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10月，葉劍英元帥收到了一封極不尋常的來信，這封信來自他的老相識——東北老兵王玉瓒。
6000字的信件中，王玉瓒陳述了一個事實：1936年“西安事變”，真正帶隊活捉蔣介石的人并非孫銘九，而是他本人。
不可否認，西安事變中打響“捉蔣”第一槍的人到底是誰，有關于這一段影響中華民族曆史的真相，竟被世人謬傳了許多年。
正如王玉瓒在信件中最後說的那樣，倘若自己在扭曲史實，的确沒有必要在大衆都認定孫銘九為“捉蔣第一人”的當下去冒如此奉獻颠倒黑白。
王玉瓒是誰？他口中的孫銘九又是誰？43年過去了，為何年邁的王玉瓒偏偏要在已經塵埃落定的史實面前較真，這一切背後又有多少不為人知的隐情？
如今看來，葉劍英元帥面對這封信和我們有着同樣的疑問，正是源于他的授意以及對史實真實性抱着的嚴苛态度，有關于西安事變“捉蔣第一人”的問題得到真相的确認。
西安事變，中國抗争史中最不應被抹殺與忽視的重要部分，澄清臨潼華清池“捉蔣”全過程，是對國人負責，也是逝去的周總理最重要的遺願。
從西安事變到1979年，人們了解事件全貌主要是通過美國記者埃德加 斯諾在《西行漫記》中記載的有關于孫銘九對這起事件的回憶，還有就是孫銘九本人在《人民日報》、《解放日報》、《文彙報》中發表了衆多有關于自己捉蔣全過程的描述。
雖說史學界在很長一段時間裡對孫銘九是“捉蔣第一人”的說法深信不疑，可在一些嚴謹的學者看來，孫銘九的描述中還是存在着不少值得懷疑的地方，甚至是葉劍英元帥在心中對于這段史實也有着一些小困惑。
首先，在孫銘九提供的資料中，始終對王玉瓒隻字不提，這一點明顯标志着孫銘九的叙述在情理上存在說不通的地方。
從對曆史真相的嚴謹記錄态度來說，孫銘九在資料中不曾提到過當時身為衛隊第一營營長的王玉瓒，且将自己衛隊第二營營長的身份也模糊成了衛隊營長。
其次，有關于最重要的活捉計劃場景描述中，孫銘九的多次描述也出現前後不一緻的地方。
比如說，在活捉最重要的情節描述中，“直搗五間廳”與“不知蔣住的五間廳具體方位”這樣的說辭明顯前後沖突。
如此反差不禁讓人生疑：當時并不知五間廳具體方位的行動小組，又何來孫銘九口中的“直搗”一說？
雖說孫銘九叙述的史實存在漏洞，可幾十年來并未有人提出過有根據性的質疑，人們自然無法笃定他的說辭存在虛構成分，最多也隻能認定其描述史實不夠嚴謹。
直到1979年10月，如開篇提到的一樣，葉劍英元帥收到的這封東北老兵的來信，終于揭開了西安事變那一段史實的真實面目，人們終于知道了王玉瓒這一重要人物。
之是以王玉瓒選擇在43年後揭露此事，其中有很多逼不得已，從躲避蔣介石被迫選擇在軍中低調處世，到和平年代的蒙冤服刑，在他自身難保的艱難歲月中，事實就這樣遭到了謬傳。
當葉劍英接到這封特殊來信後，第一時間責成遼甯省委對信中提到的事實進行深入求證，當調查人員查證22個線索、走訪王玉瓒提到的諸位證人後發現，王玉瓒不但參與了西安事變，他還是重要的主導者。
在雲南，調查人員找到了原張學良衛隊一營的一位排長，這位排長證明：“奉營長王玉瓒指令，我們在華清池參加了‘捉蔣’的全過程。”
經過對幾位參與者描述的西安事變全過程進行拼湊還原，調查人員幾乎完全掌握了整件事的來龍去脈，也就有了十分中肯的調查結論：“王玉瓒一九三六年在西安任東北軍總部衛隊營一營營長時，基于反蔣抗日的愛國思想，參加了‘雙十二’捉蔣事件。”
雖說王玉瓒對于這樣的調查結果很滿意，可此事到這裡卻遠遠沒有結束，因為，西安事變的真相關乎的絕非他一人的是非功過，而是全體國人的知情權。
1981年12月13日，在西安事變四十五周年之際，全國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西安事變史編輯組于北京舉辦了華清池“捉蔣”辯論核實會，王玉瓒與孫銘九以及其他親曆者也都被邀請到了現場。
如今看來，這場辯論會的背後一定有着葉劍英元帥的大力推動，而這段史實的澄清也是周總理生前的遺願之一。
核實會上，王玉瓒仔細描述了自己“捉蔣”全過程，隻見坐在他對面的孫銘九面對周遭質問啞口無言，甚至在羞愧難當下隻能選擇低頭沉默。
經過文史專家的分析還原，衆人認定：當年孫銘九帶領的衛隊二營一直參與着東北軍黨政機關的内圍保衛工作，而王玉瓒負責的“捉蔣”行動則發生在外圍，孫銘九不可能在繞過王玉瓒的情況下獨自完成這項任務，換言之，孫銘九口中的“捉蔣”行動在王玉瓒的描述中全部不攻自破。
那麼這樣一段被後人謬傳多年的史實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呢？在王玉瓒留下的資料中，對于“捉蔣”過程進行了極為細緻、嚴謹地描述。
1896年，出生在遼甯錦州一座村莊的王玉瓒，18歲時加入東北軍，33歲在東北講武堂畢業後被調至張學良身邊工作。
1930年11月12日，張學良來到南京任職陸海空副司令，王玉瓒身為随行人員之一。
1935年，他被任職平津衛戍司令部衛隊營營長，負責當時重要人物的警衛與保護工作，這也成為了他日後得以主導“捉蔣”行動的關鍵。
1936年12月4日，當時的蔣介石為逼迫張、楊兩将軍參與“剿共”又一次來到西安，入住華清池，而王玉瓒接到的守衛任務恰恰是華清池的外圍警衛，也就是說，除了蔣介石的貼身警衛以外，當時的王玉瓒是有機會離蔣最近的那個人。
12月10日，張學良又一次來到華清池五間廳進行“力谏”，他希望蔣介石能全力投入抗日，此時一意孤行隻會成為民族罪人，而這一次的他依舊帶着家仇國恨怅然離開。
12月11日，蔣介石與張學良又一次進行長談，16時多，即将離開華清池的張學良叫上正在執勤的王玉瓒一起離開。
來到東門裡東大街路南的金家巷一号，在張學良與王玉瓒的獨處中，王玉瓒接到了一條特殊指令：“指令你把蔣委員長請進城來！”
當王玉瓒又聽到張學良口中“要抓活的，不許打死他”這一指令後才發覺，屢次力谏不成的張将軍終于要進行“兵谏”了。
對于王玉瓒而言，他對于蔣介石曾提出的“攮外必先安内”部署早就恨得咬牙啟齒，甚至好幾次都想趁守衛職務之便直接結果了蔣介石，是以對于張學良下達的指令，他的内心并未感到恐懼，甚至還有難以言表的興奮。
兩人一番缜密部署後，直到12日淩晨2時，王玉瓒才離開公館，随即騎着機車沿路進行行動部署。
他先是來到十裡鋪向騎兵連長傳達捉蔣指令，随即指令灞橋鎮的手槍排參與行動，随後又指令一連進行憲兵隊繳械、換南大門守衛等行動前準備。
之是以各部分力量的集結都是由王玉瓒親自傳達指令，正是源于“捉蔣”行動極為秘密，為謹慎起見，各部隊事先是互不通氣的。
淩晨4時，一路部署完畢的王玉瓒終于趕回華清池，當天的臨潼原野天寒地凍且一片寂靜。
王玉瓒穿過庭院，三園門就在眼前，他先是對蔣介石一名衛隊步哨連擊三發，随後指令守衛一營戰士展開進攻，此時的孫銘九還在前來支援的路上。
在王玉瓒的回憶中提到，當他将門内的哨兵擊斃在地，西安事變正式拉開帷幕，而他也瞬間從蔣介石的保衛者變身為“捉蔣”先行官。
此時的王玉瓒帶着部下王世民、馬體玉等人沖進三園門，在擊斃多名侍衛後，其餘蔣介石的侍衛們隻能憑借門窗拼死抵抗。
随後，孫銘九率領的衛隊二營與王玉瓒一營金萬普帶領的手槍排彙合，一衆人乘卡車趕來參加戰鬥，此時的骊山山谷中到處充斥着槍聲與手榴彈聲。
當王玉瓒與王世民快步來到蔣介石居住的三号廳後，隻見蔣介石的卧室空無一人，可被窩餘溫尚存，且蔣介石的随身衣物也并未帶走，桌上的杯子裡甚至還放着他的假牙。
由此，王玉瓒斷定，蔣介石一定是匆忙趁亂逃了出去，此刻，他又接到了張學良的電話：“捉不到蔣，以叛逆論處！”
對于王玉瓒來說，他并不在意什麼叛逆罪，甚至不曾将死生大事放在心上，此刻他在意的是活捉蔣介石以求不耽誤兩軍大計。
當一營手槍排戰士石志中報告在後牆發現一隻鞋時，王玉瓒判斷蔣介石極有可能已越牆逃上骊山，随即指令一營戰士左側搜山，孫銘九則指令其他營戰士從右側搜山。
一行人搜山之際，天色已微明，骊山北坡上到處都是搜尋蔣介石的士兵，最終，他們在距離五間廳500米開外的半山腰處發現了躲在大石與雜草叢中瑟瑟發抖的蔣介石。
而在實施抓捕過程中，也是王玉瓒第一個來到蔣介石的身邊将其抓住并交由戰士架持的，此時的他算是圓滿完成了“捉蔣”任務，行動隊将蔣介石從骊山北坡“請”到山下，又由譚海等人将其押送會西安新城大樓，那裡正是張、楊兩将軍的臨時聯合指揮部。
至此，西安事變有關“捉蔣”全過程就已清晰明了，而王玉瓒也是不容置疑的“捉蔣第一人”。
事實上，在“捉蔣”行動完成後，東北軍軍官内部在對于如何處置蔣介石的問題上，大多不贊成和平解決，正式源于當時周恩來與葉劍英的出現，整件事才得以扭轉乾坤，而就是因為此次會面，才讓王玉瓒對葉劍英印象深刻，多年後唯獨緻信于他，原因就在這裡。
雖說王玉瓒因華清池“捉蔣”成功得到張學良嘉獎，可在之後的戰争歲月中，為了避開蔣介石的注意，他也隻能遠避雲南軍中，直到雲南起義。
1956年，在西安事變二十周年紀念活動上，王玉瓒因為在撫順監獄蒙冤服刑未能參加。
世事無常，對于王玉瓒來說，他因各種原因錯過了公開真相的機會，也才讓孫銘九冒名頂替長達43年之久，好在，一切塵埃落定時，英雄得以歸位，真相得以大白于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