识因，1924年成为温独支第一任书记
到1904年，她终于有机会进入艺文女学读书，这是温州第二所女子学校，由传教士苏慧廉的妻子苏路熙在康乐坊天灯巷创办，而温州第一所女子学校则是传教士曹雅直和妻子曹明道开办的育德女子学校。
艺文教学楼
教育平等才能实现对女性真正的解放。近代温州，从不缠足运动的兴起，到女学堂、女报的创立，再到男女平等、婚姻自由等理念的传播，随着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她们努力为自身争取与男性平等的权利和地位。
开办女子学校免费读书还发津贴
1865年10月，一位腿部残疾、行动不便的苏格兰传教士——曹雅直从英国出发，历时4个多月抵达宁波，
在宁波逗留18个月后，于次年（1867年）11月经台州到达温州。
温州和平阳的传教士和本地牧者合照，左二站着的曹雅直
曹雅直抵温后的第二年，他在自己的住所——花园巷寓开设了仁爱义塾，招收生徒并请南石桥底刘先生任教，“凡来学者一律免费供应膳宿，赠给书籍、文具、雨伞、钉鞋，每月还津贴学徒家庭10元大洋”，这所塾馆后取名为“崇真小学”。
1870年，曹雅直和曹明道结婚，一同生活在温州，8年后他们开办了育德女子学校，聘请男校某学生母亲管理女生事务并主任各科女红。
入读女校的学生与男校一样每月均可领取津贴10大洋。
光绪年间，温州育德女学堂的老师与女学生合影
但不同的是，女校和就读女学生订立关书（契约）做了相关的限制，“规定除在校读书外还须传道，并练习缝纫、女红；女生不许缠足，已缠的必须解开；
读至十八九岁时由校方择配于信徒，不准嫁于教外人，如违规背约则需加倍偿还在校一切费用。”
位于铁井栏的育德女学堂
曹雅直夫妇创办的这两所学校是温州地区出现最早的教会男女学校，两校就读学生有200多人。
英国传教士曹雅直和他的夫人曹明道
1887年，另一位英国传教士苏慧廉和妻子苏路西在康乐坊开办了教读《四书》和《圣经》的私塾，1896年又在瓦市殿巷创办艺文书院，不久改名艺文中学，后几经改革，教授课程包含语文、英语、数学、历史和地理等诸多科目。
左图为苏慧廉，右图为苏慧廉妻子苏路熙
苏慧廉早年的汉语老师夫妇和孙女。男士的长袍马褂、白袜布底鞋，女士的斜襟上衣，孩童的头饰、耳坠等清末服饰都被定格在画面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女孩和奶奶在暗影中的小脚反映了当时裹足的社会陋习。图片翻拍自苏路熙著作
由于学生激增，1903年艺文学堂在海坛山麓建起新校舍，道、镇、府、县官员和孙怡让、李提摩太等人均到场参加开学典礼。孙诒让在《演说辞》中提到“现在苏先生开设这艺文学堂，用西洋文明开发吾温州地方的民智，想见苏先生要热心推广教化，不分中西畛域，力量既大，心思又细，各种教科无不齐全。兄弟登堂瞻礼，如同身到西洋看学堂一样，心中不胜欢喜。”可见当时艺文学堂在学科齐全方面是温州各学堂的典范。
艺文开学典礼嘉宾合影
艺文学堂大门
近代温州女学教育最先发端于教会创办的教会女学，不过，早期教会女学的主要目的是培养传教人才。
晚年的苏慧廉
温州女校占全省三分之一
受西方教会女学的影响，晚清温州士绅开始大力提倡女学教育。
在近代温州女学教育体系的建立过程中，清末著名经学家、教育家孙诒让起着关键作用。他主张兴办女校，提倡男女学兼营并进，反对“女子无才便是德”。
他的办学实践，培养了温州第一代女性知识分子，
开启了近代温州妇女解放之先声，为近代温州女学教育体系奠定了基础。
孙诒让
除了孙诒让，还有“东瓯三先生”之一宋恕和孙锵鸣之子、温州地区报业先驱孙诒棫，
他们在温州妇女解放、女性教育、男女平等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孙锵鸣
缠足是严重摧残女性身心健康的陋习，孙诒让的的叔父孙锵鸣较早接受西方科学思想，在晚清时期“温处两地女子无不缠足”的状况下，极力主张妇女放弃缠足，接受教育。1902年，孙诒让、孙诒棫、宋恕共同发起成立“瑞安劝解妇女缠足会”，解放妇女思想，孙诒让为缠足会起草9条会章。
孙诒棫是这场运动的主要执行者，他在上海《新世界学报》发表《劝女子不缠足启》，并请姐夫宋恕起草《遵旨婉切解放妇女脚缠白话》，以他的名义印发万册送给各界民众。为了让新风气通俗浅显地被百姓接受，孙诒棫公然教唱词人传唱缠禁。短短旬月，瑞安城中望族受其鼓动解者接近一半，并影响到温州其他县和丽水等地。
清末《绘图女学修身教科书》，主张废除缠足，但思想仍很保守
孙诒让主张兴办女校,提倡男女学兼营并进，并身体力行大力创办各类新式女学。1903 年，孙诒让和萧侃在瑞安创办女学蒙塾，这是浙江近代最早的女子学堂之一。孙诒让提倡男女平等，要求女学的学习内容与其他男子学校相同，他还带头送女儿上学，以开风气之先。
1903—1908年间，孙诒让在温处（温州、丽水）等地创办了20 所各类新式女子学堂。而1908年底，浙江全省共有46 所女校，其中今温州地区女校15所，数量占全省女校的三分之一。孙诒让的办学实践,培养了温州第一代女性知识分子,开启了近代温州妇女解放之先声。
多名温州女生赴日本留学
清朝灭亡前夕，男女同校首次被正式提出。1911年4月出台的《请变更初等教育方法案》，明确规定：“初等小学儿童年龄在10岁以内，准男女同学。”
1911年辛亥革命后，南京临时政府对教育开始一系列改革，规定初等教育可以男女同校。随后公布的《壬子学制》规定女子与男子享有同等受教育权。女学这个特殊的历史时代产物也逐渐告别历史舞台，男女同校成为人们普遍接受的现实。
清末，列强辱华，国运飘摇，特别是中日甲午战争战败后，国人猛然觉醒，越来越多的国人开始将目光投向海外。
光绪二十四年（1898）十月，永嘉县王鸿年（鲁璠）由使馆官费派遣留日，入东京帝国大学学习法律，开温州出国留学风气之先。据浙江留日学生同乡会会刊《浙江潮》、清国留学生会馆历次《报告》，及其他一些资料，从1898年至1911年，
温州出国留学生共138人，其中瑞安籍54人，乐清籍34人，平阳籍27人，永嘉籍23人。
因为路途近、费用省、文字接近、模仿更容易，日本成为清末留学的主要目的国。从温州留日毕业学生名单可以看出，学习军事的毕业生占到总人数的50%。
从1904年开始，温州女性也加入到留学生的行列中，永嘉籍的张志俊进入日本实践女学校学习；瑞安籍的陈伟心进入日本东洋医科学校。民国时期见诸记载留学日本的温州女性，还有平阳籍的王芝芬（东京女子医专医科）、张淑珍等人。虽然，女子留日学生人数极少，但她们对传统教育制度、传统教育思想造成了一个巨大的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