閱讀契诃夫的作品是一種旅行，遊曆與契诃夫相關的地方也是一種閱讀。我讀過契诃夫的許多作品，也遊曆過許多“契诃夫名勝”，一直在閱讀和遊曆中追尋契诃夫的足迹。
一
上世紀90年代初的一個夏日，我從烏克蘭的基輔乘火車傳回莫斯科，列車在天蒙蒙亮時停靠一個車站，事先有所準備的我下到站台，見站牌上果然寫着“塔甘羅格”的字樣——這裡是契诃夫的故鄉。列車停靠十分鐘，車站位于高高的山坡，時辰和地勢都為我提供了觀察這座城市的良好條件。站台上沒有人，朦胧的晨霧籠罩四周，但透過薄霧可以看到山坡下低矮淩亂的城市建築，以及更遠處的亞速海，無論大海和房屋，還是山坡和車站，似乎全都是一種色調，即灰色，隐隐地有一股魚腥味飄過來，這有些暗淡甚至肅殺的氛圍幾乎頓時讓人心生幾縷“契诃夫式的憂郁”。
塔甘羅格市曆史-地方志博物館
1860年1月29日，未來的作家安東 契诃夫就出生在此城警察街69号的平房裡。他的父親是食品鋪老闆，全家共有六個孩子，安東 契诃夫排行老三，有哥哥、弟弟各兩個，還有一個妹妹。除了上學，幾個孩子還有兩項任務：一是幫父親看守店鋪，據說四五歲的安東就開始站在凳子上為顧客服務，當然，光顧小店的各色人等無疑也會成為幼小的安東的閱讀對象；二是在教堂唱詩班唱歌，每天清晨和傍晚，契诃夫家的幾兄弟便在父親的強迫下去教堂唱歌，雷打不動，契诃夫後來将此稱為“苦役”，并感慨：“我在童年時沒有童年。”
1876年，安東的父親無法償還因進貨和建房而欠下的債務，帶領全家自塔甘羅格逃往莫斯科，把安東獨自留在塔甘羅格，名為繼續學業，實為留給債主的“變相人質”。十六歲的安東寄人籬下，忍辱負重，靠當家庭教師維持生計。後來，已成為著名作家的契诃夫在給朋友蘇沃林的信中這樣寫道：“貴族作家們天生免費得到的東西，平民知識分子們卻要以青春為代價去購買。您寫一個短篇小說吧，講一個青年，農奴的後代，他當過小店員和唱詩班歌手，上過中學和大學，受的教育是要尊重長官，要親吻神父的手，要崇拜他人的思想，為每一片面包道謝，他經常挨打，外出做家教時連雙套鞋也沒有……您寫吧，寫這個青年怎樣從自己身上一點一滴地擠走奴性，怎樣在一個美妙的早晨一覺醒來時感到，在他血管裡流淌的已不再是奴隸的血，而是真正的人的血。”契诃夫建議蘇沃林描寫的這個“青年”，在某種程度上就是契诃夫自己；契诃夫建議蘇沃林寫作的這一主題，後來卻成了他自己創作中貫穿始終的紅線。
塔甘羅格街心花園——“契诃夫花園”中的契诃夫雕像
契诃夫在塔甘羅格生活了近二十年，約占其一生的一半時光。塔甘羅格的童年和青少年生活在契诃夫之後的小說中留下深刻痕迹：契诃夫一家曾租住在葉夫圖申科夫斯基家，契诃夫後在《冷血》《市民》等小說中寫到這位房主；站櫃台的經曆和感受，無疑在《萬卡》《渴睡》《三年》等小說中得到展現；他學生時代的體驗和見聞被寫進《套中人》，在《貪圖錢财的婚姻》《烏鴉》《約内奇》等小說中我們也不難分辨出塔甘羅格的街景和習俗。更為重要的是，早在塔甘羅格，契诃夫已經開始了真正的文學創作。獨自待在塔甘羅格的契诃夫享有較多自由，他是當地劇院的常客，耳濡目染之餘，他自己也寫起劇本來，除了幾個篇幅很短的輕松喜劇外，他還創作了一部真正意義上的“大戲”。1878—1879年間，在七八年級就讀的契诃夫寫下劇本《沒有父親的人》，此戲主角是三十歲左右的鄉村教師普拉東諾夫，在與一群愛他的女人的糾葛中，在與身為将軍的父親的沖突中，這個人物展現出了其豐富的内心世界和生活哲學，契诃夫戲劇人物的諸多特質似乎都可以在他身上尋到源頭。這部劇本直到20世紀20年代才被發現，許多契诃夫學家在仔細研究後斷定這部作品确系中學生契诃夫所作。20世紀50年代，此戲開始登上世界各地戲劇舞台，但多更名為《普拉東諾夫》。看過這部戲的觀衆，甚至排演此戲的導演和演員，往往都會疑惑：這樣一部人物關系如此複雜、戲劇元素如此飽滿的劇作，這樣一部充滿現代感，甚或存在主義意識的劇作，怎麼會出自一位十八九歲的中學生之手呢？這種懷疑，恰恰論證了契诃夫過于早熟的戲劇才華，也是對契诃夫過人文學天賦的一種肯定。
塔甘羅格的契诃夫故居博物館，契诃夫出生于此
如今，塔甘羅格已成為一座真正的“契诃夫之城”，契诃夫的痕迹在這裡俯拾皆是：契诃夫出生的那座平房被辟為“契诃夫故居博物館”；契诃夫故居所在的街道被命名為“契诃夫街”；契诃夫家當年開的小鋪也依原樣恢複，成為“契诃夫家小鋪博物館”（亞曆山大街100号），小鋪門頭的巨大招牌上寫有“茶葉紅糖咖啡暨其他殖民地産品”的字樣；安東 契诃夫讀過書的學校如今是“契诃夫文學博物館”（十月大街9号）；他當年經常去看戲的那家劇院如今是“契诃夫劇院”（彼得羅夫街90号）；塔甘羅格的圖書館稱為“契诃夫圖書館”，因為契诃夫去世時捐款捐書建立了這家圖書館；塔甘羅格的博物館稱為“契诃夫博物館”，因為這也是契诃夫當年提議并發起募捐建立的；1934年，城裡的一座街心花園被命名為“契诃夫花園”；1960年，為紀念契诃夫誕辰100周年，契诃夫的紀念碑被豎立在塔甘羅格市中心。
1879年，孤身一人在塔甘羅格度過三年的安東 契诃夫考上莫斯科大學醫學系，這年8月6日，躊躇滿志的十九歲中學生契诃夫乘火車離開故鄉塔甘羅格，從這裡走向莫斯科，走向了世界。站台上響起鈴聲，我乘坐的列車也即将出發，沿着契诃夫當年走過的鐵路北上。
契诃夫家小鋪博物館
招牌上寫着“茶葉紅糖咖啡暨其他殖民地産品”
二
來到莫斯科的安東 契诃夫與家人團聚，但一家人居無定所，據契诃夫研究者統計，在19世紀80年代，他們一家在莫斯科租住過的地方有近十處，其中居住時間最長、與契诃夫的創作關聯最多的，是位于花園道庫德林街6号的一座兩層小樓。
1886—1890年間，契诃夫一家租住此地，這幢小樓如今被辟為契诃夫故居博物館，是國家文學博物館的分館之一。這家博物館稱，其内部陳設與契诃夫在世時一模一樣，因為契诃夫的兄弟和妹妹留有相關的圖畫和文字資料，屋内的展品中也有許多珍貴的實物，系契诃夫家人所贈。
2017年8月17日，借赴俄參加俄國文學大會之機，我走進了莫斯科的這座契诃夫故居博物館。漆成朱紅色的小樓上懸挂着一塊大理石牌匾，上面寫着：“偉大的俄國作家安東 帕夫洛維奇 契诃夫1886—1890年間生活于此。”這幢磚石結構的樓房建于1874年，當年的主人是莫斯科的名醫科爾涅耶夫，主人一家住相鄰的主樓，這幢二層小樓是所謂“側房”，或譯“附屬建築”，共有五六個房間。來契诃夫家做客的朋友開玩笑地稱此樓為“準城堡”，契诃夫自己則稱其為“五鬥櫥”，并将外牆的紅色稱為“自由派的色彩”。
莫斯科的契诃夫故居博物館
大理石牌匾上寫着：偉大的俄國作家安東 帕夫洛維奇 契诃夫1886—1890年間生活于此
進門後的第一間展室原為契诃夫家的廚房和餐廳，這裡的展覽以“契诃夫和莫斯科”為主題，一些老照片展示了19世紀80年代的莫斯科建築和街景。這裡有大學生契诃夫穿過的“校服”，還有哥哥尼古拉為他畫的兩張肖像畫：一張是他1880年入學時的模樣，一張是他1884年畢業時的形象，後一幅畫沒有畫完，但契诃夫自己卻認為這是他最好的肖像畫之一。這裡自然也擺有契诃夫的許多手稿、最早刊發契诃夫作品的幾份雜志以及契诃夫最早的幾部短篇小說集。
1880年來到莫斯科後，契诃夫在莫斯科大學醫學系上學，一家人都沒有穩定收入，日子過得相當拮據，契诃夫的二哥尼古拉擅長畫畫，常給莫斯科和彼得堡的幽默雜志畫一些插圖以賺點稿費，契诃夫受他影響，也試着給幽默雜志投稿。1880年3月9日，彼得堡的幽默雜志《蜻蜓》第10期刊出契诃夫的兩個短篇，即《寫給有學問的鄰居的信》和《在長篇小說和中篇小說等作品裡最常見的是什麼？》，這是契诃夫的處女作。自此以後，契诃夫的幽默獨幕喜劇寫作一發不可收拾，每年都有百餘篇面世，多家幽默雜志向他約稿，除《蜻蜓》外還有《鬧鐘》《觀衆》《娛樂》《蟋蟀》《花絮》等，看着這些五花八門的雜志以及契诃夫作品的影印件，真不知當時的醫學系大學生契诃夫怎麼能有如此旺盛的文學創作精力。1884年，契诃夫的第一部短篇集《梅爾波梅尼的故事》面世；1886年，第二部集子《形形色色的故事》也得以出版。這兩部短篇集都擺放在展櫃裡，但與它們并列，展櫃裡還有一部已由契诃夫親自編好的小說集，題為《諧谑集》，後由于種種原因未能面世。
這一時期的契诃夫在發表小說時使用了數十個筆名，但最常用的是“安東 契洪特”，這是他上中學時一位老師給他起的外号，用俄語發音時重音位于最後一個音節，能産生某種喜劇效果。契诃夫這一時期的創作，是以也被稱為“契洪特時期”。一般認為，契诃夫這一時期的創作是搞笑的，為稿費寫作的，但正是在這一時期，契诃夫創作的簡潔、幽默、冷峻等辨別性特征亦已顯現，這一時期寫出的《一個文官的死》《胖子和瘦子》《獵人》《變色龍》《假面》《苦惱》等，後來均成為俄國文學中的珍品。
莫斯科契诃夫故居博物館内部
一樓的另一個房間是契诃夫的書房，臨街的一面又隔出兩個小房間，分别是作家和他弟弟米哈伊爾的卧室。書房裡最醒目的擺設就是契诃夫的書桌，書桌上鋪着綠色呢絨布，擺有兩個燭台和一個墨水瓶，還有契诃夫兩位好友的照片，分别是作曲家柴可夫斯基和畫家列維坦。書桌旁的牆壁上還懸挂多張照片，我認出其中一位是契诃夫的“恩師”格裡戈羅維奇。
德米特裡 格裡戈羅維奇是當時俄國文壇的一位大家，1886年3月，他讀到契诃夫發表在報紙上的作品後修書契诃夫，在盛贊後者文學天賦的同時，也建議後者不要荒廢自己的文學才華：“請丢開那種趕時間的寫作吧。”契诃夫讀信後既激動又惶恐，便轉而開始以更嚴肅的态度對待自己的寫作。在此之後，他逐漸疏遠那些幽默雜志，開始與《新時代報》等主流文學報刊合作。從1886年起，也就是從住進這幢房子後起，契诃夫短篇小說的發表數量逐漸減少，從每年百餘篇下降到每年十餘篇，但幾乎每一篇都是上乘之作，如《萬卡》《燈火》《草原》《沒意思的故事》《命名日》等。1888年，契诃夫因短篇集《在黃昏中》獲普希金獎，由此奠定了他的俄國文學中的穩固地位。
值得一提的是，作為劇作家的契诃夫也形成于這幢房子，他在這裡寫出《熊》《求婚》《天鵝之歌》《伊萬諾夫》《林妖》等劇作。就是在這間書房裡，就是在這張書桌旁，契诃夫完成了他的創作轉折，從一位幽默獨幕喜劇作家成長為一位俄國文學大家。
契诃夫的書桌
照片為契诃夫兩位好友：作曲家柴可夫斯基和畫家列維坦。
契诃夫的書房裡有一座壁爐，壁爐旁擺放着兩把椅子，上了年紀的女講解員指着椅子耳語般地對我說，這就是契诃夫接待病人的地方。每天上午，契诃夫大夫在這裡給人看病，直到有一天，一個生命垂危的孩子被家人送來，契诃夫最終未能挽救他的生命，這件事對契诃夫打擊很大，他從此放棄了行醫。不知講解員的這段“野史”來自何處，契诃夫當時可能的确不再擔任“職業醫生”，但學醫出身的契诃夫之後仍一直沒有停止為人看病，在梅裡霍沃，在雅爾塔，他都曾義務為周圍的群眾看病。契诃夫的這間“診所”在19世紀80年代中期關門歇業倒是有可能的，因為此時，文學寫作已經能給契诃夫帶來比行醫更多的收入和更大的影響。
契诃夫故居博物館的二層是契诃夫的母親和妹妹的卧室，另有一間客廳。二樓經過擴建，還辟出一間小劇場，這裡經常上演契诃夫的劇目，或舉辦與契诃夫相關的研讨會。
走出契诃夫故居博物館，我來到出口處的一個小花園，這花園契诃夫般地簡樸自然，但幾棵繡球花卻開得很燦爛。坐在花園的長椅裡，我突然想起契诃夫與家人的一張合影，其拍攝位置可能就在這座小花園旁，因為照片上依稀可見葡萄架的影子。這張照片往往附有這樣的說明文字：“契诃夫遠行薩哈林島之前與家人合影。”1890年4月，契诃夫就是從這幢小樓出發，踏上了他艱辛的薩哈林之旅。
契诃夫遠行薩哈林島之前與家人合影
三
薩哈林島位于黑龍江入海口，自隋唐起便為中國領土，清代時稱庫頁島。1858—1860年間，俄國通過《瑷珲條約》和《中俄北京條約》迫使清朝政府割讓庫頁島，并改島名為“薩哈林”，這一名稱其實也源自滿語，意為“黑”，是滿語“黑龍江”一詞的首個音節。俄國占領薩哈林島後不久，便将該島辟為關押犯人的流放地，到契诃夫決定造訪薩哈林的1890年，該島的流放犯已逾萬人。
契诃夫前往薩哈林島路線圖
契诃夫為何起意前往萬裡之外的薩哈林呢？契诃夫自己一直沒有明說，他在給朋友的信中開玩笑地說，他隻是想從他自己的生平傳記中“抹去一年或者一年半”。實際上，促成契诃夫踏上薩哈林之旅的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首先，他的哥哥尼古拉于1889年的去世對契诃夫打擊很大，使他心煩意亂，情緒消沉，他想尋求一種擺脫這一心境的方式，用他自己的話說就是：“我去旅行，是為了在半年時間裡換一種方式生活。”其次，他此時正處于他創作中的又一轉折時期，如何更上一層樓，是他作為一位嚴肅作家需要面對的問題，去往陌生疆域的遙遠旅行，自然可以開闊眼界，積累創作素材，在破萬卷書的同時行萬裡路；第三，契诃夫選中薩哈林作為旅行目的地，無疑主要是沖着那兒的特殊“居民”去的，在當時的俄國，與苦役犯、流放犯的待遇和命運密切相關的公正、公平、人道等問題已成為社會輿論的熱點，作為批判現實主義作家的契诃夫，自然也會把真實地揭示薩哈林囚犯的生活實況視為自己應盡的社會責任；最後，契诃夫在給朋友的信中說過這樣一句話：“我們應該到薩哈林這樣的地方去朝聖，一如土耳其人前往麥加。”這句話道出了契诃夫的一個心機，即他前往薩哈林是去朝觐苦難，同時也是檢閱自己，檢閱自己對苦難的承受能力，檢閱自己的意志和良心。
1890年4月21日，契诃夫離開莫斯科，他先火車後輪船，從秋明開始乘坐馬車穿越西伯利亞，曆經千辛萬苦，然後在6月乘上輪船，沿黑龍江北上，終于在7月9日抵達薩哈林，這次長途旅行曆時近三個月。契诃夫在島上又逗留了三個月，他挨家挨戶通路當地住戶，探訪犯人，留下近萬張田野考察卡片。他在給友人的信中寫道：“我走遍了所有居民點，走訪了所有住戶，每天五點起床，整天都在一刻不停地想着，還有很多事情要做。”10月13日，契诃夫踏上返程，他乘海船繞過亞洲東海岸，經蘇伊士運河到達敖德薩，然後乘火車于12月8日回到莫斯科。
1890年契诃夫在薩哈林島
契诃夫薩哈林之旅的最重要成果就是他留下的兩本書，即《寄自西伯利亞》和《薩哈林島遊記》。《寄自西伯利亞》是他應蘇沃林之約為《新時代報》撰寫的系列旅行随筆，契诃夫在這些随筆中記叙西伯利亞的風土人情，旅途中的趣聞逸事，他既抱怨“西伯利亞大道是世界上最漫長，似乎也最糟糕的道路”，也感慨“對被關押在流放地、在這裡備受折磨的人如此冷漠，這在一個基督教國度裡是不可理喻的”。當然，契诃夫此行最主要的文字收獲還是《薩哈林島遊記》，在旅途結束後，契诃夫花費近五年時間才最終完成此書。
全書共分二十三章，前十三章以時間為序，描寫作者在島上的行蹤和見聞；後十章是就專門問題展開的思考和論述，如島上的其他民族、被強制移民的生活、婦女問題、流放犯的勞動和生活、犯人的道德面貌和逃跑問題、島上的醫療問題等等。此書的寫作和出版表明，契诃夫不僅是一位傑出的作家，還是一位傑出的社會學家和民俗學家，一位熱情飽滿的社會活動家。《薩哈林島遊記》的出版引起巨大社會反響，各界人士就此展開相關讨論，最終直接或間接地促成了俄國的多項司法改革，如1893年禁止對婦女進行體罰，修訂與流放犯婚姻相關的法律，1899年取締終身流放和終身苦役，1903年禁止體罰和給犯人剃陰陽頭等。最近，契诃夫當時留下的近萬張卡片也被結集出版，讓人們對契诃夫當年工作的細緻和深入有了更多的見識和贊歎。契诃夫的薩哈林之行以及他留下的這兩部著作，都是偉大的人道主義壯舉。
契诃夫《薩哈林島遊記》1895年版
契诃夫薩哈林之行的足迹永久地留在了這座俄國面積最大的島嶼上，如今，島上有多處契诃夫名勝，如契诃夫故居博物館、契诃夫紀念碑、契诃夫劇院、契诃夫大街、契诃夫與薩哈林曆史文學博物館、契诃夫《薩哈林島遊記》博物館等。契诃夫《薩哈林島遊記》博物館建于1995年，專門展覽與契诃夫此書相關的内容，如此書的寫作經過，書中寫到的人物和地點的照片、圖畫和其他實物，此書在世界各地的翻譯和傳播等，這家博物館還定期舉辦國際性的“契诃夫研讨會”。專門為一本書建立一座博物館，這在世界上還相當罕見。
契诃夫的薩哈林之行最令我們感興趣的，還是他在這次旅行中與中國産生的關聯。在契诃夫發自伊爾庫茨克的信中有這樣的話：“我看到了中國人。這些人善良而又聰明。”在布拉戈維申斯克（海蘭泡），他又在給蘇沃林的信中稱中國人“是最善良的民族”。在逗留布拉戈維申斯克的兩天間，契诃夫曾渡過黑龍江遊覽了瑷珲城。在乘船沿黑龍江繼續北上時，契诃夫與一位中國人同住一間一等艙室，契诃夫在給家人的信中詳細描寫了這個中國人的言談舉止，還請那位中國人在他給家人的信中寫了一行漢字。值得一提的是，契诃夫的薩哈林之行時在沙皇俄國瘋狂侵占中國土地、殘酷迫害中國人之後不久，但在契诃夫的文字中卻看不到他對中國人的居高臨下和盛氣淩人，相反，善良的他還感覺到了中國人的善良。契诃夫原打算自薩哈林乘海船回國途中通路上海和漢口，但因故改變計劃，隻在香港做短暫停留。盡管如此，契诃夫的足迹仍兩度印在中國的國土上，這在19世紀的俄國大作家中是絕無僅有的。
我曾在黑河乘過江輪渡前往對面的俄國城市布拉戈維申斯克，船至江心，突然想到兩岸的風光就是契诃夫當年看到過的景色，他在一封信中寫道：“我在阿穆爾江（即黑龍江）上航行了一千多公裡，欣賞的美景如此之多，獲得的享受如此之多，即使現在死去我也毫無恐懼。”如今在布拉戈維申斯克有一尊契诃夫的紀念浮雕，上面寫有一行字：“1890年6月27日安 帕 契诃夫曾在此停留。”而在黑龍江此岸的瑷珲古城，也立有一尊契诃夫雕像。
布拉戈維申斯克的契诃夫的紀念浮雕
上面寫着：1890年6月27日安 帕 契诃夫曾在此停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