璀璨短暫的強漢将星——骠騎将軍霍去病（5）
主筆：閑樂生
漢匈河西之戰後，整個匈奴部族都陷入了一片無可救藥的低迷氣氛之中。漢朝的持續打擊兼重賞誘降政策，已使匈奴日落西山，漸呈土崩瓦解之迹象。有群眾甚至哀婉的唱道：“失我祁連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婦女無顔色。”前一句好了解，祁連山是天然的畜牧基地，其水草之豐美，号稱亞洲第一，它對于匈奴經濟上的意義自不用多言；後一句的焉支山，則盛産一種草本紅花，名燕支花，據晉崔豹《古今注》卷下《草木篇》記載：“燕支，葉似薊，花似蒲公，出西方，土人以染，名為燕支。中國亦謂為紅藍，以染粉為婦人色，謂為燕支粉。”燕支粉即胭脂粉也。霍去病率軍攻占河西，這就使得匈奴婦女沒辦法打扮自己，不能女為悅己者容了。晉人習鑿齒亦言：“匈奴名妻作‘阏氏’，言其可愛如胭脂也。”看來這首哀婉的民歌，反映出匈奴不僅經濟遭到沉重打擊，甚至在心理上都有些沉淪了。伊稚斜意識到，如果再不對采取一兩次報複性的反撲，匈奴民族将再無未來可言。無論如何，草原之狼淪為漢朝之狗，這是心高氣傲的伊稚斜決計無法容忍的。
于是，河西之戰後一年，也就是公元前120年秋，匈奴左賢王率數萬騎兵侵入右北平郡，同時伊稚斜也率數萬名騎兵越過蒙古大漠，侵入定襄郡。兩郡措不及防，軍民被殺一千餘人。
漢武帝劉徹明白伊稚斜的心思，這家夥正是想激怒我大軍進入漠北，然後欺負我軍後勤困難，想來個以飽待饑、以逸待勞。很好，既然你想要我點顔色，那朕就給你開間染坊！不就是區區一個大漠嗎？寇可往我亦可往！無非黃金鋪路而已。朕絕不會讓你在漠北養足元氣卷土重來，朕要打就打個大的，将你打殘打廢，有可能的話，打入十八層地獄永不翻身最好。
于是，在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春，漢武帝與衆将商議道：“翕侯趙信為單于畫計，常以為漢兵不能度漠輕留，今大發士卒，其勢必得所欲。”
顯然，武帝決定傾國之力跟伊稚斜來場最後的對決，一戰決定兩個民族最終的命運，讓後世子孫不用再受北方之累，可以安心的大踏步前進。而為了籌措這巨額的軍費，漢武帝開始了他殘酷而天才般的聚斂（搶錢），其手段大緻有四種：
第一種，改革币制，打擊盜鑄。
貨币發行向來是天下最賺錢的生意，正如世界金融大亨羅斯柴爾德所說：“我隻要控制了一個國家的貨币發行，我根本不在乎法律是誰制定的。”是以，自有國家與貨币出現以來，貨币戰争就是世界上最殘酷、最隐蔽也最重要的一項經濟活動。我們前面也說過，自漢興以來，漢朝百廢待興，故而屢屢放開貨币鑄造，但随着國力之增強，政府開始嘗試壟斷貨币發行權，漢景帝中六年（前144），朝廷再次禁止民間鑄币，凡出現違令者便以死刑處置。即便如此，民間仍舊有人将銅錢的邊緣部分削磨下來私鑄錢币，屢禁不止。
漢武帝即位後，劉徹又锲而不舍地進行了六次币制改革，不斷摸索（注1），直到公元前113年禁止郡國鑄錢，并在上林苑設定水衡都尉，專門負責鑄造發行成色好、重量适中且難于盜鑄的五铢錢（注2），才成功将鑄币權收歸中央，最終壟斷與控制了整個帝國的貨币通脹。要知道，歐美政府直到近代才形成了真正意義上的貨币壟斷，而漢朝兩千年前就實作了，這便使得中國曆代統一王朝的财力都空前強大，中央集權成不可逆轉之勢。
此後，漢之水衡每年便以十萬人采銅鑄錢，至西漢末，共鑄錢280億，規模頗為可觀；東漢初年，劉秀複五铢錢，繼續通行此種貨币，直至唐朝武德四年（公元621年）七月才退出流通。如此算來，五铢錢前後存世七百年，可稱是世界曆史上最長壽的貨币。
第二種，增加口賦。
我們前面也說過，所謂口賦，就是人頭稅，漢朝規定15歲至56歲的成年男女每人每年向國家交120錢，作為戰備基金，購置車馬兵器之用。漢文帝時減為40錢。漢武帝時由于軍費開支巨大，又恢複到120錢。另外，十五歲以下的未成年本來是不用交人頭稅的，但漢武帝為了錢，規定三歲到十四歲的兒童也要交口賦，一個人23錢。而我們知道，這些未成年人是沒有賺錢能力的，這便導緻很多窮苦家庭不敢多生，但古時候避孕措施不像今天這麼完善，經常有很多計劃外出生的孩子，有些窮人沒辦法，隻得親手殺掉初生的孩子，簡直就是作孽。
第三種，征收财産稅。
我們知道，中國古代是小農經濟，國家征稅大部分都靠農業稅，而漢武帝就是第一個發明商業财産稅的天才。
其實，漢初本有财産稅，稱“訾算”，顔師古注引服虔曰：“訾萬錢，算百二十七也。”意思說政府根據各人的申報，決定财産估價額，以每萬錢上繳一算（127錢）的稅率來征收。稅率才1.27%，應該來講真的不算高，其主要目的還是為了統計帝國中産階級與富裕階層的數量。漢律規定，訾算達到十萬錢以上的家庭（後來漢景帝改為四萬錢），可選一子入宮為郎，而訾算達到五百萬錢以上者，更可為常侍郎，常随皇帝左右（注3）。
可漢武帝認為，訾算的稅還是太輕了，對那些大豪商來說簡直九牛一毛。而商業稅則更難征，當時又沒有全國聯網的報稅系統，更沒有增值稅發票，國家隻能在明面上收一些關市之租，很容易被大商人偷稅漏稅。
于是，漢武帝決定推出一種專門針對工商業的新财産稅，稱“算缗”。“缗”就是用來穿錢的絲線，一串就是一缗，也就是一千錢。漢武帝規定，商人二缗一算，也就是每兩千錢（包括擁有田宅、奴婢等也要進行折算）抽取賦稅一百二十錢，稅率6%，是普通群眾的五倍；手工業者四缗一算，也就是每四千錢收稅一百二十錢，稅率3%，是普通群眾的2.5倍；有商人戶籍者如果冒用農民戶籍占用田地，則财産全部沒收。這可以說是一種強烈的重農抑商行為了。
除了财産稅，漢武帝還發明了車船稅。他規定，民用馬車課稅一百二十錢，商用馬車加倍，五丈以上的船也課稅一百二十錢。
按說這樣的稅率仍然不算太高，并且征收這些稅，可以防止人們囤積貨币和實物資産，進而起到刺激貨币流通、減少通貨緊縮的作用。
然而，漢武帝這招一出就吃癟了，如前所述，漢初實行的是放任自由的經濟政策，你驟然提升商人豪富們數倍的财産稅，他們自然會百般逃稅，隐瞞财産，比着賽的裝窮；況且，當時也缺乏有效的金融、财會等方面的技術手段來準确有效地統計個人财産。再說了，像田産住宅商鋪此等不動産也很難估值，因為有建築材質、地段、肥瘠等種種難以估算之因素，就更别說各種古董奢侈品了，總之是一攤爛賬，操作性很差。不過，漢武帝相當“聰明”，他很快就發明了一個節省行政成本的好法子，那就是發動群衆鬥群衆，稱“告缗”，即鼓勵群眾互相檢舉揭發瞞報财産的情況，一經查實，被告人将罰戍邊一年，其财産全部充公，而告發者則能得到其一半的财産作為獎賞，這可太誘人了，簡直就是最輕松的發财之道啊。當然，郡國官吏與當地富商豪強一般都有勾結，是以 “告缗令”的執行效果起初并不如意。于是漢武帝将抵制告缗的酷吏義縱以“廢格沮事”（阻礙破壞法令實施）的罪名公開處死，并派了另外一位酷吏楊可（時間大概是在公元前114年）率領一幫“精算師”主持天下“告缗”，以更好的組織群衆，發動群衆；這一下子立竿見影，國家一口氣從有錢人手裡罰沒金錢以億計，奴婢以千萬數，田地大縣達數百頃，小縣也有百餘頃，而抄沒的住宅也達到了驚人的規模，結果，大量中産階級面臨破産（商賈中家以上大率破），這簡直就是搶錢哪！
圖：漢代集市畫像磚，反映了漢代市場交易興旺的景象
當然，我們也不能完全否定漢武帝的“告缗令”，因為這些罰沒的金錢都用于對外戰争擴張土地；罰沒的奴婢則被發配到官府，成為國有馬苑、鐵官的奴婢；罰沒的土地則通過“假民公田”等方式以極低的田租發給普通農民使用，這些舉措最終使得“中家以下，得均貧富”，進而縮短了社會貧富差距，加快了階層流動（告缗成功即成富豪），刺激了市場消費（留着要交稅，不如趕緊花出去），具有一定的進步意義（注4）。總之，漢武帝好大喜功，是喜歡折騰老百姓，但他主要折騰的還是豪強富商等中上層階級，對下層百姓影響有限，而且他多次救助饑民，“費以億計，不可勝數”，是以漢武帝時雖有“瓦解”之勢（上層離心），卻未如秦朝般既“土崩”（百姓造反）又“瓦解”。
第四種，實施鹽鐵專賣，搞國家壟斷企業，這一項對後世影響最大，因為它來錢多抱怨又少，自此成為中國曆代王朝的主要财政手段（注5）。
在漢武帝之前，鹽鐵大都是由民間生産經營的，皇帝隻是讓少府收個稅，作為皇室的一個重要财源。但後來，随着經濟發展，鹽鐵的收益越來越大，鹽鐵商人越來越富，皇室财政也越來越豐厚，乃至後來竟超過了國庫收入。這下漢武帝就坐不住了，打匈奴這麼缺錢，得靠鹽鐵收益頂上啊。于是，漢武帝帶頭将鹽鐵稅收捐出來，從皇室财政轉撥入國庫，以示不私，并号召全國富商特别是鹽鐵商人也都出來捐錢支援對匈戰争。可沒想到社會響應不佳，大家都不理會皇帝号召。漢武帝氣壞了，給你們臉了還，按照古法，山川池澤之利本就歸于天子，天子仁慈開放給你們商人經營，讓你們大發其财，可你們卻不為天子分憂，不為國家出力，那可就别怪朕将這些好處全收歸國家了！
于是漢武帝下令：“敢私鑄鐵器、煮鹽者，钛左趾，沒入其器物”（《史記 平準書》），敢于私自生産鹽鐵者，沒收生産工具，還要讓他左腳穿個鐵鞋子；并在大司農下設立鹽丞與鐵丞，在天下各郡縣鹽鐵産地設立鹽官與鐵官，進而逐漸将鹽鐵生産經營全部收歸國有。至于那些鹽鐵商人則直接轉化為國家官吏，這樣他們的“公司”也就直接變成國營的了。漢武帝晚年，又增加了“平準”、“均輸”與“榷酒酤”，将大宗商品的物流貿易與酒類産銷也都給壟斷了，也就是由國家利用公權力來賤買貴賣、囤積居奇、操縱物價，甚至強買強賣，壟斷物價，這便徹底斷了民間商人的暴富之路，同時也徹底扼殺了民間商業的活力，而國庫财政卻是以收入暴增；光“均輸”一項，就使得中原漕運由數十萬石猛增至六百萬石，庫存的絹帛也增加到了五百萬匹之多。至此，告缗這些反正常的方法也就無需再實施了。
總之，漢武帝費盡心機，總算為遠征軍籌集了足夠的财力與物力。一将功成萬骨枯，無數百姓的血淚才換來了這巨額的軍費，是以劉徹告訴衆将，你們給朕狠狠的打，不要在乎錢，朕有的是錢。你們要明白，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要用鋒利的刀，就别怕割傷自己的手。朕不想再跟匈奴耗了，朕也耗不起了，朕要一勞永逸，給這十幾年的漢匈激戰做一個最後的了斷！
決戰，最後的決戰，漢匈以來絕無僅有之決戰！這是高潮中的高潮，史詩中的史詩。千秋以下，萬載之後，天下都将銘記這一刻。決戰将至，衛青霍去病李廣等大漢名将的熱血都沸騰了，整個帝國的熱血也都沸騰了。
于是一時間，在帝國的各個角落，萬民風動，羽檄星傳。士卒，民夫，武器，戰馬，車輛，糧草……數不清的人員物資從四面八方排山倒海般運往北方邊郡。漢武帝甚至還将關東貧民七十二萬五千人遷徙于隴西、北地、西河、上郡、會稽等邊郡，以就近支援遠征。這些貧民，大多是十三年前（公元前132年）黃河瓠子（今濮陽西南）決口後受災失地的農民（注6），而讓他們遷徙到北方邊郡，一則是支援對匈戰争，第二也是讓他們開發新土地，重建新家園。
這是真正的全民總動員，不包括帝國内部的運轉人力，武帝這次一共出動了十萬騎兵，每人都配有官府馬苑中最好的粟馬，另外還有官兵自備的“私負從馬”十四萬匹，完美的實作了“一人雙馬”。這樣騎兵在遠征中，就可以通過兩匹馬的輪流休息，既保證行軍速度，也在戰鬥開始時，讓戰馬處于體力充沛的臨陣狀态。
另外，漢武帝還組織了步卒數十萬在後方運輸糧草。這數十萬步卒，無異于一個移動的後勤補給基地。如此一番安排，可使漢軍既能保持機動性，又能保證持久性，跟在家門口打仗一般無二，唯一的缺點，就是花費太大了，劉徹這是掏空了整個家底在打一場空前絕後的戰争：一次出動十萬騎兵，遠征數千裡至漠北，這在整個世界戰争史上都是絕無僅有的。
是以，一定要勝，還要大勝。勝則千古流芳，傳奇不朽；敗則不僅是丢人現眼，英名盡喪，而且對不起天下百姓，乃至對不起整個中國曆史，成為真正的千古罪人。
注1：比如，漢武帝曾發明了一種虛拟貨币，叫做狗狗币，哦不是，叫白鹿皮币，此币以上林苑中珍稀動物白鹿之皮制成，一枚價值四十萬錢，差不多相當于是四個中産階級的全部家産，然後規定王侯宗室朝觐天子必須要用這種白鹿皮币獻禮，你不用就是大不敬，就要殺頭，你心裡認為這不對，有腹诽，也要殺頭！
注2：民間比較普遍的盜鑄方法是，拿到比較新的銅錢後，用硬物慢慢地沿着銅币邊沿刮，刮下來的銅屑收集起來融化了再澆鑄，便可憑空多出來新的銅錢。而漢武帝發明的五铢錢兩面都有花紋，且内外皆有周郭，可作為防僞标志，讓人無法磨取銅屑。
注3：這主要還是因為漢之郎官是要自備馬匹鞍具刀劍绛衣的（見《史記 田叔列傳》褚先生補記），而且常年無休假，隻有捐錢給宮中，才能換取文書出宮休息（見《漢書 楊恽傳》）。總之，郎官可不是貧民子弟瞎湊熱鬧的，隻有富家子弟才能負擔，文帝時名臣張釋之就是因為長期為郎得不到升遷，結果生生把哥哥弄窮了。
注4：但如此嚴厲的打擊商業與富人階層，矯枉過正，就有一個巨大的副作用，這個副作用就是導緻西漢帝國滅亡的最大原因，具體情況我們到後面陳湯篇再來分析。
注5：這也導緻中國的經濟管控制度貫徹古今，西方的自由資本主義制度根本不可能出現。
注6：黃河決口奪淮入海後，漢武帝曾多次組織人員堵口，都塞而複壞，未能成功；直到又十年後（公元前109年），漢武帝巡行泰山之際，見河流泛濫，百姓苦不堪言，乃作《瓠子歌》悼之，發數萬卒塞決口，并令群臣自将軍以下背負柴草，參與“抗洪搶險”，最後終于成功堵口，從此河水北行，“梁楚之地複甯，無水災。”司馬遷适逢其會，也“從負薪”塞口，于是将這整個壯麗場面記錄下來，傳諸後世，激勵後人，是為《史記》之《河渠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