衆所周知，“輿論公開”是戈爾巴喬夫改革的重要内容，而以此為基礎的新聞公開性改革對蘇聯社會産生了重要影響。
在改革初期，新聞輿論的公開對蘇聯社會職能的加強起了積極作用，它使新聞輿論的監督功能得到有效延展，沖擊了蘇聯的僵化體制。不過，消極作用也很明顯，新聞輿論的失控使蘇聯社會出現混亂，最終直接導緻了蘇聯的解體。
事實上，蘇聯并不是靠輿論控制建立的。恰恰相反，布爾什維克黨人是在敵對勢力占統治地位時不斷發展壯大的，敵對勢力的輿論攻擊沒能阻擋紅色蘇聯的壯大，反而讓其得到了群眾的信任和擁護。隻不過後來斯大林及其繼承者的一系列騷操作才讓蘇聯群眾的心理發生了變化。
随着20世紀80年代末期的到來，蘇聯社會的體制弊端已積重難返，隻差一劑強力針的催化。
面對國家内外交困、經濟發展斷崖式下降的困境，新上台的戈爾巴喬夫急需一場改革來調動全社會的積極性。于是，諸如所謂“加速戰略”、“精簡戰略”的經濟政策在蘇聯國内如火如荼地開展起來。
但還是收效甚微，一年後蘇聯國内的經濟狀況并未獲得好轉。初期經濟改革遇到的挫折使戈爾巴喬夫本人意識道：僅靠經濟政策是不能改變蘇聯模式弊端的，體制中的官僚主義和特權主義嚴重阻礙着蘇聯社會的發展。正因為如此，改革必須從政治程序展開，必須向僵化的蘇聯模式開刀。
不過，政治改革何談容易，僅是特權階層的反彈就讓戈爾巴喬夫吃不消。為此，戈爾巴喬夫的改革必須得到下層群眾的支援，而這就涉及一個輿論公開性的問題。在缺乏“公開性”的情況下，蘇聯群眾對一些現象已經習以為常了，就連一些基層官員也是如此。
有鑒于此，戈爾巴喬夫希望通過放松政府對新聞輿論的管控，以此來促進資訊的有效傳播，使群眾獲得公開的政府資訊。毫無疑問，這對長期飽受壓制的蘇聯群眾擁有很大吸引力。
而這所有的一切，都離不開新聞媒體的公開。新聞媒體作為一種輿論工具，主要的職責是社會監督作用。不過，在斯大林及其後任者時期，新聞輿論并未發揮有效作用，當年的古拉格監獄就是一幕血淋淋的教訓。
1990年6月，蘇聯最高蘇維埃通過的《新聞出版法》明确規定：國家機關、政黨、社會組織、宗教團體以及年滿十八歲的蘇聯公民都有權創辦輿論工具。這實際上放開了政府的輿論管制，使反對派的私人辦報完全合法化。
據資料記載，僅在放開輿論管控的當年10月，蘇聯全境就湧現了700多家報刊，而其中七分之一的報刊屬于私人所有。當然，這些私人報刊并不是像戈爾巴喬夫想的那樣啟迪民智，反而利用蘇聯群眾的“偏聽偏信”公開反對蘇聯政府。
與此同時，蘇聯政府自己創辦的報紙也在輿論導向上出了問題，失去了政府喉舌的作用。諸如《莫斯科新聞》、《文學報》、《消息報》等許多機關報刊都紛紛宣布獨立，甚至就連《消息報》也投向了反對派和地方“民主派”的懷抱，長期批評蘇聯政府。
蘇聯社會的種種變化表明，輿論失控的潘多拉魔盒已經打開，形形色色的反蘇勢力也如潮水般奔湧而出。
在蘇聯輿論徹底失控的時期，斯大林成了“惡魔”，列甯被人們抹黑，整個蘇聯的曆史甚至成了罪惡，他們不惜違背曆史規律極力抹殺十月革命的功績。而與此相伴的是，西方的資本主義則成了人們心中的天堂。
事實上，自戈爾巴喬夫徹底放開輿論管制以來，蘇聯内部也不乏真摯的自我批評。但自我批評的聲音主要在國内，傳到國際上的途徑也比較有限。再加上有心人的刻意抹黑，蘇聯内部的自我淨化之舉并未得到群眾重視，這也催生了一系列惡果。
相反，那些刻意貶低蘇聯的聲音則在國際社會上得到了廣泛傳播，成了西方世界評價蘇聯體制的主流意見。
據資料記載，這些反對派言論的發聲者尤其受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的歡迎，它們的發聲者也被頻頻邀請出席各種國際會議。在會上，經常可以看見滑稽的一幕，這些“異議者”聲淚俱下的控訴蘇聯政府的種種“壓制”舉措，看起來簡直是可笑至極。
當各種主流媒體将蘇聯政府的形象抹得漆黑一片時，蘇聯政府的公信力自然也就降到了最低。輿論失控使蘇聯人民對國家體制産生了懷疑，最終形成了蘇聯解體的催化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