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云翔：汉代人的幸福观及其表达之考古学管窥

作者：白云翔

来源：“江汉考古”微信公众号

原文刊载于《江汉考古》2022年第6期

“王侯合昏千秋万代宜子孙”锦衾（图源：“中国新闻社”微信公众号）

众所周知，现代考古学的“研究范围不限于物质文化，而是在于通过各种遗迹和遗物，研究人类古代社会的各个方面，其中包括生产规模、技术水平等物质文化，也包括美术观念、宗教信仰等精神文化” 。精神文化的内涵极为丰富，而幸福观即为其中之一。

所谓“幸福观”，是指人们对幸福的理解、认识和追求等思想观念。何谓幸福？按照现代汉语的一般解释：“幸福”者，使人心情舒畅的境遇和生活之谓也。它既是人们的一种主观感受，又是人类社会的一种客观存在，并且跟人类与之俱生、与人类社会相伴始终。于是，幸福便成为自古以来人们的一种追求。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不同时代人们对幸福的理解和感受有所不同，对幸福的追求也有所不同，于是形成了具有时代特色的幸福观及其表达方式。汉代作为大陆历史上帝国时代的第一个发展高峰时期，形成了具有时代特色的幸福观，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里主要就有关的考古发现进行梳理，以管窥汉代人的幸福观及其表达方式，并就相关问题略作讨论。

一

汉代人的幸福观，在考古发现的汉代文化遗存尤其是器物铭文以及装饰纹样上多有表现和反映，其中，最为常见的是铜镜等铜器具、瓦当和纺织品等。据此综合分析可知，汉代人的幸福观主要由以下六个方面构成。

（一）健康长寿观

健康长寿观常见于铜镜铭文。广州汉墓出土的西汉前期的草叶纹镜（M1175∶13），其钮座周围方格框内的铭文为“与天相寿，与地相长” ，表达了寿如天长地久的观念。山东滕州朱洼村汉墓出土的新莽时期的博局四神镜（M22∶2），其铭文为“作佳镜哉真大好，上有仙人不知老，渴饮玉泉饥食枣，寿如金石为国保” 。新莽至东汉时期的铜镜铭文中，这种观念常常表述为“寿而金石天之保”等。与之类似，东汉时期流行的云雷连弧纹镜，其铭文简化为“寿如金石”或“寿如金石佳且好兮”等；东汉晚期流行的变形四叶夔凤镜中，有的铭文为“延寿万年，明如日月” 。类似的铭文，还见于“日益寿”铭文的铜带钩等。很显然，这类镜铭表达了人们对健康长寿的向往和祈盼。

汉代的文字瓦当，同样表达了人们对健康长寿的祈盼。汉长安城西南角楼遗址曾出土“长生无极”瓦当（T4④A∶11），西安市长安县窝头寨汉代铸钱遗址等地曾出土“延年益寿”瓦当，徐州郭庄汉墓发现一件“寿福无疆”瓦当等。至于汉长安城以及各地官府建筑遗址出土的“万岁”和“千秋万岁”文字瓦当，尽管其含义非常宽泛，但同样包含着人们对长寿的祈盼。与之相似，汉代砖瓦上也发现有类似的铭文，如陕西洛川县发现2块西汉时期的铺地方砖，其正面的右上部和左下部分别模印有“人生”和“长寿”两字。

作为健康长寿观的形象表达，最为常见的莫过于汉代铜器的龟的造型。南昌西汉海昏侯刘贺墓出土的铜镇中，有一种镇作龟的造型，鎏金并在其背部镶嵌玉片，在同出的多种铜镇中凸显珍贵。济南魏家庄汉墓、河北阳原县北关汉墓、山西朔县汉墓、呼和浩特市郊格尔图汉墓以及海昏侯刘贺墓等地发现的西汉后期的炉柄和底座为“立鹤踏龟”造型的铜熏炉，一只仙鹤展翅伫立在龟背之上。仙鹤自古以来就是寓意长寿的神鸟，有“千年之鹤”之说；神龟同样是长寿的象征，即“龟以享年长久，受到人们的尊重……形成中国人的长寿观念，为世俗共同祈求的福、禄、寿三者之一” 。

（二）子孙蕃昌观

汉代铜镜的铭文中，充满了有关子孙蕃昌的内容。河南发现的东汉九乳禽兽纹镜，钮座柿蒂纹之间有铭文“长宜子孙”；主纹区有铭文一周：“修翦义兮，报善阴行，记□沼兮，萧□天端，朝光照兮，宜子孙，长保永福兮，寿万年” 。山东淄博发现的东汉末年的四乳四兽纹铜镜，主纹区外环绕铭文一周：“吾作明镜，幽湅三商，统德宜道，配象万疆，曾（增）□[年]益寿，子孙番（蕃）昌宜王” 。实际上，新莽和东汉铜镜中有许多镜类都铸有“宜子孙” “子孙蕃昌”之类的铭文，如云雷连弧纹镜，常见“长宜子孙” “长生宜子”之类的镜铭；连弧纹带镜，最常见的镜铭是“长宜子孙”，有的是“长宜子生” 。

汉代文字瓦当中，也有表现子孙繁昌观念的内容。如陕西凤翔凹里秦汉遗址和西安汉长安城遗址等曾出土“大宜子孙”瓦当。

汉代的纺织品上，也有表达子孙繁昌观念的文字。如新疆尼亚遗址发掘的东汉末年的95MNI号墓地8号墓中，出土有“千秋万岁宜子孙” “延年益寿长葆子孙”和“宜子孙”等文字织锦。

汉代铜器皿中，也常见有“宜子孙”之类的文字。如铸有“宜子孙” “长宜子孙” “大吉利，长宜子孙”等铭文的铜熨斗；山东章丘东平陵城出土东汉铜洗的内底，两条鱼纹之间有“长宜子孙”四字铭。广西合浦黄泥岗1号墓出土新莽时期的“宜子孙日宜昌”六字出廓玉璧；江苏邗江甘泉老虎墩东汉墓和山东青州马家冢子东汉墓等地，都曾出土透雕“宜子孙”三字的出廓玉璧。“宜子孙”在“当时已经是社会普遍的习用语，也是一种公共愿望” ，是子孙蕃昌观念的一种通俗表达。

（三）平安喜乐观

汉代铜镜铭文中，平安和喜乐是常见内容之一，并且两者往往同时出现。西汉前期流行的四乳草叶纹镜上，常见“乐毋事” “乐未央”等表达欢乐和平安无事之意的铭文。譬如，山东临淄乙烯墓地出土草叶纹镜（M21∶3）的铭文为“见日之光，长乐未央”，同墓地另一件草叶纹镜（M3∶1）的铭文为“长相思，毋相忘，常贵富，乐未央” ；满城1号墓出土草叶纹镜（M1∶5224）的铭文为“长贵富，乐毋事，日有熹，常得所喜，宜酒食” 。西汉后期流行的连弧纹铭带镜上，也有类似的铭文，如山西朔县西汉墓出土M222∶6镜的铭文为“日有熹，月有福，乐无事，宜酒食，居必安，无患息，竽瑟侍，心忠驻，乐已岁，固常” 。

汉代其他文物上也常见有类似的文字。新疆尼亚遗址东汉末年的95MNI号墓地8号墓出土有“安乐如意长寿无极”等文字织锦。“长乐未央”是西汉常见的一种文字瓦当，在陕西、河南和山西等地多有发现。陕西渭南市辛市乡发现一件“日乐富昌”文字瓦当。辽宁建平西胡素台古城址发现有“安乐未央”文字瓦当。福建武夷山城村汉城遗址出土有“常乐” “乐未央”和“常乐万岁”等文字瓦当。历史文献和考古资料都证明，“未央是汉代习用的吉语” 。

（四）酒食富足观

“酒食”一语早在先秦文献中就已出现，指酒和饭菜。汉代铜镜铭文中，常见表现酒食富足的内容。青岛平度界山西汉墓出土草叶纹镜中有5件带有“宜酒食”的铭文，其中M1∶13镜有16字铭文“日有熹，得长熹，常宜酒食，长富贵，乐毋事” 。广西贺县河东高寨西汉墓出土草叶纹镜（M3∶25）的铭文为“日有熹，宜酒食，长贵富，乐毋事” 。铸有类似铭文的草叶纹镜，在全国各地多有发现。

作为酒食富足观的一种形象表达，是鱼的图像的流行。陶灶作为一种模型明器，有不少在其灶面上模印出鱼的图案；汉画像石中，常可见到“四叶四鱼图” “四叶八鱼图”和“双鱼五璧图”等图案；东汉时期，流行一种内底有两条鱼纹（有的在两鱼之间铸出钱币图案或“长宜子孙” “富贵昌，宜侯王”之类的吉祥语）的双鱼铜洗等。这类情景中的鱼的图像，“便成为富裕的象征和化身，汉代人用鱼的形象表达丰足、富裕、年年有余的美好期盼” 。

（五）家常贵富观

“贵富”即“富贵”，其意是富裕而显贵，并且两者紧密相关。汉代文物中，最直白地表达这种观念的是铜镜上的铭文。西汉前期流行的草叶纹铜镜上，“日有熹，宜酒食，长贵富，乐毋事”，是常见的铭文之一。西汉后期流行的铜镜中，有一种“家常贵富”镜，其主纹区四个乳丁之间铸出“家常贵富”四字作为其主要装饰，凸显其含义。

汉代其他文物中，也有类似的表达。内蒙古包头市麻池古城遗址、天津武清县兰城遗址等地，曾出土“安乐富贵”和“大乐富贵”等文字瓦当。汉代铜器中有铸出“大富” “富贵”“乐未央，宜酒食，长久富”之类铭文的铜壶和铜钫，以及铸有“日入八千” “日入大万”等铭文的铜锺。陕西勉县发现一件双鱼纹铜洗，其内底双鱼纹之间铸有铭文“日入百千万” ；安徽芜湖贺家园1号墓出土的西汉后期铜缶（M1∶9），其盖上铸有铭文“长相思，勿相忘，常富贵，乐未央” 。居延新出汉简中EPT59·340A的简文为“富贵昌宜侯王富贵昌宜侯王” 。

（六）高官厚禄观

高官厚禄观念首先反映在铜镜铭文中。山东临淄出土的西汉前期草叶纹镜中，水泥厂墓地M33∶2镜和乙烯墓地M46∶1镜的铭文均为“见日之光，服者君卿”，乙烯墓地M15∶1镜的铭文为“仙镜万明，服者君卿” 。上海博物馆馆藏的始建国天凤二年（公元15年）四神博局纹镜的铭文为“始建国天凤二年作好镜，常乐贵富庄君上，长保二亲及妻子，为吏高迁位公卿，世世封传于毋穷” 。“君卿” “公卿”者，高官之谓也。东汉中期开始流行于北方地区的双头龙纹镜（即“直行铭文夔龙镜”），其铭文最为常见的是“君宜高官” “位至三公”四字铭，或“君宜高官，位至三公” “君宜高官，长宜子孙”八字铭。东汉中期开始流行的变形四叶夔凤镜上，常见“位至三公”铭，偶见“君长宜官”铭和“君宜高官”铭。山西曲沃苏村东汉晚期墓出土的变形四叶夔纹镜（SM∶6）的铭文为“位至公侯” 。东汉晚期流行的连弧纹带镜上，以“君宜高官”铭为常见，也可见到“位至三公”铭。东汉“三公”者，太尉、司徒、司空之谓也，位居百官之首。

汉代其他文物中，也常见表现这种观念的文字和图像。“位至三公” “君宜高官”铭铜带钩曾有发现。浙江绍兴南郊东汉铜器窖藏出土的一件铜洗的内底铸出双鱼纹，双鱼之间铸出“富贵昌宜侯王”六字。山东苍山柞城遗址出土东汉铜洗内底的图案是左鹿右鹤，两者之间是“蜀郡董氏造，宜侯”七字铭。河南南阳、陕西西安南郊缪家寨遗址等地曾发现一种造型为猴子骑在马背上的陶塑，汉画像砖和画像石上也有类似的图像，而“马上有猴，隐喻乘马为官的人，可望进爵封侯” 。

需要指出的是，上述六种常见的观念之外，有些器物铭文中还表达出其他一些美好的愿望。譬如，西汉后期的连弧纹铭带镜中，山东五莲张家仲崮村汉墓M1∶24镜和洛阳烧沟汉墓M632∶260镜，其铭文为“日有熹，月有富，乐毋事，常得意，美人会，竽瑟侍，贾市程万□”，其中的“常得意，美人会，竽瑟侍”在镜铭中少见，在其他器物铭文中也少见，说明这些观念似乎不具有普遍性，因此可不视作具有普遍意义的汉代人的幸福观的组成部分。铜镜铭文中的“长保二亲及妻子”等，同样如是。

二

汉代人对于幸福观的表达，可谓多种多样，并且无所不在。从表达方式来看，主要有语言文字表达和形象表达两种。

语言文字表达最为常见，也最为直接、明了，广泛出现于镜铭等铜器铭文、瓦当文字、玉器文字和织物文字等，从健康长寿观到高官厚禄观莫不如此。表达这些观念的语言文字，都是当时社会上流行的习用语、吉祥语和祝福语，而这样的语言文字所表达的正是当时人们的共同愿望和普遍追求，反映出的是社会大众共有的、具有一般意义的思想观念，无疑是汉代人幸福观的一种直接表达。

幸福观是由多种具体的观念构成的，并且各种观念之间相辅相成、相互关联，因此，汉代人在分别表达各种具体观念的同时，在许多场景下往往多种具体观念同时表达，尤其是铜镜铭文更是如此。譬如，前述西汉草叶纹镜铭文的“长贵富，乐毋事，日有熹，常得所喜，宜酒食”，河南出土东汉九乳禽兽纹镜铭文中的“宜子孙，长保永福兮，寿万年”，山东出土东汉四乳四兽纹镜铭文中的“曾（增）□[年]益寿，子孙番（蕃）昌宜王”，新疆尼雅95MNI号墓地8号墓的“千秋万岁宜子孙”和“延年益寿长葆子孙”织锦等，都是健康长寿、子孙蕃昌、平安喜乐、酒食富足、家常贵富等多种观念同时表达。又如，河南偃师出土的东汉晚期的变形四叶镜上，钮座周围有“位至三公”四字铭，主纹区的铭文为“长宜子孙保父母，五男七女八九子，位至□□生有□，宜高官世少有兮，大□伯意世未有” ，同时表达了健康长寿、子孙蕃昌、高官厚禄等观念。再如，成都天回山汉墓出土一件错金铁书刀，其上错金铭文24个字作“光和七年，广汉工官□□□服者尊，长保子孙，宜侯王□宜□” ，同时表达了子孙繁昌和高官厚禄两种观念；内蒙古包头市召湾91号汉墓出土的“富乐未央，子孙益昌”铭文方砖，河南许昌发现的“宜子孙，富蕃昌，乐未英”铭文方砖等，都同时表达了富贵、喜乐和子孙蕃昌等多种观念。此类的实例还有许多。也正因为如此，上述六种观念共同构成了汉代人的幸福观。

汉代人幸福观的形象表达主要有两种方式，即图像纹样表达和器物造型表达，也就是通过吉祥图像和吉祥造型的寓意进行表达。就图像纹样表达来说，最为常见的是以双鱼纹铜洗为代表的用鱼的形象表达丰足、富裕和年年有余；前述山东苍山柞城遗址出土铜洗内底的左鹿右鹤图案，其寓意是“厚禄千年”。就器物造型表达来说，前述龟形镇、龟鹤造型的铜熏炉等表达健康长寿即为典型的实例；造型为猴子骑在马背上的陶塑，则是利用器物造型名称的谐音，象征“马上封侯”，“无疑都是表达为官封侯的愿望” 。

值得注意的是，汉代人在现实的日常生活中采用多种方式表达幸福观的同时，在埋葬逝者的墓葬中也有多样的表达，并且表达的观念与现实生活相一致。试举数例。

河南偃师辛村新莽壁画墓后室门楣的空心砖上，正面模印有龙虎图案和“富贵宜子孙”五字；贵州平坝4号东汉墓出土有模印“宜子孙”的墓砖。凡此种种“要求死去的亲人为活着的子孙服务” 的做法，实际上是子孙蕃昌观念的另一种场景的表达。

汉画像石和画像砖中常见的各种宴饮图像，一般认为“是墓主生前现实生活的延伸和继续” 。在“事死如事生”的丧葬观念下，这种图像实际上也是人们在现实生活中追求酒食富足的一种表现。

汉代墓葬中，除了随葬死者生前使用的一些器具之外，从西汉初年开始出现模型明器陶仓和灶，此后种类逐步增加，从井、房屋建筑、猪圈、鸡埘、水田到马、牛、羊、鸡、狗、猪等各种畜禽，有的陶仓上还墨书“粟万石” “小麦万石” “大麦万石” “大豆万石”等文字，并且从平民百姓到达官贵人，莫不如此。即使东汉末年的魏王曹操，在其墓葬中也随葬陶灶、井、磨、圈厕、灸炉、釜、甑以及日用器皿等各种模型明器。这样的模型明器，当然是供死者在冥间使用的，但在“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 的丧葬观念下，这些做法无论是理解为“把死后的世界当作在世时生活的复制或镜像再现”还是“把死后生活看作生时生活的一种自然延续”，都是逝者“希望在死后能够拥有的财富……象征大地产和财富” 。它作为现实生活中的一种变形折射，实际上反映出的是当时人们追求财富的观念。重庆万州武陵镇吊嘴7号东汉墓等地墓砖上的“富贵”砖铭，重庆巫山麦沱27号东汉墓出土的“富贵昌乐未央”铭文砖，其用意同样如是。

东汉时期以四川盆地为中心流行于西南地区的摇钱树，其“追求财富、长生不老、祈求丰产和祈求生殖”的多种内涵，实际上是现实生活中富贵、长寿、富裕和多子孙等观念在丧葬活动中的一种表达。四川绵阳出土的东汉摇钱树上，常见羊、鹿和猴等圆雕或浮雕图案，都是利用这些动物名称的谐音表达祥、禄、侯等美好寓意，与日常生活器具上用类似的形象表达对美好的追求是一致的。

河南灵宝张湾5号东汉墓出土陶罐上的朱书解適文，“令后世子子孙孙士（仕）宦至公侯，富贵将相不绝” ，反映出当时人们在安葬逝者的同时，还要祈愿后世子子孙孙官运亨通，富贵永续，是当时高官厚禄观念的一种表达。

总之，汉代人通过各种方式和场景对健康长寿、子孙繁昌、平安喜乐、酒食富足、家常贵富和高官厚禄等观念的表达，无论是语言文字表达还是形象表达，无论是直白的表达还是隐喻的表达，都直接反映了当时人们对美好人生和美好生活的向往、祈盼和追求，表现的是在当时具有普遍意义的思想观念，无疑是汉代人幸福观的一种客观、真实的表达。

三

幸福观作为人生观和价值观的一种集中表现，它是精神的，但又是以物质生活为基础产生的，是社会历史的产物，因为“价值观是社会实践、社会生活的结晶，是人们在追求生活目标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主观结果” 。历史地看，汉代人的幸福观既有人类幸福观的一般性特征，又有鲜明的时代性特征。

首先，健康长寿、平安喜乐和酒食富足等观念，是自古以来人类共有的幸福观。其中，健康长寿和平安喜乐，是人类与之俱生的一种本能性追求；酒食富足观念在本质上是以饮食充裕为核心的衣食富足观念的一种表达，而衣食富足是人类生存最基本的物质生活需求，正如古人所说，“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 ；或曰“寿、福、多男子，人之多欲也” 。

其次，子孙繁昌观同样是人类与之俱生的一种观念，是人类对本身繁衍生息、世代永续的追求和渴望的一种表达。因为繁衍生息是人类的一种本能，但同时又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客观要求。正如恩格斯曾经指出：“根据唯物主义观点，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结蒂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但是，生产本身又有两种……另一方面是人类自身的生产，即种的繁衍。” 这里所说的“种的繁衍”，即子孙后代的繁衍，不仅与家庭和谐、家族的兴衰直接相关，而且关乎民族和国家的盛衰，是人类社会最基本的需求之一。因此，子孙繁昌观既是人类繁衍生息过程中所形成的一种本能性观念，也是人类社会得以存在和发展的客观需求所形成的一种社会性观念，只不过这种观念在汉代社会历史条件下进一步增强，成为当时人们一种强烈的精神愿望和实际追求。

其三，家常贵富观念是阶级社会的产物，被深深地打上了阶级社会的烙印。“贵富”包括“富”和“贵”两层含义，并且两者互为表里，这里主要讨论财富问题。在史前时代的原始共产制条件下，生产资料共有，人们共同劳动、共同消费、地位平等，社会上不存在贫富贵贱之别。但是，到了史前时代末期，在社会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财富出现剩余的背景下，私有制逐步产生；随着父权制的发展和父权的上升，家族内的等级地位和财富占有不均的现象逐步发生，财产占有不均和贫富分化加剧，社会走向了阶级分化和对立，最终导致了国家的诞生，迎来了人类历史上的文明时代。自此之后，财富的多寡成为人们地位、身份以及生存状况的重要指示器，于是，占有更多的财富成为人们的一种普遍追求。正如恩格斯所说：“卑劣的贪欲是文明时代从它存在的第一日起直至今日的动力；财富，财富，第三还是财富——不是社会的财富，而是这个微不足道的单个的个人的财富，这就是文明时代唯一的、具有决定意义的目的。” 《周易》所言“崇高莫大乎富贵” ，孔子所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 ，就是这种观念的高度概括。

当然，在夏商和西周时期的王国时代，社会经济掌握在各级贵族手中，庶民阶层几乎不可能依靠自身的努力真正获得大量财富，遑论奴隶。春秋战国时期，随着封建生产关系的出现和私营工商业迅速发展，地主阶级和“富商大贾”逐步登上历史舞台，贫富分化加剧，以至于“庶人之富者累钜万，而贫者食糟糠” 。到了两汉时期，在以土地私有制为核心的封建生产关系下，地主经济和私营工商业迅速发展，社会各阶层获取财富已经没有了制度上的障碍，除了贵族和高官之外，社会上出现了拥有巨量土地及其他财产的大地主、大工场主和大富商。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之下，以财富为主要内涵的富贵，更是成为人们一种普遍的追求。“当时社会对于富贵有比较一致的价值取向”，“期求富贵，当时被社会公认为一种健康的理想，一种积极的志向”，“富贵追求，在当时完全是一种正面的人生目标，人们公开地毫不掩饰地宣示这一志愿” 。“君子耻贫贱而乐富贵” ，正是汉代人崇尚富贵的真实写照。实际上，这种追求财富的观念后来更是成为整个传统社会价值观的核心。

至于如何达到富贵、怎样才是富贵、怎样展示富贵，秦汉史学家曾做过专门研究。从考古发现来看，不同的社会阶层对财富的理解和追求也有所不同。“五谷满仓” “百万石仓”和“六畜藩息”等文字瓦当，反映出农耕民实际上具有地主阶层的财富观。山东苍山柞城遗址出土的汉章帝元和四年（公元87年）铜壶，其圈足上刻有40字铭文“元和四年，江陵黄阳君作，宜子孙及酒食。吏人得之，致二千石；□（贾）人得之，致二千万；田家得之，千厨万仓” ，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官吏、商贾、地主及农民等不同社会阶层的财富观念及其标准。

需要指出的是，追求财富是汉代人的共同愿望，但汉代的社会现实是，一方面，随着大地主经济的发展，小农经济遭到破坏，真正能够获得巨量财富的毕竟是极少数，如汉宣帝时期的南阳新野阴子方“暴至巨富，田有七百余顷，舆马仆隶，比于邦君” ，东汉光武帝刘秀的外祖父南阳樊重“至乃开广田土三百余顷……陂渠灌溉，又池鱼牧畜” ，乃至于“豪人之室，连栋数百，膏田满野，奴婢千群，徒附万计” ；另一方面，广大平民百姓仍然主要为生存而挣扎，“贫民菜食不厌，衣又穿空，父子夫妇不能相保” ，尤其是遇到灾荒之年，更是出现“连年饥馑，百姓乏困，或致相食” 的悲惨景象。

其四，高官厚禄观是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一种观念。在阶级社会里，高官不仅代表着政治权力和社会地位，而且还象征着财富。这种观念最初的起源，可以上溯到史前时代晚期，但在夏商西周时期的王国时代实行贵族政治的社会历史条件下，这种观念一直很微弱。因为“春秋以前，官吏的任用是和分封制、宗法制紧密相连的‘世卿世禄’制……这个官位等级是父死子继、世世代代固定了的” ，甚至社会各阶层的职业也往往是父子承袭相继，平民和奴隶根本不可能改变身份而成为官吏。

但是，经过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历史由王国时代向帝国时代的转型，秦汉时期中央集权统治取代了王国统治，官僚政治取代了贵族政治。与之相适应，一整套官僚制度“在打破古老的宗法制度的基础上”随之建立，一整套选官和任官制度也随之建立并逐步完善。汉初承秦旧制，主要通过军功制和郎选制选拔官员，不少人因军功而被授予官职。汉文帝之后，逐步推行察举制和征辟制——通过郡国推举孝廉和从基层直接征聘人才为官的选官制度，社会各阶层人士可以通过察举、征辟、考试、任子乃至纳赀、卖官等多种途径入仕为官。譬如，卫绾“以戏车为郎，事文帝”，景帝时封为建陵侯，拜为太子太傅，后官至丞相；主父偃“学长短纵横之术”，直接上书汉武帝，先是拜为郎中，后又迁为中大夫，官拜齐相；汉武帝时，“少时为狱吏，有罪，免。家贫，牧豕海上”的公孙弘，最初征为博士，最后官拜丞相，封平津侯；汉武帝实行盐铁专营之时，领事盐铁的大农丞东郭咸阳是齐地大盐商、孔仅是南阳大冶铁主，都是“致产累千金”的大工商业主。到了东汉后期，士大夫中还出现了累世公卿的官僚家族，如汉安帝至汉献帝时的弘农郡杨氏“自震至彪，四世太尉” 。

在汉代官僚体制下，高官不仅仅是权力和地位，而且还与财富直接相关。因为，任官必有俸禄，高官必有厚禄。当时，秩万石的“三公”之下，上自秩二千石（包括中二千石、二千石、比二千石）的中央政府高官以及地方政府的郡守、郡都尉，下至不足百石的斗食、佐史等小吏，皆有等差。与此同时，不少官僚还追逐田宅，聚敛财富。汉成帝时的丞相张禹，不仅“天子数加赏赐，前后数千万”，而且“内殖货财，……多买田至四百顷，皆泾、渭溉灌，极膏腴上贾” 。汉哀帝宠臣董贤，受宠时“旬月间赏赐累钜万”，死后“县官斥卖董氏财凡四十三万万” ，其家产之巨可见一斑。这种高官既有厚禄又可获得巨额财富的社会现实，使得高官厚禄成为当时人们一种普遍的向往和追求，并且完全作为一种正面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公开地宣扬。

总之，汉代人的幸福观是汉代社会历史的产物，其中既有人类普遍的价值观念，又有独具时代特色的价值观念。

四

汉代人的幸福观作为当时具有普遍意义的人生观和价值观的一种集中体现，是汉代精神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正如秦汉时期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思想文化对后来的中国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历史影响一样，汉代人的幸福观及其表达对近两千年来中国人的幸福观及其表达同样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直至今日，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还似乎经常可以见到汉代人幸福观及其表达的“影子”。当然，随着历史的发展，幸福观的具体内涵因时代不同而有所变化，幸福观的表达也往往因时代不同而有所差异，但幸福是人类亘古不变的追求。

由此说开去，考古学的研究对象是物质遗存，但其中包含有丰富而深厚的精神文化内涵。正因为如此，俞伟超先生曾倡导，广大考古工作者“多花些精力来研究考古学资料所包含的古代精神活动方面的问题” 。这实际上也是考古学“透物见人”的重要方面之一。由于考古资料相当一部分来源于墓葬和宗教等遗存，使得考古学在古人的生死观、丧葬观、宗教信仰和艺术美学等精神文化方面研究者众，成果累累——这无疑是必要的和重要的。然而，精神文化的范围相当广泛，内容极为丰富，值得我们对其进行更广泛、更深入的考古学研究。这样的研究，不仅可以直接揭示古人的精神世界，而且有助于从整体上加深对古代社会及其变迁的理解和认识。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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