奴隸制度，奴隸貿易，是既熟悉又陌生的詞。羅伯特·托馬斯曾在其著作《西方世界的興起》中指出：“文藝複興時期爆發的奴隸貿易，隻是史前時期和基督教時期奴隸制度幽靈的複活，這個幽靈在後希臘思潮的影響下，沉睡了幾百年，然後在适宜的土壤上，換了一套新裝，又悄悄生根發芽了。”羅伯特的論述，顯然受到了黑格爾曆史觀和馬克思曆史唯物主義的深刻影響。兩種曆史觀都将曆史看作周期性的漸進循環：曆史不是無數新鮮事實的簡單堆砌，相反，本質相同的一件事情，會在曆史潮流中不斷重演——當然，會換着花樣重演。資本主義中資本家剝削勞工，代替了封建主義中封建領主剝削農奴，與此類似，葡萄牙用風帆艦運輸非洲黑人，代替了羅馬帝國用戰艦掠奪奴隸。
不過，與通常認為的不同，黑人以及與其相關的奴隸制度，從來不是歐洲大陸與非洲大陸的專利。英國學者羅恩·阿姆丁在《印度史與加勒比海》中說：“在西方奴隸貿易興起前，印度有近10萬名來自非洲的黑人，已經在當地繁衍生息了”。同樣，羅伯特·費茨羅伊爵士曾在十九世紀初驕傲地斷言：“澳洲土著人裡，有不少就來自東非海岸。”然而，相比非洲黑人在中國的曆史，這些驕傲的斷言和宣稱，立刻就會相形見绌。早在唐朝時期，活躍在中國的黑人已經為數衆多，相比當時相對封閉的東方來說，黑人在不少方面表現出了人種方面的優勢。而由于他們尤其在兩件事上頗為擅長，受到了當時中國人的青睐和重用。
黑人在唐朝活動的最早證據，見于《舊唐書》記載，“自林邑已南，皆卷發黑身，号為昆侖。”這句記載中的“昆侖”，指“昆侖奴”，是唐朝對黑人的衆多稱呼之一。不過，與黑人出現在唐朝帶給人的驚訝相比，他們如何在生産力極不發達的情況下來到遙遠的東方，才更令人疑惑。唐朝是中國古代王朝中與外國友好通商相對頻繁和發達的時期，即便如此，唐朝與遠隔萬裡的非洲大陸也很難扯上關系。
例如，《三國史記》載：“景文王九年（869）秋七月，新羅（北韓）遣王子蘇判金胤等入唐謝恩。”再如，《舊唐書·南蠻傳》載：“太宗崩，诏于陵所刊扶南（高棉）王頭黎之形，列于玄阙之前。”又如，《舊唐書·吐蕃傳》載：“貞觀十五年，松贊幹布與文成公主歸國，謂所親曰：‘我父祖未有通婚上國者，今我得尚大唐公主，為幸實多’。”除此，西域諸國如焉耆等國，與唐朝往來也比較密切。上述史料列舉了唐朝在其四面八方的建交國家，除這些國家外，還有許多。但無論怎樣，也扯不到非洲去。
唐朝學者瞿昙悉達在《開元占經》中的記載“西域漠北，通塞不便，長安之昆侖奴悉自天竺”，為我們打開了突破口。瞿昙悉達認為，唐朝黑人不可能來自西北，極有可能來自印度（天竺）。他之是以作此推測，是因為他抓住了當時非洲和東方的紐帶：阿拉伯人。唐朝時期，橫跨歐亞非三洲的阿拉伯帝國處于強盛階段，阿拉伯帝國的地理位置，決定了其在西方和東方之間始終起着橋梁作用。《阿拉伯帝國興衰記》載：“阿拉伯人用本土大量出産的天鵝絨和沙棗，與非洲人交換黃金，再将交換來的黃金，與印度交換香料。”在這種長達數百年的頻繁通商中，非洲黑人以自由民身份（比如商人）或奴隸身份來到印度，是合情合理的。而當時的印度與中國通商頻繁，因而黑人由印度北上到達中國，就是極為可能的了。
唐朝黑人雖被稱作昆侖奴，其社會地位也如奴隸般低下，但因他們在兩件事上十分出衆，是以受到當時社會一定的尊敬。第一件事，就是他們水性極好。由于非洲内陸極其幹旱，大部分黑人部落和文明都誕生在非洲海岸線一帶，雖然非洲擁有較好的耕地條件，卻始終沒有像歐洲和亞洲那樣發展出大規模的種植業，原因在于大部分非洲人隻需依靠畜牧業和捕獵，就能維持生存。由于常年與海相伴，熟悉水性極為正常，加之黑人具有世界所有人種中最強大的運動天賦，這一點又為他們熟悉水性加碼。
《太平禦覽》記載：“唐節度使南遷嶺南，偶遇土龍，舟船傾覆，所帶珍寶玉器沉底，乃令昆侖烏鬼奪之，烏鬼環眼黢黢，入水而無出，土龍多，不敢奪。”大意是說，唐朝一位節度使向南遷徙到兩廣地區，途中遇見了鳄魚（土龍），船快要翻了，帶着的珍寶玉器沉入水底，于是讓黑人下水去撈，黑人下水，連眼睛都不閉不眨，而且不需要出水換氣，但由于鳄魚太多，是以不敢繼續捕撈。正是由于黑人水性好，是以《通典》中載：“昆侖奴長于水性，時人屬意者多之”，他們在當時社會中受到一定的關注和尊敬，在一些特殊領域和行業，如捕魚業，以及其它與水有關的行業中，備受重視和重用。
唐朝黑人除了水性極好，還十分忠誠，這是他們被尊重的另一個重要原因。唐長安城騎都尉楊氏（名不詳）家中黑人，就是一例。這位黑人被楊氏拿去黑市出售，因價格太低而沒有賣出，還遭暴打，但他不但沒有嫉恨和報複，反而在楊氏之子溺水後将其救出。黑人對主人的忠誠，使他們受到信任和重視，甚至在一些關鍵位置，如執掌内事方面，受到重用。這種現象，在美國獨立戰争時期也出現過。當時美國一些農場主和莊園主會雇傭大批黑人勞作，其中一些比較聰明的黑人，由于世代服務于一個姓氏的白人家族而受到格外敬重，在吃飯和穿衣方面，以及一些個人權利方面，甚至可以與白人平等。
不過，唐朝黑人對主人的忠誠也不是無條件的，《冊府元龜》載：“唐時昆侖奴鮮背主者，一曰遠離家國，一曰無處可遁”，可見當時黑人忠誠于主人也是有原因的。由于他們被販賣到萬裡之外，沒有清晰的地理概念，不可能僅憑自己回到故土；同時，他們與中國文化差異巨大，在中國社會很難産生價值，找到合适的生存方式，是以即便逃走，也是死路一條。由于這些黑人主要來自印度，是以大部分分布在中國南方，在中國久居後，部分人也選擇與中國人通婚，繁衍生息。現在中國廣東省，還有一些攜帶黑人血統的黃種人，這些人就是當年唐朝黑人的後裔，他們一直居住在中國，猶如當年來到中國的猶太人一樣，成為中華民族成員之一。
奴隸制是人類曆史上不光彩的一頁，但兩千多年來，人們卻變本加厲地書寫着這一頁。奴隸制的淵源到底是什麼？
奴隸制誕生的沃土：落後的生産力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中寫道：“奴隸制産生的根本原因，是生産力的落後……奴隸制根本不是國家和私有制産生後才産生的，在原始社會中，就已經存在了。”恩格斯認為生産力的落後導緻奴隸制，原因在于人性中無法逾越的終極障礙：求生欲。原始氏族社會時期，生産力極其低下，種植技術尚未被掌握，連狩獵工具的制造都成問題。這一時期，男女分工方式如下：男子負責外出狩獵和捕魚，附帶采摘；女子則照顧家庭，哺育孩子。這一分工的必然結果是：男子生存能力逐漸提升，女子生存能力逐漸下降，最終，如果離開丈夫，妻子就要餓死。是以馬克思在《資本論》中說：“誰掌握了經濟命脈，誰就掌握了發言權。”女性為了生存，就必須依靠男子供養，即，女性的生存權決定在男性手裡，是以恩格斯才說：“奴隸制最初誕生于夫妻之間。”
文明社會的奴隸制度，隻是氏族社會奴隸制度的擴大化和合法化，其本質并未改變。奴隸為争取生存，不得不将自己的勞動力出賣，随後又要将自己徹底商品化，拿到市場上交易。國家看到這種現象，就變本加厲地強化奴隸的社會地位。通過立法限制奴隸的權利，通過教育不斷加強人們對奴隸的認同和偏見，最後，連奴隸自己都認為自己隻應做奴隸，這就是合法化與合理化。印度種姓制度也是奴隸制的一種變體。印度經典《梨俱吠陀》載：“四大種姓在社會地位、法律地位、經濟地位和從事行業方面，均完全分化，沒有任何交集。旃陀羅為四等種姓之下最低賤一等，為不可觸碰者。”種姓制度和奴隸制度本質一樣，都是利用合理化的暴力，按照既得利益者的意願，強制塑造某一社會群體。
奴隸制複活的沃土：人種學理論
随着生産力進步，奴隸制的土壤必然萎縮，因為越來越多的人無需僅僅因為生存，就出賣勞動力。盡管如此，上古時期的奴隸制還是在千百年後複活了，而西方世界興起的人種學理論，是緣由之一。人種學理論，将全世界不同類型的人，根據一些特定條件，劃分為不同人種。這一理論原本并無價值取向，即沒有偏袒所謂的雅利安人種和白人人種。但人種學理論一經與社會實踐結合，就被歪曲和利用起來。奴隸貿易的興起，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以人種學為理論依據的。當時西方一些心懷叵測的人種學家，服務于大資本家的利益，提出了嚴格劃分黑人人種的建議。他們通過嚴格測量黑人形體的一些特點，如鼻子寬度，顴骨高度，嘴唇厚度等參數，将具備一定特征的人與其餘人種區分開來，在建立起一套完整的人種測量理論後，凡是符合黑人人種特點的人，就被劃歸黑人，并受到和黑人一樣的對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