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整個抗日戰争期間,殘暴的侵華日軍在中華大地上制造了無數滅絕人性的慘案,而其中的“重慶大轟炸”便是日軍在這些慘案中持續時間最長的一次空中軍事行動,
據不完全統計,在1938年2月18日至1943年8月23日期間,日本對重慶進行無差别轟炸218次,共出動9000多架次的飛機,投彈11500枚以上,緻使超過10000名以上的國人喪生,17600幢房屋被毀,
而最繁華的重慶市區也同樣遭到了日本飛機的重點打擊,可以說在這五年多的時間裡,重慶的天空一直都是“灰暗”的。

何為“無差别轟炸”,顧名思義便是
不管轟炸的目标是軍事還是民用都将其炸毀,這個理論最早是在1937年9月19日被日軍第三艦隊司令官
長谷川清提出并用在了轟炸南京上。由于日本海軍開了無差别轟炸的先河,日本陸軍也緊随其後,
通過了《航空部隊使用法》,并在其中的第103條中明确規定
:“戰略攻擊的實施,屬于破壞要地内包括政治、經濟、産業等中樞機關,并且重要的是直接空襲市民,給國民造成極大恐怖,挫敗其意志。”
歐戰爆發後,德國空軍也效仿日軍的做法,對英國的
考文垂地區
實施了無差别轟炸,而德日兩國這種敢明文規定可以在戰争中直接以平民和居民街道為目标實施空襲的做法也徹底突破了戰争倫理的底線。
1940年8月30日,由于蔣介石的行蹤被日軍獲悉,為了能夠徹底摧毀中國抗戰的指揮中樞,一名日軍少将便決定親自帶隊突擊蔣介石的官邸,随着炸彈的投下,黃山官邸周圍頓時陷入一片火海,當場就有兩名衛士殒命,但所幸蔣介石和其他來參會的國軍進階将領都及時躲進了防空洞,這才幸免于難,而帶隊前來偷襲的這名日軍少将便是
遠藤三郎
。此人是陸軍出身,最先學習的是炮科,後來因為在熱河戰役前夕接觸到了飛機,并在乘坐途中視察了戰場,随後根據戰場形勢又緊急修改了作戰計劃,成功在短時間内就侵占了熱河首府承德。戰役結束後,
遠藤三郎在見識到了飛機所發揮出的巨大作用後便決定
改變兵科屬性,加入陸軍航空兵。
諾門坎戰事爆發後,作為
關東軍參謀副長的
遠藤三郎曾
極力主張不可對蘇聯盲目作戰,結果被同僚們冠以對蘇恐懼症而備受指責,随後又被貶到航空兵飛行學校進行教學,要不是101空中作戰計劃的實施缺乏人手,恐怕他這輩子就得待在飛行學校了。起初,遠藤三郎是支援“無差别轟炸”的,但随着他親自飛過一次重慶突襲蔣介石失利後,他便對這個“戰略轟炸效果”産生了質疑,甚至還直接向參謀本部作戰科長
服部卓四郎提出了意見,
明确指出“以往報道的轟炸效果有所誇大,重慶呈一片廢墟的判斷實屬錯誤,據我親眼所觀察到的實情則是重慶已向其周圍發展”,并坦然承認“單憑無差别轟炸,使重慶屈服是決不可能的。”
1941年10月初,為策應第九戰區作戰,陳誠親率15個師大舉進攻僅有日軍第13師團三分之二兵力據守的宜昌。面對陳誠的反攻,負責宜昌
防務的内山英太郎一方面
訓示手下焚燒重要檔案,一方面又向
遠藤三郎的
第三飛行團求援,而接到求援電報的
遠藤三郎也在第一時間便親自
攜帶一挺重機槍乘坐一架輕型轟炸機急速趕到宜昌與内山英太郎在他的指揮部會面。在會上,内山英太郎告訴
:“現在宜昌已經無兵可調遣,就連在醫院的傷兵,隻要能拿起武器就得再次趕赴前線。”
聽完内山英太郎的報告後,遠藤三郎又飛往
荊門機場找第39師團長
澄田赉四郎
求援,而他的第三飛行團也被緊急調到了宜昌參戰,負責在空中牽制陳誠所部白天的行動。
同月11日,當陳誠準備再一次發動進攻之時,天空突然下起了瓢潑大雨,雖然這場大雨讓第三飛行團的飛機加入不了戰場,但也大大影響了負責進攻的國軍将士,而也就在此時,增援的日軍部隊已逐漸逼近,陳誠隻得下令停止攻擊,全軍撤退。太平洋戰場爆發後,遠藤三郎的第三飛行團被一同派往南下,參加了
對馬來西亞、新加坡、爪哇等地的作戰,并因功升任為航空兵器總局長官,軍銜為中将。二戰末期,預感到日本末日将近的
遠藤三郎因
反對1億玉碎的決戰計劃、主張對美講和、再加上以前所提出的“重慶轟炸無用論”,他遭到了參謀本部幾乎所有人的咒罵,甚至還有人想“一刀砍死他”。日本投降後,
遠藤三郎在留下
“放下武器,赤裸裸的日本不用懼怕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以及摒棄武裝,不是為在戰争中取勝,而是為保護地球的萬物生靈”
這兩句感言後被作為戰犯嫌疑在
巢鴨監獄内
關了一年。
戰後,由于受到俄國文豪托爾斯泰和印度和平主義者甘地的影響,
遠藤三郎不僅積極
參加中日友好的反戰運動,甚至還批判了那些日本軍備再武裝論者的謬論
:“當初的日軍擁有1萬架戰鬥機都沒能取得戰争的勝利,現在的自衛隊從美國就算購入100架、200架新型戰鬥機又能如何?”
1956年,
申請通路中國,親手将自己的軍刀交給了毛主席,并為自己在侵華戰争中的行為道歉,回國後,
遠藤三郎以書本的方式
寫出了自己的回憶錄,名字叫做《日中十五年戰争和我》,
在書中,他不僅披露了石井四郎的731部隊拿活人做實驗的事實,還檢討他本人和他的軍隊在對華戰争中的罪惡。
回憶錄出版後,
遠藤三郎不出意外地再次遭到了日本舊軍人們的咒罵,甚至連朋友都選擇與他斷交,并稱呼他為“
赤色将軍”,
僅有在宜昌戰役中被他救過一命的内山英太郎在極力
替他辯護。
面對
右翼分子的仇視,遠藤三郎的信念卻始終沒有改變,反而還成立了中日友好軍人協會,餘生緻力于和平和反戰活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