璀璨短暂的强汉将星——骠骑将军霍去病(5)
主笔:闲乐生
汉匈河西之战后,整个匈奴部族都陷入了一片无可救药的低迷气氛之中。汉朝的持续打击兼重赏诱降政策,已使匈奴日落西山,渐呈土崩瓦解之迹象。有民众甚至哀婉的唱道:“失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妇女无颜色。”前一句好理解,祁连山是天然的畜牧基地,其水草之丰美,号称亚洲第一,它对于匈奴经济上的意义自不用多言;后一句的焉支山,则盛产一种草本红花,名燕支花,据晋崔豹《古今注》卷下《草木篇》记载:“燕支,叶似蓟,花似蒲公,出西方,土人以染,名为燕支。中国亦谓为红蓝,以染粉为妇人色,谓为燕支粉。”燕支粉即胭脂粉也。霍去病率军攻占河西,这就使得匈奴妇女没办法打扮自己,不能女为悦己者容了。晋人习凿齿亦言:“匈奴名妻作‘阏氏’,言其可爱如胭脂也。”看来这首哀婉的民歌,反映出匈奴不仅经济遭到沉重打击,甚至在心理上都有些沉沦了。伊稚斜意识到,如果再不对采取一两次报复性的反扑,匈奴民族将再无未来可言。无论如何,草原之狼沦为汉朝之狗,这是心高气傲的伊稚斜决计无法容忍的。
于是,河西之战后一年,也就是公元前120年秋,匈奴左贤王率数万骑兵侵入右北平郡,同时伊稚斜也率数万名骑兵越过蒙古大漠,侵入定襄郡。两郡措不及防,军民被杀一千余人。
汉武帝刘彻明白伊稚斜的心思,这家伙正是想激怒我大军进入漠北,然后欺负我军后勤困难,想来个以饱待饥、以逸待劳。很好,既然你想要我点颜色,那朕就给你开间染坊!不就是区区一个大漠吗?寇可往我亦可往!无非黄金铺路而已。朕绝不会让你在漠北养足元气卷土重来,朕要打就打个大的,将你打残打废,有可能的话,打入十八层地狱永不翻身最好。
于是,在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春,汉武帝与众将商议道:“翕侯赵信为单于画计,常以为汉兵不能度漠轻留,今大发士卒,其势必得所欲。”
显然,武帝决定倾国之力跟伊稚斜来场最后的对决,一战决定两个民族最终的命运,让后世子孙不用再受北方之累,可以安心的大踏步前进。而为了筹措这巨额的军费,汉武帝开始了他残酷而天才般的聚敛(抢钱),其手段大致有四种:
第一种,改革币制,打击盗铸。
货币发行向来是天下最赚钱的生意,正如世界金融大亨罗斯柴尔德所说:“我只要控制了一个国家的货币发行,我根本不在乎法律是谁制定的。”所以,自有国家与货币出现以来,货币战争就是世界上最残酷、最隐蔽也最重要的一项经济活动。我们前面也说过,自汉兴以来,汉朝百废待兴,故而屡屡放开货币铸造,但随着国力之增强,政府开始尝试垄断货币发行权,汉景帝中六年(前144),朝廷再次禁止民间铸币,凡出现违令者便以死刑处置。即便如此,民间仍旧有人将铜钱的边缘部分削磨下来私铸钱币,屡禁不止。
汉武帝即位后,刘彻又锲而不舍地进行了六次币制改革,不断摸索(注1),直到公元前113年禁止郡国铸钱,并在上林苑设置水衡都尉,专门负责铸造发行成色好、重量适中且难于盗铸的五铢钱(注2),才成功将铸币权收归中央,最终垄断与控制了整个帝国的货币通胀。要知道,欧美政府直到近代才形成了真正意义上的货币垄断,而汉朝两千年前就实现了,这便使得中国历代统一王朝的财力都空前强大,中央集权成不可逆转之势。
此后,汉之水衡每年便以十万人采铜铸钱,至西汉末,共铸钱280亿,规模颇为可观;东汉初年,刘秀复五铢钱,继续通行此种货币,直至唐朝武德四年(公元621年)七月才退出流通。如此算来,五铢钱前后存世七百年,可称是世界历史上最长寿的货币。
第二种,增加口赋。
我们前面也说过,所谓口赋,就是人头税,汉朝规定15岁至56岁的成年男女每人每年向国家交120钱,作为战备基金,购置车马兵器之用。汉文帝时减为40钱。汉武帝时由于军费开支巨大,又恢复到120钱。另外,十五岁以下的未成年本来是不用交人头税的,但汉武帝为了钱,规定三岁到十四岁的儿童也要交口赋,一个人23钱。而我们知道,这些未成年人是没有赚钱能力的,这便导致很多穷苦家庭不敢多生,但古时候避孕措施不像今天这么完善,经常有很多计划外出生的孩子,有些穷人没办法,只得亲手杀掉初生的孩子,简直就是作孽。
第三种,征收财产税。
我们知道,中国古代是小农经济,国家征税大部分都靠农业税,而汉武帝就是第一个发明商业财产税的天才。
其实,汉初本有财产税,称“訾算”,颜师古注引服虔曰:“訾万钱,算百二十七也。”意思说政府根据各人的申报,决定财产估价额,以每万钱上缴一算(127钱)的税率来征收。税率才1.27%,应该来讲真的不算高,其主要目的还是为了统计帝国中产阶级与富裕阶层的数量。汉律规定,訾算达到十万钱以上的家庭(后来汉景帝改为四万钱),可选一子入宫为郎,而訾算达到五百万钱以上者,更可为常侍郎,常随皇帝左右(注3)。
可汉武帝认为,訾算的税还是太轻了,对那些大豪商来说简直九牛一毛。而商业税则更难征,当时又没有全国联网的报税系统,更没有增值税发票,国家只能在明面上收一些关市之租,很容易被大商人偷税漏税。
于是,汉武帝决定推出一种专门针对工商业的新财产税,称“算缗”。“缗”就是用来穿钱的丝线,一串就是一缗,也就是一千钱。汉武帝规定,商人二缗一算,也就是每两千钱(包括拥有田宅、奴婢等也要进行折算)抽取赋税一百二十钱,税率6%,是普通民众的五倍;手工业者四缗一算,也就是每四千钱收税一百二十钱,税率3%,是普通民众的2.5倍;有商人户籍者如果冒用农民户籍占用田地,则财产全部没收。这可以说是一种强烈的重农抑商行为了。
除了财产税,汉武帝还发明了车船税。他规定,民用马车课税一百二十钱,商用马车加倍,五丈以上的船也课税一百二十钱。
按说这样的税率仍然不算太高,并且征收这些税,可以防止人们囤积货币和实物资产,从而起到刺激货币流通、减少通货紧缩的作用。
然而,汉武帝这招一出就吃瘪了,如前所述,汉初实行的是放任自由的经济政策,你骤然提升商人豪富们数倍的财产税,他们自然会百般逃税,隐瞒财产,比着赛的装穷;况且,当时也缺乏有效的金融、财会等方面的技术手段来准确有效地统计个人财产。再说了,像田产住宅商铺此等不动产也很难估值,因为有建筑材质、地段、肥瘠等种种难以估算之因素,就更别说各种古董奢侈品了,总之是一摊烂账,操作性很差。不过,汉武帝相当“聪明”,他很快就发明了一个节省行政成本的好法子,那就是发动群众斗群众,称“告缗”,即鼓励民众互相检举揭发瞒报财产的情况,一经查实,被告人将罚戍边一年,其财产全部充公,而告发者则能得到其一半的财产作为奖赏,这可太诱人了,简直就是最轻松的发财之道啊。当然,郡国官吏与当地富商豪强一般都有勾结,所以 “告缗令”的执行效果起初并不如意。于是汉武帝将抵制告缗的酷吏义纵以“废格沮事”(阻碍破坏法令实施)的罪名公开处死,并派了另外一位酷吏杨可(时间大概是在公元前114年)率领一帮“精算师”主持天下“告缗”,以更好的组织群众,发动群众;这一下子立竿见影,国家一口气从有钱人手里罚没金钱以亿计,奴婢以千万数,田地大县达数百顷,小县也有百余顷,而抄没的住宅也达到了惊人的规模,结果,大量中产阶级面临破产(商贾中家以上大率破),这简直就是抢钱哪!
图:汉代集市画像砖,反映了汉代市场交易兴旺的景象
当然,我们也不能完全否定汉武帝的“告缗令”,因为这些罚没的金钱都用于对外战争扩张土地;罚没的奴婢则被发配到官府,成为国有马苑、铁官的奴婢;罚没的土地则通过“假民公田”等方式以极低的田租发给普通农民使用,这些举措最终使得“中家以下,得均贫富”,从而缩短了社会贫富差距,加快了阶层流动(告缗成功即成富豪),刺激了市场消费(留着要交税,不如赶紧花出去),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注4)。总之,汉武帝好大喜功,是喜欢折腾老百姓,但他主要折腾的还是豪强富商等中上层阶级,对下层百姓影响有限,而且他多次救助饥民,“费以亿计,不可胜数”,所以汉武帝时虽有“瓦解”之势(上层离心),却未如秦朝般既“土崩”(百姓造反)又“瓦解”。
第四种,实施盐铁专卖,搞国家垄断企业,这一项对后世影响最大,因为它来钱多抱怨又少,自此成为中国历代王朝的主要财政手段(注5)。
在汉武帝之前,盐铁大都是由民间生产经营的,皇帝只是让少府收个税,作为皇室的一个重要财源。但后来,随着经济发展,盐铁的收益越来越大,盐铁商人越来越富,皇室财政也越来越丰厚,乃至后来竟超过了国库收入。这下汉武帝就坐不住了,打匈奴这么缺钱,得靠盐铁收益顶上啊。于是,汉武帝带头将盐铁税收捐出来,从皇室财政转拨入国库,以示不私,并号召全国富商特别是盐铁商人也都出来捐钱支持对匈战争。可没想到社会响应不佳,大家都不理会皇帝号召。汉武帝气坏了,给你们脸了还,按照古法,山川池泽之利本就归于天子,天子仁慈开放给你们商人经营,让你们大发其财,可你们却不为天子分忧,不为国家出力,那可就别怪朕将这些好处全收归国家了!
于是汉武帝下令:“敢私铸铁器、煮盐者,钛左趾,没入其器物”(《史记 平准书》),敢于私自生产盐铁者,没收生产工具,还要让他左脚穿个铁鞋子;并在大司农下设立盐丞与铁丞,在天下各郡县盐铁产地设立盐官与铁官,从而逐渐将盐铁生产经营全部收归国有。至于那些盐铁商人则直接转化为国家官吏,这样他们的“公司”也就直接变成国营的了。汉武帝晚年,又增加了“平准”、“均输”与“榷酒酤”,将大宗商品的物流贸易与酒类产销也都给垄断了,也就是由国家利用公权力来贱买贵卖、囤积居奇、操纵物价,甚至强买强卖,垄断物价,这便彻底断了民间商人的暴富之路,同时也彻底扼杀了民间商业的活力,而国库财政却因此收入暴增;光“均输”一项,就使得中原漕运由数十万石猛增至六百万石,库存的绢帛也增加到了五百万匹之多。至此,告缗这些反常规的方法也就无需再实施了。
总之,汉武帝费尽心机,总算为远征军筹集了足够的财力与物力。一将功成万骨枯,无数百姓的血泪才换来了这巨额的军费,所以刘彻告诉众将,你们给朕狠狠的打,不要在乎钱,朕有的是钱。你们要明白,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要用锋利的刀,就别怕割伤自己的手。朕不想再跟匈奴耗了,朕也耗不起了,朕要一劳永逸,给这十几年的汉匈激战做一个最后的了断!
决战,最后的决战,汉匈以来绝无仅有之决战!这是高潮中的高潮,史诗中的史诗。千秋以下,万载之后,天下都将铭记这一刻。决战将至,卫青霍去病李广等大汉名将的热血都沸腾了,整个帝国的热血也都沸腾了。
于是一时间,在帝国的各个角落,万民风动,羽檄星传。士卒,民夫,武器,战马,车辆,粮草……数不清的人员物资从四面八方排山倒海般运往北方边郡。汉武帝甚至还将关东贫民七十二万五千人迁徙于陇西、北地、西河、上郡、会稽等边郡,以就近支持远征。这些贫民,大多是十三年前(公元前132年)黄河瓠子(今濮阳西南)决口后受灾失地的农民(注6),而让他们迁徙到北方边郡,一则是支持对匈战争,第二也是让他们开发新土地,重建新家园。
这是真正的全民总动员,不包括帝国内部的运转人力,武帝这次一共出动了十万骑兵,每人都配有官府马苑中最好的粟马,另外还有官兵自备的“私负从马”十四万匹,完美的实现了“一人双马”。这样骑兵在远征中,就可以通过两匹马的轮流休息,既保证行军速度,也在战斗开始时,让战马处于体力充沛的临阵状态。
另外,汉武帝还组织了步卒数十万在后方运输粮草。这数十万步卒,无异于一个移动的后勤补给基地。如此一番安排,可使汉军既能保持机动性,又能保证持久性,跟在家门口打仗一般无二,唯一的缺点,就是花费太大了,刘彻这是掏空了整个家底在打一场空前绝后的战争:一次出动十万骑兵,远征数千里至漠北,这在整个世界战争史上都是绝无仅有的。
所以,一定要胜,还要大胜。胜则千古流芳,传奇不朽;败则不仅是丢人现眼,英名尽丧,而且对不起天下百姓,乃至对不起整个中国历史,成为真正的千古罪人。
注1:比如,汉武帝曾发明了一种虚拟货币,叫做狗狗币,哦不是,叫白鹿皮币,此币以上林苑中珍稀动物白鹿之皮制成,一枚价值四十万钱,差不多相当于是四个中产阶级的全部家产,然后规定王侯宗室朝觐天子必须要用这种白鹿皮币献礼,你不用就是大不敬,就要杀头,你心里认为这不对,有腹诽,也要杀头!
注2:民间比较普遍的盗铸方法是,拿到比较新的铜钱后,用硬物慢慢地沿着铜币边沿刮,刮下来的铜屑收集起来融化了再浇铸,便可凭空多出来新的铜钱。而汉武帝发明的五铢钱两面都有花纹,且内外皆有周郭,可作为防伪标志,让人无法磨取铜屑。
注3:这主要还是因为汉之郎官是要自备马匹鞍具刀剑绛衣的(见《史记 田叔列传》褚先生补记),而且常年无休假,只有捐钱给宫中,才能换取文书出宫休息(见《汉书 杨恽传》)。总之,郎官可不是贫民子弟瞎凑热闹的,只有富家子弟才能负担,文帝时名臣张释之就是因为长期为郎得不到升迁,结果生生把哥哥弄穷了。
注4:但如此严厉的打击商业与富人阶层,矫枉过正,就有一个巨大的副作用,这个副作用就是导致西汉帝国灭亡的最大原因,具体情况我们到后面陈汤篇再来分析。
注5:这也导致中国的经济管控制度贯彻古今,西方的自由资本主义制度根本不可能出现。
注6:黄河决口夺淮入海后,汉武帝曾多次组织人员堵口,都塞而复坏,未能成功;直到又十年后(公元前109年),汉武帝巡行泰山之际,见河流泛滥,百姓苦不堪言,乃作《瓠子歌》悼之,发数万卒塞决口,并令群臣自将军以下背负柴草,参与“抗洪抢险”,最后终于成功堵口,从此河水北行,“梁楚之地复宁,无水灾。”司马迁适逢其会,也“从负薪”塞口,于是将这整个壮丽场面记录下来,传诸后世,激励后人,是为《史记》之《河渠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