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世紀，英國、法國就開始了工業革命。十九世紀上半葉，這些國家完成了工業化，加速擴張。
這一時期，與他們相鄰的德意志聯邦75%的人口生活在鄉村，從事原始生産；同時國家四分五裂，很多群眾根本不知道自己是德國人，一座城堡甚至一個村莊敢于自稱國家，一個法國人甚至可以當德意志皇帝。
德國能存在，是一個奇迹
歌德晚年，面對德意志邦國林立的狀态，曾經痛苦地說：
“我們沒有一個城市，甚至沒有一塊地方可以使我們堅定地指出：這就是德國！如果我們在維也納這樣問，答案是：這就是奧地利！如果我們在柏林這樣問，答案是：這裡是普魯士！”
中世紀德意志神聖羅馬帝國衰落後，德國就已經名存實亡了。當時的德意志邦國之一的奧地利首相梅特涅直言不諱：
德意志民族是一個神話故事，本質上隻不過是一個地理上的概念。
同一時期，完成了工業化的日不落帝國已經擴張了3400萬平方公裡的領土，而與德國相鄰的法國則擴張到了1289.8萬平方公裡的領土，東邊的俄國領土也已經超過了2000萬平方公裡。照理說，三個擴張強國環伺，一個四分五裂的農業國家，消失的命運幾乎已經注定。
然而1862年開始，德國的命運迅速發生了改變。俾斯麥成為德國首相之後，在三次王朝戰争中先後擊敗了丹麥、奧地利和法國，實作了德國統一。統一後的德國不僅軍事力量強大，在科技、經濟領域也迅速發展，隻用了幾十年的時間就逼近了積累數百年的大英帝國。
随後這個國家開始了它的傳奇之路，作為兩次世界大戰的戰敗國，在戰後均失去了大片的領土，國土遭受大規模破壞。但是德國不僅每一次都能夠在廢墟上崛起，而且每一次都隻用很短的時間就再次成為歐洲一流強國。不得不說，1862年俾斯麥成為德國宰相，是一個轉折點。
“不謀全局者，不足謀一域；不謀萬世者，不足謀一時”，能夠在錯綜複雜的國際環境下左右逢源、各個擊破；能夠在時代巨變的曆史條件下成為引領者，俾斯麥可以說在思慮了眼前和局部的同時，對于全局和後世也進行了積極的布局，讓一個即将消失的古老的農業帝國，從醜小鴨變成了火鳳凰。
謀一域，謀全局
對于俾斯麥和他的德國來說，“謀一域”就是德國的統一。
作為統一戰争發起者的普魯士公國，在這方面有着天然的優勢，它本身就是十字軍東征時期遺留下來的“條頓騎士團”演變而來的，具有着非常濃厚的軍事傳統。
是以，1862年俾斯麥發表議會演講時說“當代的重大問題并非通過演說和多數派決議就能解決的，而是要用鐵和血來解決”時，受到了極大的歡迎，他也從此被稱為“鐵血宰相”，德國也踏上了“鐵與血”之路。
俾斯麥通過三次王朝戰争統一德國：第一次王朝戰争中，普魯士聯合奧地利戰勝丹麥，擷取了丹麥手裡的兩個州；第二次王朝戰争，普魯士拉攏法國、俄國，并與意大利達成攻守同盟，擊敗了奧地利軍隊，将神聖羅馬帝國中原本最強的國家奧地利逐出了德意志聯邦。
第三次王朝戰争便是普魯士擊敗法國，這一年是1871年，德意志第二帝國正式誕生，也标志着近現代德國的開始以完整國家的身份踏入曆史舞台。然而，背後的危機也在靠近。
不間斷的戰争，讓德國陷入周邊國家的敵意當中，這個時候就需要“謀全局”以改變國際關系和生存處境。
普法戰争之前，俾斯麥就已經認識到了一衆鄰國敵意難消，于是就拉攏英國和俄國，主動承認英國對世界的上司地位以及俄國對歐洲的影響力，甚至想要放棄法國控制的兩個還在講德語的地區---阿爾薩斯和洛林，隻是在國内民族情緒的推動下已經身不由己。
但是他仍然積極推動緩和與法國的關系，并不斷的警示後來繼任的德意志皇帝威廉二世，搞好與俄國的關系。1888年，73歲的俾斯麥告訴威廉二世和奧地利不要去招惹俄國的時候說道：
俄羅斯族組成的堅不可摧的帝國，因其惡劣氣候、大片荒原和不高的需求而變得強大，如同它僅需要一條保護性邊境就可以形成優勢一樣，一旦落敗則可能成為對我們有複仇需要的天敵，就像我們如今西邊的法國一樣。
這番講話顯然是對過去戰争的一些反思，也是對德國未來命運的警示。
在德國此後大部分曆史階段中，始終有相當一部分人秉承了俾斯麥的這一思想，争取與世界大國達成諒解：他們甚至還在兩次大戰前曾經有過與英國、美國或者蘇俄（蘇聯）的蜜月時期。至今日，德國在俄歐關系中更加的遊刃有餘，幾乎已經完全消化了俾斯麥晚年對于“謀全局”了解。今天的德國在歐洲一支獨秀，在英法俄衰退的歲月裡依然扶搖直上。
謀一時，謀萬世
“謀一時”的俾斯麥堅決支援德國的帝制，這維護了剛剛統一的國家團結和穩定。德國扼殺各類社會思潮，宣傳上要求人們效忠德皇，極力的推崇軍隊在國家中的超然地位。1867年，在俾斯麥的推動下，德國和奧匈帝國重建議會，制定新規以遏制新思潮的發展，抵禦來自共和法國和君主立憲的英國的影響。
權宜之計是不得已為之，雖然落後卻也暫時穩定了新國。但俾斯麥也深深知道一個國家在“權宜之計”落後制度下是不可能強大的，而他“謀萬世”的治國政策，對于德國乃至全世界都形成了極為深刻的影響。
俾斯麥主政德國期間，德國議會通過立法，建立了世界上最早的勞工養老金、健康醫療保險制度和社會保險制度，用相對溫和的手段解決了勞動者的憂慮，緩和了社會沖突。對于德國來說，其更積極的意義在于勞動者認識到自身可以從國家進步中獲益，進而提高了生産積極性，并且增強了新生國家的凝聚力，為日後國家在遭受重創後迅速重建提供了精神動力。
蘇聯曆史學家葉魯薩裡姆斯基說他“不僅僅是1848年不徹底的革命的掘墓人，同時也是這場革命的遺囑執行人。”俾斯麥開創的一系列的社會福利制度，後世逐漸擴散至全世界。
對于德國的“萬世”大業來說，俾斯麥還有一項最為重要的舉措：1873年，他在全德國範圍内開始實施“第一個教育計劃”，即在全國範圍内強行推進系統化和國家化的義務教育，即由國家建設中學，學生通過考試升學，國家提供教育經費等等。。
在這樣的“萬世之策”下，截至2017年，共有104名德國人獲得了諾貝爾獎，名列世界第三，而且自諾貝爾獎建立以來，德國血統者獲得了半數的諾貝爾獎，曆史悠久的義務教育功不可沒。有了這樣的科技力量和人口素質支撐，他們能夠每一次在廢墟上建國并且快速恢複強國地位，就不足為奇了。而這一切變化的初始，則來自于1873年的那次改革。
這也就難怪與俾斯麥一起完成了德國統一的普魯士元帥毛奇曾經說“德國的強大，是建立在國小講台上的”
總的來說，人非聖賢孰能無過，俾斯麥作為一名19世紀的政治家，身上自由有其時代的局限性。但是他在維護自己國家當下利益的時候，不忘記進行更加深謀遠慮的布局，值得後世深刻學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