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907年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建国，至1125年天祚帝耶律延禧为金兵俘虏，其后耶律大石建西辽，于1218年亡于蒙古，契丹族的政权延续了三百余年。其盛时，曾势压后晋而得幽云十六州，与宋争峰而屡挫对手，四面所及，一时俱服。大辽“五京”也随之次第而建。
五京并峙，见证了契丹人雄踞北国、虎视中原的历史进程。在大辽五京巍峨宫阙、繁华市井的背后，时代更迭中的天下分合之势、王朝盛衰之由、族群融合之情、礼俗信仰之状等无不贯穿其中。五京，不仅仅上演五京的故事……
五京备焉
辽代设立五京：上京临潢府、中京大定府、东京辽阳府、南京析津府、西京大同府，又以五京为中心，划分统治区域为五道。《辽史》记载称：上京为皇都，凡朝官、京官皆有之。余四京随宜设官，为制不一。大抵西京多边防官，南京、中京多财赋官。”这种记录虽有所偏差，但是也反映出五京呈现多中心发展态势，又有所分工。
天朝万顺契丹银币 辽上京皇城外西二里出土 巴林左旗辽上京博物馆
“万岁台”金花银砚盒 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耶律羽之墓出土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双狮纹鎏金錾花银盒 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耶律羽之墓出土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四时捺钵
四时捺钵是游牧、渔猎文化在政治领域的一种特殊表现。辽国虽然有五京，但是，辽国的皇帝并不常住京城，他与重要的朝臣一起，随寒暑、逐水草，巡行于四季捺钵地。捺钵活动除了捕鱼、打雁、狩猎、避暑外，还包括拜天射柳、祭山祀祖、商讨国事、处理政务、接见外国使臣、接纳附属国和附属部族（落）的贡品等政治内容，因此，辽的全国政治中心是流动的、随着皇帝的行踪转移而转移。
带鞘玉柄银锥 通辽市奈曼旗青龙山镇辽陈国公主墓出土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玉臂鞲 法库县大孤家子乡李贝堡村辽墓 沈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南北面官
从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开始，契丹就开始南下蚕食中原，至辽太宗耶律德光，借着中原后唐政权内讧的机会，帮助反叛的石敬瑭灭唐建晋，从而取得了燕云十六州。面对新获得的土地和人口，契丹统治者依据他们从唐朝学来的经验，创造性的施行南北面官、因俗而治的国策。这种灵活的统治方式，团结了统治区域内的各民族，为民族融合创造了条件。
华夷同风
辽代在制度安排和管理方面多有创新和特点，不过，其在最根本的政治制度上——皇帝制度——与同时期的北宋保持一致。南北双方都是皇帝制度，因而又有北朝、南朝之称。根本制度的一致与趋同使得南北双方在政治理想、社会价值、道德风尚等方面表现出类似。辽代统治者对中原文化采取宽容及吸收的态度，极大的促进了民族融合。
越窑刻花宴乐人物执壶 北京市八宝山韩佚墓出土 首都博物馆藏
嵌宝石鎏金包银漆盒 通辽市吐尔基山辽墓出土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越窑鹦鹉纹银扣青瓷执壶 内蒙古多伦县小王力沟辽代墓出土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乳钉纹高颈玻璃瓶 内蒙古通辽市奈曼旗青龙山镇陈国公主墓出土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白釉黑彩梅瓶 康平县张家窑辽墓群 沈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鸳鸯形三彩壶 赤峰市松山区王家店辽墓出土 赤峰市博物馆藏
浮雕四神石棺 法库县五台子乡孤家子村出土 沈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塔寺巍巍辽代统治者推崇佛教，使得佛教在中国北部得到了辉煌发展。大量的皇家赐予、信徒的供养，寺院经济繁盛发展，高大的寺院建筑星罗棋布于帝国的都会州县。通过寺院俗讲、浴佛、荼毗火葬、千人邑等活动，佛教浸润到整个社会，成为重要文化纽带，并促进了民族融合。
蓝罗绣梅花蜂蝶卷草纹巾 辽庆州释迦佛舍利塔出土 巴林右旗博物馆藏
波斯玻璃瓶 朝阳北塔天宫出土 朝阳北塔博物馆藏
“海冬青”鎏金铜饰片 耶律羽之墓出土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辽白釉人首摩羯形提梁注壶，赤峰市巴林右旗乌兰套海苏木出土，内蒙古博物院藏
乳钉纹玻璃盘，通辽市奈曼旗青龙山辽陈国公主墓出土，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云纹鎏金铜马具，内蒙古兴安盟代钦塔拉出土，内蒙古博物院藏
《备猎图》，内蒙古敖汉旗喇嘛沟出土，内蒙古史前文化博物馆藏
契丹文化以辽代文化为主体，在中亚与欧洲均有广泛影响。契丹文化源于创造了强大军事王国（辽国）的古代的游牧民族_契丹民族，契丹王朝对各种文化兼收并蓄，尊孔崇儒，汉契一体，先后创造了契丹大字和契丹小字两种文字，在文学、绘画、陶艺等方面均有很高的成就。
卧马形金牌饰
春秋（公元前770-前476年），长4.6厘米、宽4.5厘米、厚0.1厘米、重28.1克，内蒙古赤峰市宁城县小城子镇那素台出土，赤峰市宁城县博物馆藏
佩饰。模铸而成，有两个桥形穿钮，可系挂佩带。草原民族随水草而居，在游牧和狩猎生活中，他们的生存空间较为宽阔，日常生活中讲究的就是速度。马善解人意，又善于奔跑，耐力好，适于长途行走而成为草原民族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伙伴。此牌饰制作精巧，形象生动传神，体现了东胡民族对马的热爱与崇尚。
八角形三彩砚
辽咸雍六年（公元1070年），直径22厘米、高12.6厘米，1992年内蒙古赤峰市宁城县头道营子乡埋王沟出土，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文房用具。砚台作八角形，砚面呈“风”字形，与底座对扣成盒形。辽地天气寒冷，为防止冬季墨汁冰冻而特制，底座可置炭火以保持温度。构思奇巧，集美观与实用于一体，具有鲜明的地域色彩和独特的民族风格，也反映了契丹人不但尊崇并且锐意模仿汉族士人的文化修养。这在北宋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出使辽国的路振所写《乘轺录》中即有记载，“（契丹）自与朝廷通好已来，岁选人材，尤异聪敏知文史者，以备南使，故中朝声教，皆略知梗概。”
银蹀躞带、鞧带
辽开泰七年（公元1018年），全长320厘米，1986年内蒙古通辽市奈曼旗青龙山镇陈国公主墓出土，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银蹀躞带1副67件。用薄银片制成，每侧各有5条长带、短带，每带各镶8件马形玉饰，垂挂于鞍座后部左右两侧。银鞧带1组41件，用薄银片制作，由1条长带扣和2条短带连成，带上镶玉节约和马形玉饰，分别垂于马腹、马臀两侧。
长颈瓶
辽（公元916-1125年），高31厘米、口径8.9厘米，1994年内蒙古清水河县山跳峁墓葬出土，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穿带瓶是契丹民族游牧时于马背上携带的盛器，此类瓶最大的特点是两侧肩部与腹部有对称的桥形穿带和竖直的凹槽，均为牢固系带而设计，方便背负，反映了辽瓷非常注重附加实用装饰。
“侍宴图”木板画
辽（公元916-1125年），（左）长125厘米、宽67.5厘米、厚2.4厘米，（右）长125厘米、宽68.3厘米、厚2.3厘米，1992年内蒙古赤峰市巴林右旗都希苏木友爱村出土，赤峰市巴林右旗博物馆藏
出土时分别置于木制小帐门（象征墓主人居所的殓葬用具）的两侧，均以矿物质颜料绘制而成，色彩艳丽，比例适中，笔触自然流畅。男执酒壶，女捧茶盏，神态恭敬，作侍奉主人宴饮状态。辽代国家重典以酒成礼，生活百事以酒行事，饮酒之风非常盛兴。辽地虽不产茶，但通过贸易、礼赠或贡纳而获得，受唐代饮茶的影响，饮茶渐成契丹社会的风俗。契丹人好饮且善饮，平时“相率携尊驰马戏饮”，宴客时“饮酒品茶欢歌热舞”。备酒送茶图表现了契丹贵族的奢华生活和游牧民族独特的善饮风习。
五曲花腹金杯
辽会同四年（公元941年），口径7.7厘米、底径4.2厘米、高3厘米，1992年内蒙古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耶律羽之墓出土，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盛茶酒用具。口内沿、圈足底边錾刻宝相莲瓣纹。鱼子纹地。腹外壁以花瓣分区錾刻五组双雁衔花纹，内底錾刻双鱼戏水纹。鱼纹、鸿雁纹均为传统的吉祥图案，也是唐代金银器上的主要纹饰之一。辽代金银器频见鸿雁纹还与契丹人的“春捺钵”捕鹅猎雁的独特制度息息相关。且鹅雁在辽社会生活中充当着重要的祭祀之物，如《辽史·礼志六》载，契丹风俗冬至这一天“屠白羊、白马、白雁，各取血和酒，天子望拜黑山”。可见，鸿雁纹是契丹人真实生活的反映。
鎏金双鱼形银壶
唐（公元618-907年），高28.5厘米、口径5厘米、腹径20.4厘米、底径15厘米，内蒙古赤峰市喀喇沁旗龙山乡牛子沟门村哈达沟窖藏出土，赤峰市喀拉沁旗博物馆藏
盛茶酒用具。壶呈双鱼形，双鱼合一口，腹部相连处有一条凹线，鱼尾外展，形成壶底。整个壶体线条柔美流畅，纹饰錾刻细致，十分美观。由于“鱼”和富余的“余”谐音，因此鱼一直是富贵的象征物。同时，还引申出许多类似“鲤鱼跃龙门”的传说。在古人的艺术创作中，鱼是运用广泛的一种传统吉祥图案。双鱼形酒器在唐代较为流行，目前所见到的有双鱼三彩瓷壶、双鱼瓷壶等，都呈双鱼对腹联体状，寓意好运成双。这种形制的器物后也为辽代契丹人所仿效，成为人们喜爱的造型。
玛瑙杯
高3.1厘米、口径7.4厘米，1986年内蒙古通辽市奈曼旗青龙山镇陈国公主墓出土，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酒器。这件玛瑙酒杯以天然纹理取胜，雕琢细致，超凡脱俗，宛如丽质佳人，瑰丽夺目，属于上等红玛瑙制品，应为陈国公主生前挚爱之物。人们相信以其饮酒可辟邪袪毒，能给人带来快乐和信心，象征着幸福与甜蜜。在辽代早期，玛瑙器皿随契丹民族与中原、西域等各地贸易文化交流而流入辽境，深得辽人珍爱。至辽中期以后，契丹人在本地也开始了采集、加工玛瑙等生产活动，常用玛瑙制成生活用品与佩饰。
鎏金双狮纹银盒
辽（公元916-1125年），口径19厘米、高11.1厘米，2003年内蒙古通辽市科左后旗吐尔基山辽墓出土，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妆奁盒。也可作为食盒使用。模压成形。凸起纹饰鎏金，十曲花瓣形口。顶部模压一对相互追逐的狮子，衬饰缠枝花纹，其外饰花瓣纹、云纹、双鸟蝶花纹等。通体鱼子纹作地。盖顶边缘饰折枝牡丹花纹。盒盖和盒身侧面饰缠枝花纹，圈足饰荷叶纹。狮子于西汉时自西域传入，被视为祥瑞之兽。佛教对于狮子极为推崇，《玉芝堂谈荟》称“释者以狮子勇猛精进，为文殊菩萨骑者” 。以狮为主的组合纹饰作为一种具有宗教意味的装饰纹样随着佛教在辽的传播而为契丹人所崇尚。象征吉祥富贵、繁荣昌盛的牡丹花纹也被契丹人接受和喜爱，并广泛应用于装饰领域，反映了契丹人对精神世界的追求及其与汉族的文化交流。
玛瑙璎珞
辽会同四年（公元941年），通长85厘米，1992年内蒙古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耶律羽之墓出土，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项饰。璎珞一般以金玉珠宝穿缀而成，故古代又称之为“珠璎珞”。该璎珞以玛瑙、水晶、心形和T形坠饰组成。玛瑙古称琼，又称赤玉。玛瑙一词出自佛经，梵语本称“阿斯玛加波”，意为“马脑”。水晶是一种无色透明的石英结晶体矿物，深受契丹人喜爱并以之制作饰物。而心形和T形的不对称组合，或寓意阴阳。北亚、西亚、中亚古代民族的一些项饰，有与之相似的装饰部件。契丹的此种坠饰，或与北方民族的传统装饰有关。其色彩和谐雅致，给人一种浑然天成之感。该墓主人为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的堂弟、开国元勋耶律羽之，说明此类璎珞为契丹贵族所用。
琥珀璎珞
辽开泰七年（公元1018年），内周长113厘米、外周长159厘米，1986年内蒙古通辽市奈曼旗青龙山镇陈国公主墓出土，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璎珞为深具契丹民族特色的项饰，是其信奉佛教并将佛教思想世俗化的代表饰物。在中国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朝代或民族，像契丹人那样崇尚琥珀。琥珀的流行也许与契丹人尚佛相关，因为佛教认为水晶代表佛骨，而琥珀代表佛血。该璎珞是迄今所见最大的琥珀饰件，其外串264件，由5小串257颗琥珀珠和5件琥珀浮雕饰件、2件素面琥珀饰件以细银丝相间穿缀而成；内串69件，由60颗琥珀珠和9件圆雕、浮雕琥珀饰件以细银丝相间穿缀组成。琥珀浮雕饰件纹样主要为龙纹，图案抽象而富于动感。特长的璎珞不适宜日常游牧生活佩戴，多应用于神圣、重要场合。
镂花金香囊
辽开泰七年（公元1018年），囊身长13.4厘米、宽7.8厘米，金链长9.2厘米，金环直径1.4厘米，重40克，1986年内蒙古通辽市奈曼旗青龙山镇陈国公主墓出土，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香囊自古为佩于身或悬于床帐或车辇上的饰物。此香囊呈扁桃形，镂刻花纹、缠枝忍冬纹也有明显的唐代金银器的余韵。契丹建国辽之时正是唐代末年，积淀深厚的唐文化几乎渗透到其政治、经济、军事、科技和文化等各个领域，辽代金银器中的唐代遗风正是反映出这一历史事实。
石雕卧佛像
辽（公元916-1125年），通长40厘米，1989年内蒙古赤峰市巴林右旗庆州白塔出土，赤峰市巴林右旗博物馆藏
用整块汉白玉圆雕而成。释迦佛头枕莲花枕，身着红袈裟，侧身而卧，神态安详。裸露部分不施彩，即所谓“鎏衣不鎏肉”的佛像装饰手法。佛床四侧雕有小雄狮，神态各异。右侧吉祥而卧的佛陀造像，亦称“涅盘像”，谓诸德圆满、诸恶寂灭，此为佛教修行理想的最终目的，故后称僧尼死为圆寂。唐玄奘《大唐西域记》载，释迦牟尼在拘尸那揭罗国“入寂灭乐，于双树间北首而卧”，示现无常而入涅盘，这情景便是后来的卧佛形象。
金面具
辽开泰七年（公元1018年），长20.5厘米、宽17.2厘米，1986年内蒙古通辽市奈曼旗青龙山镇陈国公主墓出土，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丧葬用面具。出土时覆盖于公主面部。呈半浮雕形。用薄金片锤击成形。面具周边有33个穿孔，用细银丝沿着穿孔将其与头部网络连缀起来。陈国公主为辽圣宗耶律隆绪二弟秦晋国王耶律隆庆的女儿，其驸马为辽圣宗齐天皇后之兄萧绍矩，其祖母即是赫赫有名的萧太后。初封太平公主，进封为越国公主，追封陈国公主。去世时年仅18岁，这件面具的眉、眼局部锤錾，制作精细，将面庞丰圆、上额舒展的年轻女性柔润的特点表现无遗。金面具的出土，改变了人们先前认为黄金面具只是中亚青铜时代文明之物的看法。
鎏金高翅银冠
辽开泰七年（公元1018年），冠箍口径19.5厘米、冠体高26厘米、立翅高30厘米、宽17.5厘米、重830克，1986年内蒙古通辽市奈曼旗青龙山镇陈国公主墓出土，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高翅冠是契丹贵族妇女专用的一种冠饰。用鎏金薄银片分片锤击成各部位的形状，并用细银丝缝缀加固而成。冠正面和两侧立翅镂空并錾刻火焰宝珠、凤鸟和变形云纹等花纹。冠顶缀饰有背光的元始天尊像。元始天尊是道教的最高尊神，被称为“主持天界之祖”。契丹人受到中原道教和道家思想影响而形成道教信仰，陈国公主的伯父圣宗皇帝十分熟悉道教教义，其叔父耶律隆裕更是个虔诚的道教信徒。此冠以道教人物为饰即反映了道教在契丹皇族中的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