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接上文，自西北軍打跑張作霖後，由于蔣介石的食言，勝利果實被閻錫山摘走，這使得馮玉祥心裡十分不爽，于是他便稱病前往河南，而對于馮玉祥的遭遇，桂系首領李宗仁對此也頗為同情，并在回憶錄中記下了當時的感想：因馮軍所駐西北各省均極貧瘠，地方收入不足以養重兵，今平津光複，地方稅收甚豐，馮軍卻一無所獲，安得不怨？而也就是從這一刻開始，馮玉祥和蔣介石之間的關系發生了微妙的變化，一場新軍閥之間的戰争就此拉開了曆史的帷幕。
1928年6月底，蔣介石夫婦抵達北平，并決定在下個月舉行祭奠大會，而對于蔣介石的多次邀請，馮玉祥卻一直稱病推脫，最後還是李宗仁出面勸說才将其“拉”回北平，此舉讓心胸狹隘的蔣介石十分沒面子，雙方的關系也越來越緊張。在南口的祭奠大會上，馮玉祥先是借陣亡将士撫恤金的問題向蔣介石發難，後又将西北軍北伐的戰功全部公之于衆，一時間，“西北軍打仗死人，中央軍享福當官”的說法便在民間不胫而走，蔣馮關系再次雪上加霜。
東北易幟後，蔣介石在一次會議中提出了“裁軍”的方案，強制要求馮玉祥、李宗仁等人必須帶頭裁減自己的軍隊，此舉徹底激怒了這些地方實力派人物，因為在當時的特殊環境下，軍閥一旦沒有“私人武裝”，那就意味着自己即将會被“淘汰”，是以為了保住自己的政治地位，被率先拿來“開刀”的三大軍閥（馮玉祥、李宗仁和閻錫山）便選擇用拖延戰術來應付蔣介石。除此之外，西北軍首領馮玉祥還在會上主張隻留下“強壯者”、“有槍者”和“有功者”，其餘都可以遣散，乍一聽，這個方案十分靠譜，但蔣介石卻并不這樣認為，因為在北伐戰争中，自己的中央軍在戰功上根本沒法和這些地方軍相比，如果按照馮玉祥的方案來執行，那無異于是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是以他堅決反對用這種方式來進行裁軍。
其實對于蔣介石的這個舉動，大家都心知肚明，他為的就是要先削減地方軍的實力，進而再逐漸鎮壓和吞并地方勢力。編遣會議結束後，眼看各路地方實力派人物都對自己的指令置若罔聞，蔣介石便開始了武力削藩的計劃，并将槍口首先指向桂系， 就這樣，蔣桂戰争爆發，而對于這場大戰，馮玉祥卻耍起了“兩面派”，既不支援蔣介石也不出兵幫助李宗仁，妄圖坐山觀虎鬥，結果當李宗仁兵敗下野後，他卻同時得罪了桂系和蔣介石，并且由于過度相信自己的實力，是以馮玉祥僅僅隻指令部隊做好開戰的準備，這也為他以後的兵敗埋下了禍根。
然而就在馮玉祥積極調兵遣将，準備和蔣介石一決高下的時候，追随他多年的兩名愛将——石友三和韓複渠竟選擇在這個關鍵時刻帶兵投靠蔣介石，使西北軍的讨蔣軍事行動還未來得及發動便已經破産，但馮玉祥卻并不甘心失敗，雖然己方還未開戰便損失了大部人馬，但他還是決定聯合閻錫山來共同反蔣。起初，閻錫山對于馮玉祥的拉攏也表示了支援，但當戰争打響後，善于算計且十分精明的閻錫山便又覺得這個“買賣”不劃算，臨時又抽出自己的部隊，緻使西北軍陷入孤立無援的境地，最後在蔣介石的強大攻勢下，馮玉祥隻好退回老家。
1930年4月，原北伐第二、第三、第四集團軍由于不滿蔣介石削弱地方兵權，于是便組成了反蔣聯盟，并推舉閻錫山為“中華民國陸海空軍總司令”，馮玉祥、李宗仁則擔任副總司令，很快，中原大戰打響了。起初，反蔣軍占據了衆多優勢，但由于彼此都不互相信任，戰争的天平便開始朝着蔣介石一邊傾斜，但總得來說，此時的反蔣軍依舊還是有希望可以取得最終的勝利，然而就在雙方正打得難分難解的時候，一直保持中立的張學良突然宣布參戰，并選擇站在蔣介石這一邊。聽聞東北軍入關的消息後，本就内部不穩的反蔣聯盟瞬間就炸開了鍋，負責在平津地區駐防的晉軍更是在閻錫山的指令下一槍不放就撤了回來，緻使投入重兵在前線苦戰的西北軍頓時就陷入到了腹背受敵的境地，随後，蔣介石又玩起了自己收買人心的“老套路”，對馮部的諸多将領展開利誘，促使西北軍内部迅速分化。
眼看形勢對自己越來越不利，馮玉祥隻好表示願意停戰，并将剩餘的西北軍部隊悉數交給鹿鐘麟指揮，随即宣告下野。戰後，西北軍失去了陝、甘等地盤，而整個軍隊中也隻有孫良誠、張自忠等少數部隊通過黃河鐵橋退到山西境内，其餘大部不是戰死就是投降蔣介石，被南京國民政府改編為第29軍，以宋哲元為軍長，一時間，馮玉祥苦心經營多年才攢下的數十萬西北軍家底，僅僅隻經曆了中原的一次大戰後便全部報帳，實屬讓人痛心不已。
此文的中原混戰篇到這就結束了，在以後的日子裡我還會繼續分篇講述西北軍的曆史，原創不易，照搬必維權，如果我的文章打動了您，還煩請您幫忙點個贊或者關注，本人在此先行謝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