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結束五代十國局面的過程中，北宋統治者着重考慮的問題有二：
一是如何重建中央集權的專制統治，使唐末以來長期存在的藩鎮局面不再出現；
二是如何鞏固新生王朝，使之不再成為五代之後的第六個短命王朝。
宋太祖趙匡胤為了加強中央集權，避免下屬将領也被迫“黃袍加身”，起兵篡奪新生政權，通過酒宴方式，威脅利誘，要求進階将領交出兵權。之後，再經過宋太祖和宋太宗兩人的精心治理，宋朝的文臣掌兵體系逐漸形成。自此之後，地方将領的兵權全部上交，藩鎮割據的混亂局面徹底被終結了。
但是，南宋初期的時候，随着金兵的步步緊逼，武将的重要性越來越凸顯。為了坐穩江山，統治者也不得不預設了武将地位壓過文臣的事實。建炎四年（1130年），高宗下令撤銷禦營司，并将禦前軍和禦營軍改設為神武軍。自此，南宋正式形成了武将手握兵權的局勢。
看到朝廷放開了對武将的管制，南宋将領迅速招兵買馬，不斷地壯大自己的實力。到了紹興五年（1135年），南宋已經形成了五個較大規模的軍事集團。這五個集團，分别由韓世忠、劉光世、張俊、嶽飛、吳玠五将統領。
在之後抵抗金軍的過程中，這五個軍事集團的實力不斷擴充，幾個将軍在自己的地盤也有了民政、财政大權。而且，在戰火中形成的戰友情，相比于上下級的關系更為堅不可摧。為了表示對将軍的忠誠，士兵們很多都是以主将的姓氏為自己的名字。
宋朝以黃袍加身立國，對武将自然很是提防。雖然，金兵進攻的鋒芒被暫時遏制了，但是，武将對皇權的威脅一直是宋高宗的心病。為了令趙氏一脈牢牢地把握皇權，宋高宗在戰事稍緩時就開始削弱武将的兵權。紹興二年（1132年），宋高宗命文臣呂頤浩管轄江淮和兩浙的軍事。
嗅覺敏銳的将士，已經從中看出了高宗打壓武将的心思。之後，宰相張浚在宋高宗的暗中支援下，開始大刀闊斧地開展文臣管理軍事，削弱武将兵權的行動。張浚在朝多年，深谙以柔克剛之道。武将掌兵多年，如果，貿然收回兵權，則必然會引發禍亂。
為了穩定局勢，他先以鎮壓地方起義為名，将嶽飛調往他處，然後，在嶽飛的轄區設定中央管理機構。嶽飛對大宋忠心耿耿，自然對朝廷的旨意言聽計從。看到此計奏效，張浚繼續在劉光世、張俊等人處依法炮制。很快，全國形成了一個以張浚為中心，以各個軍事集團為後盾的攻擊态勢。
如果，張浚繼續步步收回軍權的話，那麼，宋高宗就可以高枕無憂了。可惜的是，做出了一點成績後，張浚開始沉不住氣了。為了快速收權，他兩次上書請求罷免劉光世。劉光世掌兵多年，自認為問心無愧，此時，見朝廷如此猜忌自己，不免有兔死狐悲之感。
之後，為了向朝廷表明自己無心謀反的态度，劉光世以病重為由，向朝廷請求告老還鄉。劉光世突然離職，他的部下人心不穩，有不少人投降了金國。宋高宗見局勢失去了控制，于是，隻能暫緩收權。此事過後，中央和地方的關系日益緊張，各個将軍無不惶惶不安。
自此，宋高宗下令安定諸将的同時，也讓收回兵權變得越來越困難了。随着年歲漸長，宋高宗削弱兵權的願望越來越迫切。張浚的前車之鑒在前，為了避免重蹈覆轍，宋高宗這次選擇了老成持重的趙鼎主持削權。趙鼎在心中盤算了幾遍後，決定采用以靜制動的做法。
于是，他向高宗建議：先讓高宗出面緩和朝廷與武将之間的關系，然後，以提拔賞賜為名，行分權收權之實。紹興十一年（1141年），宋高宗将嶽飛、張俊、韓世忠三人召回臨安，并分别授予他們樞密使和樞密副使的官職。
表面上看，三位大将都升了官，有了參與最高軍事決策的能力。可實際上，三人與軍隊之間的聯系卻被無形地削弱了。不久之後，宋高宗親自向三人下達中央旨意：“所有的軍隊，都由朕親自統領。任何将領，都不可以在軍中專權。”然後，宋高宗又擴大了軍隊中中層将領的權力。
這樣一來，中級軍官由對将軍效忠變成了對皇帝效忠，武将統帥的權力被架空了不少。宋高宗見自己的計劃初步奏效，于是，趁熱打鐵地下達了第二道指令：“今後，兵權由朝廷掌握。朕下旨更換将帥的話，可以直接派遣文臣去做。文臣進入軍中，和朕進入軍中是一樣的。”
這道指令一下達，也就意味着，文臣的地位徹底壓過了武将。今後執掌軍權的，将是皇帝信任的文臣了。自此，宋高宗如願以償地從武将手中收回了兵權。但是，這也直接導緻了南宋在對外軍事上的疲軟。終南宋一朝，雖然，可以在江南苟且偷安，但卻始終無法收複昔日的河山。
最終，走投無路的南宋終于在1279年3月19日，随着趙昺随陸秀夫及趙宋皇族八百餘人集體跳海自盡，許多忠臣追随其後，十萬軍民跳海殉國，至此，南宋徹底滅亡，四十多年與蒙古抗衡以失敗告終。
參考資料：
【《宋史》、《續資治通鑒長編拾補》、《中國文明史·宋遼金時期·〈宋代·波瀾起伏的宋代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