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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草原上的遼代文明藝術

公元907年遼太祖耶律阿保機建國,至1125年天祚帝耶律延禧為金兵俘虜,其後耶律大石建西遼,于1218年亡于蒙古,契丹族的政權延續了三百餘年。其盛時,曾勢壓後晉而得幽雲十六州,與宋争峰而屢挫對手,四面所及,一時俱服。大遼“五京”也随之次第而建。

五京并峙,見證了契丹人雄踞北國、虎視中原的曆史程序。在大遼五京巍峨宮阙、繁華市井的背後,時代更疊中的天下分合之勢、王朝盛衰之由、族群融合之情、禮俗信仰之狀等無不貫穿其中。五京,不僅僅上演五京的故事……

五京備焉

遼代設立五京:上京臨潢府、中京大定府、東京遼陽府、南京析津府、西京大同府,又以五京為中心,劃分統治區域為五道。《遼史》記載稱:上京為皇都,凡朝官、京官皆有之。餘四京随宜設官,為制不一。大抵西京多邊防官,南京、中京多财賦官。”這種記錄雖有所偏差,但是也反映出五京呈現多中心發展态勢,又有所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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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朝萬順契丹銀币 遼上京皇城外西二裡出土 巴林左旗遼上京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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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歲台”金花銀硯盒 赤峰市阿魯科爾沁旗耶律羽之墓出土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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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獅紋鎏金錾花銀盒 赤峰市阿魯科爾沁旗耶律羽之墓出土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四時捺缽

四時捺缽是遊牧、漁獵文化在政治領域的一種特殊表現。遼國雖然有五京,但是,遼國的皇帝并不常住京城,他與重要的朝臣一起,随寒暑、逐水草,巡行于四季捺缽地。捺缽活動除了捕魚、打雁、狩獵、避暑外,還包括拜天射柳、祭山祀祖、商讨國事、處理政務、接見外國使臣、接納附屬國和附屬部族(落)的貢品等政治内容,是以,遼的全國政治中心是流動的、随着皇帝的行蹤轉移而轉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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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鞘玉柄銀錐 通遼市奈曼旗青龍山鎮遼陳國公主墓出土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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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臂鞲 法庫縣大孤家子鄉李貝堡村遼墓 沈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南北面官

從遼太祖耶律阿保機開始,契丹就開始南下蠶食中原,至遼太宗耶律德光,借着中原後唐政權内讧的機會,幫助反叛的石敬瑭滅唐建晉,進而取得了燕雲十六州。面對新獲得的土地和人口,契丹統治者依據他們從唐朝學來的經驗,創造性的施行南北面官、因俗而治的國策。這種靈活的統治方式,團結了統治區域内的各民族,為民族融合創造了條件。

華夷同風

遼代在制度安排和管理方面多有創新和特點,不過,其在最根本的政治制度上——皇帝制度——與同時期的北宋保持一緻。南北雙方都是皇帝制度,因而又有北朝、南朝之稱。根本制度的一緻與趨同使得南北雙方在政治理想、社會價值、道德風尚等方面表現出類似。遼代統治者對中原文化采取寬容及吸收的态度,極大的促進了民族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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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窯刻花宴樂人物執壺 北京市八寶山韓佚墓出土 首都博物館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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嵌寶石鎏金包銀漆盒 通遼市吐爾基山遼墓出土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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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窯鹦鹉紋銀扣青瓷執壺 内蒙古多倫縣小王力溝遼代墓出土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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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釘紋高頸玻璃瓶 内蒙古通遼市奈曼旗青龍山鎮陳國公主墓出土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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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釉黑彩梅瓶 康平縣張家窯遼墓群 沈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鴛鴦形三彩壺 赤峰市松山區王家店遼墓出土 赤峰市博物館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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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雕四神石棺 法庫縣五台子鄉孤家子村出土 沈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塔寺巍巍遼代統治者推崇佛教,使得佛教在中國北部得到了輝煌發展。大量的皇家賜予、信徒的供養,寺院經濟繁盛發展,高大的寺院建築星羅棋布于帝國的都會州縣。通過寺院俗講、浴佛、荼毗火葬、千人邑等活動,佛教浸潤到整個社會,成為重要文化紐帶,并促進了民族融合。

藍羅繡梅花蜂蝶卷草紋巾 遼慶州釋迦佛舍利塔出土 巴林右旗博物館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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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斯玻璃瓶 朝陽北塔天宮出土 朝陽北塔博物館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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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冬青”鎏金銅飾片 耶律羽之墓出土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遼白釉人首摩羯形提梁注壺,赤峰市巴林右旗烏蘭套海蘇木出土,内蒙古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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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釘紋玻璃盤,通遼市奈曼旗青龍山遼陳國公主墓出土,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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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紋鎏金銅馬具,内蒙古興安盟代欽塔拉出土,内蒙古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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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獵圖》,内蒙古敖漢旗喇嘛溝出土,内蒙古史前文化博物館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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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丹文化以遼代文化為主體,在中亞與歐洲均有廣泛影響。契丹文化源于創造了強大軍事王國(遼國)的古代的遊牧民族_契丹民族,契丹王朝對各種文化兼收并蓄,尊孔崇儒,漢契一體,先後創造了契丹大字和契丹小字兩種文字,在文學、繪畫、陶藝等方面均有很高的成就。

卧馬形金牌飾

春秋(公元前770-前476年),長4.6厘米、寬4.5厘米、厚0.1厘米、重28.1克,内蒙古赤峰市甯城縣小城子鎮那素台出土,赤峰市甯城縣博物館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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佩飾。模鑄而成,有兩個橋形穿鈕,可系挂佩帶。草原民族随水草而居,在遊牧和狩獵生活中,他們的生存空間較為寬闊,日常生活中講究的就是速度。馬善解人意,又善于奔跑,耐力好,适于長途行走而成為草原民族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夥伴。此牌飾制作精巧,形象生動傳神,展現了東胡民族對馬的熱愛與崇尚。

八角形三彩硯

遼鹹雍六年(公元1070年),直徑22厘米、高12.6厘米,1992年内蒙古赤峰市甯城縣頭道營子鄉埋王溝出土,内蒙古自治區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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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房用具。硯台作八角形,硯面呈“風”字形,與底座對扣成盒形。遼地天氣寒冷,為防止冬季墨汁冰凍而特制,底座可置炭火以保持溫度。構思奇巧,集美觀與實用于一體,具有鮮明的地域色彩和獨特的民族風格,也反映了契丹人不但尊崇并且銳意模仿漢族士人的文化修養。這在北宋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出使遼國的路振所寫《乘轺錄》中即有記載,“(契丹)自與朝廷通好已來,歲選人材,尤異聰敏知文史者,以備南使,故中朝聲教,皆略知梗概。”

銀蹀躞帶、鞧帶

遼開泰七年(公元1018年),全長320厘米,1986年内蒙古通遼市奈曼旗青龍山鎮陳國公主墓出土,内蒙古自治區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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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蹀躞帶1副67件。用薄銀片制成,每側各有5條長帶、短帶,每帶各鑲8件馬形玉飾,垂挂于鞍座後部左右兩側。銀鞧帶1組41件,用薄銀片制作,由1條長帶扣和2條短帶連成,帶上鑲玉節約和馬形玉飾,分别垂于馬腹、馬臀兩側。

長頸瓶

遼(公元916-1125年),高31厘米、口徑8.9厘米,1994年内蒙古清水河縣山跳峁墓葬出土,内蒙古自治區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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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帶瓶是契丹民族遊牧時于馬背上攜帶的盛器,此類瓶最大的特點是兩側肩部與腹部有對稱的橋形穿帶和豎直的凹槽,均為牢固系帶而設計,友善背負,反映了遼瓷非常注重附加實用裝飾。

“侍宴圖”木闆畫

遼(公元916-1125年),(左)長125厘米、寬67.5厘米、厚2.4厘米,(右)長125厘米、寬68.3厘米、厚2.3厘米,1992年内蒙古赤峰市巴林右旗都希蘇木友愛村出土,赤峰市巴林右旗博物館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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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土時分别置于木制小帳門(象征墓主人居所的殓葬用具)的兩側,均以礦物質顔料繪制而成,色彩豔麗,比例适中,筆觸自然流暢。男執酒壺,女捧茶盞,神态恭敬,作侍奉主人宴飲狀态。遼代國家重典以酒成禮,生活百事以酒行事,飲酒之風非常盛興。遼地雖不産茶,但通過貿易、禮贈或貢納而獲得,受唐代飲茶的影響,飲茶漸成契丹社會的風俗。契丹人好飲且善飲,平時“相率攜尊馳馬戲飲”,宴客時“飲酒品茶歡歌熱舞”。備酒送茶圖表現了契丹貴族的奢華生活和遊牧民族獨特的善飲風習。

五曲花腹金杯

遼會同四年(公元941年),口徑7.7厘米、底徑4.2厘米、高3厘米,1992年内蒙古赤峰市阿魯科爾沁旗耶律羽之墓出土,内蒙古自治區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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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茶酒用具。口内沿、圈足底邊錾刻寶相蓮瓣紋。魚子紋地。腹外壁以花瓣分區錾刻五組雙雁銜花紋,内底錾刻雙魚戲水紋。魚紋、鴻雁紋均為傳統的吉祥圖案,也是唐代金銀器上的主要紋飾之一。遼代金銀器頻見鴻雁紋還與契丹人的“春捺缽”捕鵝獵雁的獨特制度息息相關。且鵝雁在遼社會生活中充當着重要的祭祀之物,如《遼史·禮志六》載,契丹風俗冬至這一天“屠白羊、白馬、白雁,各取血和酒,天子望拜黑山”。可見,鴻雁紋是契丹人真實生活的反映。

鎏金雙魚形銀壺

唐(公元618-907年),高28.5厘米、口徑5厘米、腹徑20.4厘米、底徑15厘米,内蒙古赤峰市喀喇沁旗龍山鄉牛子溝門村哈達溝窖藏出土,赤峰市喀拉沁旗博物館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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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茶酒用具。壺呈雙魚形,雙魚合一口,腹部相連處有一條凹線,魚尾外展,形成壺底。整個壺體線條柔美流暢,紋飾錾刻細緻,十分美觀。由于“魚”和富餘的“餘”諧音,是以魚一直是富貴的象征物。同時,還引申出許多類似“鯉魚躍龍門”的傳說。在古人的藝術創作中,魚是運用廣泛的一種傳統吉祥圖案。雙魚形酒器在唐代較為流行,目前所見到的有雙魚三彩瓷壺、雙魚瓷壺等,都呈雙魚對腹聯體狀,寓意好運成雙。這種形制的器物後也為遼代契丹人所仿效,成為人們喜愛的造型。

瑪瑙杯

高3.1厘米、口徑7.4厘米,1986年内蒙古通遼市奈曼旗青龍山鎮陳國公主墓出土,内蒙古自治區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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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器。這件瑪瑙酒杯以天然紋理取勝,雕琢細緻,超凡脫俗,宛如麗質佳人,瑰麗奪目,屬于上等紅瑪瑙制品,應為陳國公主生前摯愛之物。人們相信以其飲酒可辟邪袪毒,能給人帶來快樂和信心,象征着幸福與甜蜜。在遼代早期,瑪瑙器皿随契丹民族與中原、西域等各地貿易文化交流而流入遼境,深得遼人珍愛。至遼中期以後,契丹人在本地也開始了采集、加工瑪瑙等生産活動,常用瑪瑙制成生活用品與佩飾。

鎏金雙獅紋銀盒

遼(公元916-1125年),口徑19厘米、高11.1厘米,2003年内蒙古通遼市科左後旗吐爾基山遼墓出土,内蒙古自治區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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妝奁盒。也可作為食盒使用。模壓成形。凸起紋飾鎏金,十曲花瓣形口。頂部模壓一對互相追逐的獅子,襯飾纏枝花紋,其外飾花瓣紋、雲紋、雙鳥蝶花紋等。通體魚子紋作地。蓋頂邊緣飾折枝牡丹花紋。盒蓋和盒身側面飾纏枝花紋,圈足飾荷葉紋。獅子于西漢時自西域傳入,被視為祥瑞之獸。佛教對于獅子極為推崇,《玉芝堂談荟》稱“釋者以獅子勇猛精進,為文殊菩薩騎者” 。以獅為主的組合紋飾作為一種具有宗教意味的裝飾紋樣随着佛教在遼的傳播而為契丹人所崇尚。象征吉祥富貴、繁榮昌盛的牡丹花紋也被契丹人接受和喜愛,并廣泛應用于裝飾領域,反映了契丹人對精神世界的追求及其與漢族的文化交流。

瑪瑙璎珞

遼會同四年(公元941年),通長85厘米,1992年内蒙古赤峰市阿魯科爾沁旗耶律羽之墓出土,内蒙古自治區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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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飾。璎珞一般以金玉珠寶穿綴而成,故古代又稱之為“珠璎珞”。該璎珞以瑪瑙、水晶、心形和T形墜飾組成。瑪瑙古稱瓊,又稱赤玉。瑪瑙一詞出自佛經,梵語本稱“阿斯瑪加波”,意為“馬腦”。水晶是一種無色透明的石英結晶體礦物,深受契丹人喜愛并以之制作飾物。而心形和T形的不對稱組合,或寓意陰陽。北亞、西亞、中亞古代民族的一些項飾,有與之相似的裝飾部件。契丹的此種墜飾,或與北方民族的傳統裝飾有關。其色彩和諧雅緻,給人一種渾然天成之感。該墓主人為遼太祖耶律阿保機的堂弟、開國元勳耶律羽之,說明此類璎珞為契丹貴族所用。

琥珀璎珞

遼開泰七年(公元1018年),内周長113厘米、外周長159厘米,1986年内蒙古通遼市奈曼旗青龍山鎮陳國公主墓出土,内蒙古自治區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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璎珞為深具契丹民族特色的項飾,是其信奉佛教并将佛教思想世俗化的代表飾物。在中國曆史上,沒有任何一個朝代或民族,像契丹人那樣崇尚琥珀。琥珀的流行也許與契丹人尚佛相關,因為佛教認為水晶代表佛骨,而琥珀代表佛血。該璎珞是迄今所見最大的琥珀飾件,其外串264件,由5小串257顆琥珀珠和5件琥珀浮雕飾件、2件素面琥珀飾件以細銀絲相間穿綴而成;内串69件,由60顆琥珀珠和9件圓雕、浮雕琥珀飾件以細銀絲相間穿綴組成。琥珀浮雕飾件紋樣主要為龍紋,圖案抽象而富于動感。特長的璎珞不适宜日常遊牧生活佩戴,多應用于神聖、重要場合。

镂花金香囊

遼開泰七年(公元1018年),囊身長13.4厘米、寬7.8厘米,金鍊長9.2厘米,金環直徑1.4厘米,重40克,1986年内蒙古通遼市奈曼旗青龍山鎮陳國公主墓出土,内蒙古自治區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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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囊自古為佩于身或懸于床帳或車辇上的飾物。此香囊呈扁桃形,镂刻花紋、纏枝忍冬紋也有明顯的唐代金銀器的餘韻。契丹建國遼之時正是唐代末年,積澱深厚的唐文化幾乎滲透到其政治、經濟、軍事、科技和文化等各個領域,遼代金銀器中的唐代遺風正是反映出這一曆史事實。

石雕卧佛像

遼(公元916-1125年),通長40厘米,1989年内蒙古赤峰市巴林右旗慶州白塔出土,赤峰市巴林右旗博物館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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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整塊漢白玉圓雕而成。釋迦佛頭枕蓮花枕,身着紅袈裟,側身而卧,神态安詳。裸露部分不施彩,即所謂“鎏衣不鎏肉”的佛像裝飾手法。佛床四側雕有小雄獅,神态各異。右側吉祥而卧的佛陀造像,亦稱“涅盤像”,謂諸德圓滿、諸惡寂滅,此為佛教修行理想的最終目的,故後稱僧尼死為圓寂。唐玄奘《大唐西域記》載,釋迦牟尼在拘屍那揭羅國“入寂滅樂,于雙樹間北首而卧”,示現無常而入涅盤,這情景便是後來的卧佛形象。

金面具

遼開泰七年(公元1018年),長20.5厘米、寬17.2厘米,1986年内蒙古通遼市奈曼旗青龍山鎮陳國公主墓出土,内蒙古自治區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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喪葬用面具。出土時覆寫于公主面部。呈半浮雕形。用薄金片錘擊成形。面具周邊有33個穿孔,用細銀絲沿着穿孔将其與頭部網絡連綴起來。陳國公主為遼聖宗耶律隆緒二弟秦晉國王耶律隆慶的女兒,其驸馬為遼聖宗齊天皇後之兄蕭紹矩,其祖母即是赫赫有名的蕭太後。初封太平公主,進封為越國公主,追封陳國公主。去世時年僅18歲,這件面具的眉、眼局部錘錾,制作精細,将面龐豐圓、上額舒展的年輕女性柔潤的特點表現無遺。金面具的出土,改變了人們先前認為黃金面具隻是中亞青銅時代文明之物的看法。

鎏金高翅銀冠

遼開泰七年(公元1018年),冠箍口徑19.5厘米、冠體高26厘米、立翅高30厘米、寬17.5厘米、重830克,1986年内蒙古通遼市奈曼旗青龍山鎮陳國公主墓出土,内蒙古自治區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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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翅冠是契丹貴族婦女專用的一種冠飾。用鎏金薄銀片分片錘擊成各部位的形狀,并用細銀絲縫綴加強而成。冠正面和兩側立翅镂空并錾刻火焰寶珠、鳳鳥和變形雲紋等花紋。冠頂綴飾有背光的元始天尊像。元始天尊是道教的最高尊神,被稱為“主持天界之祖”。契丹人受到中原道教和道家思想影響而形成道教信仰,陳國公主的伯父聖宗皇帝十分熟悉道教教義,其叔父耶律隆裕更是個虔誠的道教信徒。此冠以道教人物為飾即反映了道教在契丹皇族中的傳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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