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信岡村甯次這個日本人的名字很多人都并不陌生，即使距離抗日戰争的勝利已經過去了幾十年，但隻要一提到這個名字，中國人就會不自覺的想起那時日本侵華者在當時中國所犯下的累累罪行。
在經曆了十四年艱苦卓絕的抗日戰争之後，日本法西斯終于被我們打敗，被逼無奈的日本侵華者迫于形勢隻能被迫簽訂了停戰合約，于1945年遞交了降書，承認自身的失敗。但是在幾十年後岡村甯次書寫的對戰争的回憶錄中，他卻這樣表達了這樣一個觀念：日本向中國妥協的最佳時機并非1945年，最佳的和談時機在1943年就已經出現。那麼又是什麼原因使他得出了這樣的論斷呢？
侵華戰犯，罪行累累
岡村甯次是世人皆知的日本侵華戰犯，他出生于1884年，在百團大戰之後就一直擔任日本在中國華北方面的最高司令長官，在他任職期間，他所指揮的日軍對我軍各抗日根據地進行了多次殘酷的大掃蕩，曾經殘酷殺害了很多八路軍戰士，不僅如此，他還對當時華北地區的平民百姓進行了慘絕人寰的大屠殺。自始至終，岡村甯次一直貫徹着一個政策——三光政策。可以這樣說，日軍在中國的罪行有很大一部分都出自岡村甯次之手。
在抗日戰争後期，岡村甯次被委任為日本派遣軍總司令官，主持當時日本侵略者在華侵略工作。但非正義的侵略戰争注定會失敗，日本在華的侵略戰争注定不會成功。1945年日本投降後，岡村甯次無奈之下，隻能按照當時日本天皇的訓示率侵華日軍将領向中華民國政府投降，并于9月9日在南京簽署投降書，自此事件之後，日本在華的侵略戰争正式宣告失敗。
日本侵華戰争失敗之後，岡村甯次并沒有被處死，相反，他的處境看起來還頗為不錯。他先是被被中華民國政府委任為中國戰區日本官兵善後工作總聯絡部長，協助國際處理戰後事宜。後來又被中華民國政府聘為軍事顧問。1949年國民黨勢力在大陸地區的統治逐漸沒落，岡村甯次為了自身生命安全隻能回國。不久後，日本政府起任他為日本歸國軍人組織戰友聯盟副會長。在幾年後，他因病在東京去世。對于一個戰犯來說，這樣的結局也算是很好的歸宿了。
回憶往昔，心緒難平
回國後的岡村甯次每次想起自己以前的歲月，心情都十分複雜。在他看來，當時日本将領在華的政策有着很多錯誤，他後來也在回憶錄中提到了這些事情。
當時日本将領在政策上大多支援繼續維持在華的勢力，想要一拖到底。但是當時日本的軍備物資已經不足以支援日本軍隊在華展開長時間的持久戰了，另一方面，當時中國軍隊實力不斷擴充，一路士氣高漲，面對日軍勢如破竹。這樣下去，日軍一定支援不住，而且當時世界反法西斯戰争形勢開始反轉，若是繼續深陷在中國這個泥沼中不能脫身，那麼等待着日軍的一定會是更壞的結果。
岡村甯次眼見這種情景，心中不免焦急，在反複思考後，他下定決心開始着手準備和談事宜。
他并沒有去尋找當時在南京的汪精衛僞政府，在他看來，汪僞隻是一個好看的花瓶，虛有其表，内裡并沒有什麼話語權。他轉頭設法聯系到了以前的學生殷同，并靠着殷同的牽線搭橋得以讓王芃生應允和談的事宜。這樣順利的進展讓岡村甯次有些飄飄然，在他看來，和談已經離成功不遠了。
誰知道天不遂人願，殷同忽然暴斃身亡，和談幾乎就要前功盡棄，岡村甯次大驚之下幾番維持才保住了一些成果。但是就在這樣的情形下，日本掌權者知道了岡村甯次的所作所為，惱怒之下指令他停止和談，在絕對的權利壓迫下，岡村甯次不得已隻能停止了和談事宜，但是他心中卻還是十分記挂此事。
後來回國後，每每想到此事，岡村甯次都十分懊悔，在他看來，當時是日本向中國妥協求和的最佳時機，但是日本的當權者卻并沒有意識到這一點，做出了錯誤的決斷，以至于後來日本的處境愈加窘迫，即使後來意識到了自己身處劣勢，那時再做行動也已經回天乏術，為時已晚了。
在岡村甯次看來，如果在1943年時自己的和談工作沒有中途被迫停止，如果按照他的安排日本已經和中國達成了協定，那麼1945年時屈辱的局面便不會出現。後來岡村甯次每每回憶起當時日本遞交降書的場景都十分痛苦，然而曆史已經注定，他也隻能不斷在心中懊悔了。
小結
雖然岡村甯次一直認為他當時主持的和談事宜會獲得成功，但在他人看來卻并非如此。首先當時日本多數擁有實際權利的上司人大都支援日本繼續在華維持局面，而不是着手和談。在他們看來，當時日本軍隊尚有餘力，想要在戰争後期在聚集力量進行翻盤并非是不可能。
岡村甯次身為一個戰術的執行者，是沒有真正的權利可以越過他人做出真正的決策的。即使他真的将和談洽談成功，後期上司者是否承認和談結果也有待考量。畢竟在當時的多數日本将領來看，岡村甯次的行為十分反常，明明當時日軍仍占很大優勢，有為什麼要自降身段去和那些身處弱勢的中國人和談呢？
雖然在岡村甯次看來，日本對華妥協的最好時機是當時1943年他所主持的和談，而非1945年曆史上日本遞交降書正式宣布投降的時候。但是曆史之是以為曆史，那就是因為曆史不可以改變，即使岡村甯次在心中勾畫的藍圖再美好，那也隻是夢而已。1945年的日本投降已成既定事實，那麼再懊悔也隻是枉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