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寶雞青銅器博物院藏商周青銅器》是一部博物館藏品的資料總集，共收錄該館館藏青銅器1017件，其中食器249件、酒器95件、水器21件、樂器19件、兵器217件、車馬器191件、工具80件、用具48件、裝飾品97件，是迄今為止對該館藏品最全面、最完整的一次著錄。
北京大學文博學院教授、考古學者徐天進對寶雞青銅器博物院藏商周青銅器的整理工作始自2005年8月，到付梓出版，斷斷續續經曆了近16年時間。本文為《寶雞青銅器博物院藏商周青銅器》序言，也是關于這項工作的緣起說明。
2012年，寶雞商周青銅器出土現場 澎湃新聞 資料
何尊 西周早期 1963年陝西寶雞縣賈村鎮出土 寶雞青銅器博物院藏
《寶雞青銅器博物院藏商周青銅器》内頁
《寶雞青銅器博物院藏商周青銅器》書影
首先是和我們在周原地區的田野考古工作密切相關。1999年秋，在李伯謙先生的積極倡導下，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和陝西省考古研究院及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三家機構聯合成立周原考古隊，開始對周原遺址進行新一輪的、有計劃的田野考古工作。我們确定的總體學術目标是：建立周原遺址完整的考古學文化編年、譜系；在此基礎上，對周原遺址的布局、結構及興衰過程做出比較準确的描述。
秦公镈（丙） 春秋早期 1978年1月陝西寶雞縣陽平公社楊家溝太公廟出土 寶雞青銅器博物院藏
《寶雞青銅器博物院藏商周青銅器》封面局部
1999年度第一次發掘地點選在齊家村東和雲塘村南，2001年度的發掘則選在王家嘴村北和賀家村西、北，這兩次發掘設定的主要目标是遺址的考古編年和分期，兼顧布局研究，發掘成果可謂圓滿。與此同時，我們還對周邊區域開展了有計劃的田野調查，并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的成果，如岐山周公廟、孔頭溝，鳳翔水溝、勸讀，寶雞蔣家廟等遺址的新發現。結合這些新的考古發現，對過去的考古材料及研究成果做了重新的梳理和審視，逐漸明确了“大範圍調查、重點區域鑽探、針對性發掘”的田野考古思路。工作的範圍亦随之擴大至“大周原”地區。通過近20年的田野考古工作，不論是對周原遺址本身，還是對“大周原”地區的認識都取得了長足的進步。在整個工作過程中，青銅器材料在遺址尋找、年代判斷、聚落分布及社會結構分析、政治勢力消長趨勢的估計等方面都發揮了無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周原遺址之是以被學界所格外注目，這裡出土的大量青銅器當是最重要的原因。也正是因為周原遺址出土的青銅器無論是數量還是學術價值太突出、太過引人注目，是以在某種程度上消解了學界對周邊地區其他相關遺址的注意力。是以，在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内，周原以外的遺址幾乎都沒有被給予應有的重視，也少見調查或發掘的考古材料。而我們都十厘清楚，西周時期該區域的考古不僅僅是要解決周原遺址的性質問題，即便是要确定周原遺址的性質，也需要對周邊其他聚落的實際情況有相對準确和深入的了解。基于這樣的考慮，我們認為從寶雞地區以往出土青銅器的系統整理入手，對其出土地點尤其是非發掘的、零星出土銅器的地點進行系統調查，不失為一條比較便捷、有效的途徑。是以也可以說，對館藏青銅器的整理可以與田野考古并行。
北京大學的田野考古，除了配合學術研究，還有一個同樣重要的目的——培養專業人才。
是以，實習地點的選擇不僅要滿足學術課題的需要，還需要考慮調查、發掘、整理各個相關環節都可以滿足學生專業技能的培養和學術訓練的需要。我們在周原地區的田野考古實習到現在已經是第20年，在田野考古的理念、方法及實踐等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進步，學術成果亦可謂豐碩。同時通過這項持續不斷的工作，還培養了大批專業人才（10屆大學生、研究所學生和留學生，共300多名）。這可能也是北京大學考古專業有史以來，參加田野考古實習學生人數最多的一處遺址。實習的學生們除了完成田野考古的基本訓練之外，還深度參與了相關問題的研究，産生了多篇以該區域為研究對象的碩士、博士論文。而青銅器的學習和研究是商周考古的重要組成部分，但限于現實的客觀條件（該區域古代墓葬被盜情況十分嚴重，有“十墓九空”之說），我們發掘所獲青銅器的數量十分有限，是以學生們能夠親自觀摩青銅器的機會也并不多，這方面的學習一直比較薄弱。為了給學生們（尤其是商周考古的研究所學生）創造更好的學習條件，我們積極尋求博物館的幫助。而采用合作研究的方式，對館藏青銅器進行重新整理和研究，則不失為一條理想的途徑。2001年，我們曾和周原博物館合作，選取周原遺址出土的部分西周青銅器，在北京大學賽克勒考古與藝術博物館舉辦了“吉金鑄國史——周原出土西周青銅器精粹展”，并于次年出版了同名的圖錄，該書的編撰就是由部分研究所學生共同參與完成的。通過對相關文獻的系統搜集，到對具體器物的觀察記錄，再到對每一件器物的綜合研究，參與者不僅獲得了許多關于青銅器的感性認識和經驗，完成的著錄也呈現出了不同于一般展覽圖錄的面貌，該圖錄或可視為展覽圖錄及青銅器著錄的新樣闆。因其資料的完整性和學術性，該圖錄已成為研究周原青銅器乃至西周考古的必備參考資料。這次有益的嘗試，是我們啟動“寶雞青銅器博物院藏商周青銅器的整理與研究”課題的另一動因。近20名研究所學生先後不同程度參與了本書的編撰工作，是以，《寶雞青銅器博物院藏商周青銅器》既是館校合作的成果，也可視為我們的一項教學成果。
随着“新材料”的不斷發現和學術研究的持續深入，“舊材料”的價值和意義亦随之愈發突顯。我們在學習和研究過程中，深切體會到對有些重要的“舊材料”給予重新整理和發表的必要性。因為以往的許多考古材料，囿于當時的經濟條件、印刷技術及學術理念的局限，發表的品質不是很理想。在使用這些材料時，常會遇到諸如材料的完整性不夠、測繪圖的品質不高、圖像少而且清晰度不好等等問題，而大部分使用者多半沒有機會看到實物，如果作為學術研究最重要的基礎材料不能夠得到最大程度的有效利用，不僅是一種巨大的浪費，而且也有礙于學術研究的深入開展。考古材料的刊布和學術研究往往是互為表裡的兩個方面，對材料的認識深度或研究水準會直接影響材料刊布的品質，反之，高品質的材料刊布也會促進學術研究的深入和發展。在這方面，我們曾經選擇不同主題的考古材料，配合在北京大學舉辦的展覽，做過一些努力，并取得了積極的效果。而本書則是我們在已有經驗的基礎上的又一次新的嘗試，即與展覽無關，隻是純粹的資料整理。為了全面、系統、準确地為學界提供可資利用的基本材料，我們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内對所著錄的青銅器重新進行了詳細的實物觀察、測繪、拓片、拍攝等記錄工作，并盡最大可能刊布這些記錄。由衷希望，該書的出版除了可以給青銅器研究提供便利之外，還能夠引起學界對重新整理“舊材料”之必要性、重要性的關注。更期待在不久的将來，能夠建立一個開放性的、集合全部青銅器材料的資料庫，以應對智能時代學科發展的新需求。
鑒于以上幾點原因，2008年，我們以“寶雞青銅器博物院藏商周青銅器的整理與研究”為題，申請了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的重大課題，并獲準許。當時設定的研究目标主要有以下幾點：
1.全面、詳盡、科學地記錄和整理有關青銅器資料，最終完成一部符合新時代水準的資料著錄，以滿足學界做多學科交叉研究的需要；
2.在資料整理的基礎上開展相關課題的研究，希冀在以下幾個方面有所收獲：（1）青銅器的空間分布與聚落的關系；（2）先秦時期青銅器的鑄造技術傳統與生産、流通體系；（3）青銅器銘文的釋讀和綜合研究。
因為對課題工作量的估計不足，在資料整理過程中，大量的時間、精力和經費都用在了各種技術性的工作上，而相關的研究則未能充分開展。特别是類似“青銅器的空間分布與聚落的關系”、“先秦時期青銅器的鑄造技術傳統與生産、流通體系”這樣的大問題，确實無法在短期内完成。好在我們把最重要的資料整理任務按預期的目标比較圓滿地完成了，現在呈現給大家的就是這項整理工作的成果。希望随着這批“舊材料”的重新刊布，可以引起更多學者對寶雞出土青銅器（商周青銅器）的研究興趣，以更寬廣的視野重新審視這批珍貴的材料，從“舊材料”中發現新問題，并參與到讨論中來。
《寶雞青銅器博物院藏商周青銅器》書影 上海古籍出版社
書中所附論文七篇：《銅器内外——寶雞青銅器博物院藏青銅器的幾個問題》（徐天進、近藤晴香、劉靜）、《寶雞青銅器博物院青銅器收藏紀略》（段德新、王竑、崔睿華）、《西周的後院與鄰居——寶雞和寶雞周邊》（李零）、《青銅無言訴春秋》（任周方）、《“宅茲中國”——何尊新說》（董珊）、《周原遺址和國墓地出土青銅器成分、金相及鉛同位素分析》（汪海港、金正耀、徐天進）、《X射線成像技術在寶雞國墓地青銅器研究中的應用》（朱博雅、胡東波），分别從不同的側面對寶雞地區出土青銅器及相關問題進行了介紹和讨論，不妨作為閱讀寶雞出土青銅器的背景參考。
總而言之，這是一部商周青銅器的資料集，是集體勞動的成果。為了力求材料的準确性和豐富性，并友善讀者的使用，雖然我們多次調整體例、幾易其稿，但仍未能盡如人意，其中亦難免有錯漏或不足之處，還請海内外方家不吝賜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