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學者蔔鍵所著《庫頁島往事》，近日由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出版。該書是目前為止有關庫頁島的曆史最全面深入的專著，填補學術空白，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
庫頁島是一個緊貼着東北大陸的長條狀大島，北端側對着黑龍江口，南端正對着北海道，西面是鞑靼海峽，東面是北太平洋，戰略位置極其重要。該島面積7.64萬平方公裡，超過中國台灣島與海南島的總和。在久遠、漫長的曆史時期内，庫頁島作為中國曾經的第一大島，享有“大護沙”之譽。
但在幾千年的華夏曆史中，庫頁島時隐時現，雖然記載很早，卻記載很少。僅見有民國時期石榮暲《庫頁島志略》内設“沿革篇”引錄相關文獻，并加考釋辨證。在《庫頁島往事》一書中，蔔鍵通過細緻爬梳史料，厘清了庫頁島居民的構成及其與中原的關系，認為庫頁島民應出自肅慎，在東漢時期，就有史料明确記載了庫頁島的存在。《後漢書·東夷列傳》稱“海中有女國”，應該說指的就是庫頁島。而自唐代設定黑水都督府，遼代設立貢鷹道，金代将庫頁島劃歸胡裡改路，稱之為“海上女真”。元朝設征東招讨使，明朝建立奴兒幹都司，“這個島已經納入了中國版圖，并逐漸有了行政隸屬的關系。”
在蔔鍵看來，從漢唐到明清，庫頁島上的族群一直是自治狀态，“與朝廷大體為貢賞關系，往來越來越密切。但即便是已在島上建立了多個衛所的明朝，也包括使貢賞體制規範化的清朝，仍沒有實施直接的統治，與朝廷以及地方官府的聯系仍是松散的。”
《庫頁島往事》
庫頁島離開中國有多少年了？是《庫頁島往事》一書開宗明義提出的問題。蔔鍵提出從法理上說，可追溯到整整160年前的《中俄北京條約》，“然而細檢《中俄北京條約》文本，其中并沒有出現庫頁島的名字，再看兩年前奕山所簽《瑷珲條約》，也完全不提這個近海大島。”作者不無感慨地寫道，“從契诃夫的《薩哈林旅行記》中，很多人知道了薩哈林。當時年30歲的契诃夫打算赴該島考察時，庫頁島已成為沙俄的薩哈林也即将滿30年。此名也來自滔滔流淌的黑龍江，滿語将此江名為‘薩哈林烏拉’。薩哈林意為黑色的；烏拉又寫作烏喇，即江。”
作者在書中的叙述有兩條線索，一條線索是史料記載下的庫頁島，一條線索是俄國作家契诃夫筆下的庫頁島。契诃夫在《薩哈林旅行記》中寫道：“我們應該去朝拜像薩哈林島那樣的地方，就像土耳其人朝拜麥加一樣。”相對于契诃夫，中國明清時期的朝廷、官員、士人對庫頁島卻沒有那麼大的熱情，“沒有一個中國著名的曆史人物登臨過庫頁島。”
對于庫頁島的去國，作者花費大量精力搜集史料，尤其是俄文、日本史料，充分分析，努力還原它們不斷滲透、蠶食庫頁島的曆史面貌。作者認為，庫頁島的去國主要在于俄日兩個鄰國的竊取攘奪，但清廷的責任也是巨大的。“清代乾嘉時期，是華夏曆史上一個文化繁榮與學術勃興的時期，在這個所謂的大清盛世，庫頁島基本被漠視，被忘懷，沒見有誰對這個大島的治理提出奏議，沒見有誰關注關心那裡的同胞，甚至沒有人會想到它、提起它，沒有人覺察到一夥強盜正對庫頁島虎視眈眈，甚至已悄然潛入。”
評述庫頁島的去國，蔔鍵如此寫道：“寫作這本書的心情是沉重的，基于一種遐深的傷逝，想借助那些陳年往事，厘清庫頁島漸離母體的去國之路。人們常說曆史是一面鏡子，卻應摒棄那種顧盼自雄或自怨自艾，而深自省察，反求諸己，大約才是獲得鑒戒、振作複興的徑路。”
分享會現場 三聯書店供圖
12月，三聯書店以“隐顯之間三千年”為題，舉辦《庫頁島往事》新書分享會。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副主任、中國社會科學院編講史地中心原副主任馬大正，國家清史邊關委員會委員，傳記組組長，三聯書店原副總編輯潘振平，以及該書作者蔔鍵等在會上圍繞成書的前前後後，以讀者關注的問題展開對話。
“那麼荒涼，那麼遙遠 ”
蔔鍵在發言時介紹說，寫作這本書的起因，就是來自于契诃夫的《薩哈林旅行記》，1980年黑龍江人民社翻譯的版本。“契诃夫是偉大的小說家，但這本書和他的小說完全是兩個不同的路數。大家想想，從莫斯科到庫頁島大約一萬俄裡，俄裡比公裡還多一點，那就超過2萬裡。那時整個西伯利亞沒有通火車，他要走很艱苦的路。契诃夫當時剛剛三十歲，在俄羅斯文壇已經耀眼得很。他說，‘在我的生命中抹去一年，這一年我要去庫頁島。’那時契诃夫已經得了肺病，身體很虛弱，走到半路就開始咳血。但他堅持來到庫頁島，在那待了三個月，做了非常詳細的調查、統計，做了一萬多張卡片，也通路了一些原住民。”
文史學者、《庫頁島往事》的作者蔔鍵
蔔鍵在發言中指出，“隐顯之間三千年”的題目對應庫頁島的曆史記載，可謂一語中的。“隐的時候多，顯的時候少。隐的時候是真‘隐’，顯的時候是不怎麼‘顯’。要分析，就得把所有的史料放到一起看，再帶一些推測，這樣才能大約（看出端倪）。我特别想說，庫頁島在曆史上唯一有記載的就是中國，俄羅斯也好、日本也罷，他們的記載都很晚很晚，對應我們基本不超過清朝。”
但在過往中國曆朝曆代關于庫頁島的記述中，一般談到這個區域，主要是談它的貢品。“它有兩種貢品：一種是‘楛矢石弩’，就是箭和箭頭，很簡陋的箭；第二種就是海東青（鷹），一般認為海東青是隼。‘海東’這兩個字尤其應該注意，我覺得它跟庫頁島比較有聯系。宋代有官員到金國出使，回來的記錄裡也寫過（海東青），它是從海東飛過來的，雖然沒說庫頁島，但庫頁島細細地很狹長，将近一千公裡長，跟大陸離得也很近。”蔔鍵說。
令蔔鍵感到痛心疾首的是庫頁島的丢失，“我們都知道康乾盛世，乾隆朝是學術、文化、出版都很繁榮的時期，《四庫全書》就是那時候編纂的。但沒有人想過在東北，離大陸海岸很近的地方——最近的地方隻有七裡路，劃一個小舢闆就過去了——有這樣一個大島。多大呢？七萬多平方公裡，比台灣島、海南島加起來還大，島上物産極為豐富，煤炭、石油、樹木、漁業等等。可大家都認為庫頁島是個麻煩，那麼荒涼，那麼遙遠，要它幹嗎？ ”
“情懷滿滿，嚴謹探研，填補空白”
邊疆研究史是馬大正的主業，他在發言時先就感慨，“文化學者的敏感度比我們高得多。看了契诃夫的《薩哈林旅行記》，就能引發出那麼多的創作泉水。我看過這本書後，簡單來說就三句話：第一這是填補研究空白的著作；第二這是一部嚴謹的學術探研著作；第三這是一部家國情懷滿滿的近世著作。”
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副主任，中國社會科學院編講史地中心原副主任馬大正
在馬大正看來，之前的史書對于庫頁島到底跟中國是怎麼分開了，大都語焉不詳。“《庫頁島往事》把線索脈絡理了出來。以後隻要研究庫頁島，這本書就不可小觑。”同時，他也認為盡管這本書風格有點像曆史散文，“文字很活潑，但确實是一本很嚴謹的學術著作。我做了初步統計，從附錄參考文獻類的書目來看，涉及到文獻檔案的彙編就有49種，一種可能對應一本，也可能對應幾十本，上百本。蔔鍵同志把有關史料記述基本上一網打盡，這很不容易。”
馬大正特别提出，對庫頁島的歸屬，今人不能拿現代意義上的“管轄”來看當時的曆史。“東方曆史有東方曆史的特點，清王朝就是你來朝貢我，我就賞賜你，你給我一張貂皮，可能我賞賜你的東西的價值就超過十張貂皮，（如此）皇帝的感覺才好。這本書裡提到個非常有意思的例子，當時俄國已經統治了庫頁島，但島上的老百姓還是變着法兒地要向清朝貢禮。當地生活的原住民基本上還處于原始社會末期的狀态，家國觀念對于他們而言（是談不到的），就是認為誰對我好，我就聽誰的。”
在發言最後，馬大正還委婉地指出了作者在提到契诃夫《薩哈林旅行記》的中文版譯者時，錯把“姜長斌”寫成了“姜長富”，“我也寫過書，編過書。作者也好，編者也好，有時候就是會看了一百遍也沒看出來，往往不相幹的人一眼就看出來了。”
“書寫曆史是一個永恒的話題”
潘振平在發言中提出解釋庫頁島為什麼離開，為什麼處于不明不白的關系中，可能跟不同時期和地域的知識體系與規則有關，“大家觀察這個問題的時候，可以用一個更寬的視野看待。”他同時提出，對于書中提到中國曆代的知名學者、文人幾乎從沒有踏足過庫頁島，“其實也有一些不得已的原因。”
國家清史邊關委員會委、傳記組組長、三聯書店原副總編輯潘振平
“比如當時來講，清朝統治者并不希望漢人出關，因為那是他們的‘龍興之地’。從乾隆到嘉慶年間，清廷組織了一批移民去東北，主要還是滿洲人，他們在北京失業靠救濟過活，不妨送去東北墾荒。但漢人，除了山東和河北發生大饑荒時，允許漢人農民去，其他時候都不歡迎。而在當時流放到東北的文人看來，尚陽堡、甯古塔對他們來說已經非常苦寒的地區了，再往北走幾乎是不可能的。”潘振平說。
作為一名出版人，在潘振平看來不管曆史怎麼寫，萬變不離其宗，“基本的史實不能虛構。可以想像，但不能靠虛構的東西填補。現在各界人士都來寫曆史，追溯祖先、追溯先人，這都很好。希望大家在寫作的時候要注意這件事。”他同時指出，對于《庫頁島往事》一書中作者的情感代入，“從我個人來講，是很喜歡的，我覺得這才是活生生的東西。”
就此，蔔鍵在回應時表示了認可。“要以現在極端性的說法來看《史記》，裡面有大量‘不合格’的記述。它沒有想像嗎？想像太多了。誰在現場？場景一個個都寫得那麼生動。但《史記》恰恰是中國史學修史的标杆，它比《漢書》精彩之處就在于它有想像、有歸納。學院派如果都畫地為牢，怎麼面對《史記》？是以書寫曆史是一個永恒的話題，我們還是要不停地往前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