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聯合大學被認為是中國教育史上最悲壯也是最輝煌的一所大學，短短的七年時間裡，這所在最艱苦、最惡劣環境下弦歌不辍的高等學府，培養出數位諾貝爾獎獲得者以及大量新中國兩院院士與各行各業的頂尖人才。正是在這所大學裡，大量青年學生響應國家号召，積極投身于知識青年從軍運動中，踐行了“一寸山河一寸血、十萬青年十萬軍”的報國口号。
一、從書生到戰士
1937年11月1日，由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南開大學組建而成的“長沙臨時大學”正式開學，這所大學可以說是西南聯大的前身。開學兩周後，淞滬會戰結束，日軍占領上海，一個月後南京淪陷，并出現南京大屠殺此等人間慘案。臨時大學的青年學生皆為北、清、南三所高校的優秀學子，他們不忍看到自己的國土任人踐踏，百姓被肆意屠殺，于是投身前線殺敵報國，就成為許多熱血青年急切的目标。
長沙臨時大學部分教授合影
面對日軍的入侵，這批大學生不但沒有被吓到，反而展現出極大的報國熱情，許多同學覺得“我們的使命是何等的神聖”，青年學生應該認識到自己身上背負的責任與使命，投身到抗日浪潮中。在不到兩個月的時間裡，有近300名大學生在保留學籍的基礎上，拿着投身抗日工作的介紹信，趕赴各地的戰地服務團、訓練班、空軍學校、工程學校，或直接選擇參加國民革命軍，有的還選擇穿越重重阻礙前往延安。對這些學生的熱情與要求，臨時大學也盡最大可能支援、滿足。
總體而言，這批學生的選擇大緻分為三個方向，一是直接前往國軍部隊，成為一名軍人，二是選擇參加各地的戰地服務團，三是選擇到敵後戰場參加遊擊戰。無論是哪一種途徑，這批學生都在各自的工作中盡可能發揮他們的長處與優勢，如參加敵後遊擊隊的清華大學學生馬繼孔，便在山東拉起一支遊擊隊，并于1938年被編入八路軍山東縱隊第六支隊。一些理工方向的大學生，如胡大佛、汪德熙等，在八路軍根據地的軍工廠中做出巨大貢獻，他們研制出的火藥炸彈對八路軍的作戰起到很大幫助。
二、充當翻譯官的青年學生
1938年4月，長沙臨時大學的師生完成前往昆明的遷徙之旅，學校也改名為“國立西南聯合大學”。身處内陸的西南聯大學生雖遠離前線的硝煙與炮火，但他們心中的抗日熱情并未熄滅，他們依舊渴望投軍報國。
1940年，美國軍人陳納德受中方邀請，在中國組建“中國空軍美國支援航空大隊”，即我們熟知的“飛虎隊”。鑒于飛虎隊成員大多是美國人，故需要相應的翻譯官參與到飛虎隊的工作當中，為此國府軍事委員會特地在昆明開辦“戰地服務團譯練班”，其主要成員則決定從昆明的西南聯大學生中挑選。
飛虎隊
消息傳到西南聯大後，短短幾天時間，便有數十位同學報名參加，像我們今天熟知的許淵沖先生（著名翻譯家，北大教授），便是當年參加戰地服務團的成員之一。許淵沖在完成戰地服務團的工作後，又被配置設定到“飛虎隊”的機要秘書室，每天要負責将各種軍事情報翻譯成英文并呈遞給陳納德，以便陳納德對飛虎隊的任務進行安排。
學者許淵沖讀書時便參加過戰地服務團
1943年，世界反法西斯戰争進入到戰略反攻的關鍵階段，美國加大對中國軍隊的援助力度，大量美軍顧問來到中國，以對使用美國軍械的中國士兵進行訓練，各種訓練班随之出現在昆明。為了接待大規模的來華美軍，中方迫切需要大量優秀的翻譯人才充當雙方溝通的中介。包括西南聯大在内的諸多高校，再度成為國民政府征召翻譯人才的主要來源。根據國民政府的安排，100名西南聯大學生被選拔參加譯員訓練班，授課教師由西南聯大外文系教授擔任，像陳序經、聞一多、潘光旦等著名教授，都曾為譯訓班上過課。
聞一多
經過教育訓練的聯大學生，會以翻譯官的身份被配置設定到各個軍事機構，除極少數被配置設定到印度遠征軍、國民政府航空委員會外，大部分學生被配置設定到昆明美軍總部，然後再被派往雲南各地的美軍聯絡組。這些學生大部分在指揮部内工作，但也有極少數被安置在一線的作戰部隊充當翻譯人員，有的還與日軍進行過面對面的作戰。像被安排到印度遠征軍工作的15位聯大學生，甚至在印度學會了無線電修理、駕駛飛機等技能。
在印度受訓的中國遠征軍
三、十萬青年十萬軍
1944年，國民政府發出“一寸山河一寸血，十萬青年十萬軍”的号召，鼓勵知識青年參軍作戰。根據政府規定，凡18-35歲且受過中等教育以上，身體狀況良好的青年，都可以參加部隊與日軍作戰。與之前小規模征召軍隊翻譯官不同，這一次号令是面向全國的，而且是征召作戰部隊而非後方翻譯官，這對内心充滿怒火的青年學生來說，無疑是前所未有的報國機會。
1944年抗日戰争接近尾聲，但此時的中國并不平靜，這一年日軍發動戰敗前最後一次大規模的進攻，史稱“豫桂湘戰役”，數十萬國軍在日軍攻勢面前節節敗退，日軍一路從河南打到湖南、廣西，大片國土淪陷，重慶岌岌可危。一向較為安穩的大後方昆明，此時已擠滿了逃難的人群，西南聯大的青年學生對日軍的仇恨達到前所未有的程度，是以在國民政府号召青年學生從軍後，從軍熱潮席卷了整個西南聯大。
青年軍的旗幟
時任清華大學校長、西南聯大常委梅贻琦先生的五個孩子中，唯一的一個兒子早已是美軍翻譯官，四個女兒除了出嫁的長女與年幼的四女外，都以身作則，勇敢報名參軍，起到了很好的帶頭示範作用。
梅贻琦先生
至1945年全面抗戰勝利前，在600多名聯大學生中，有318名學生報名從軍，最終經體檢合格者有266人。可以說，整個聯大有一半學生都參與到青年學生從軍浪潮中，在整個大後方起到巨大的示範效應。當時的報紙稱西南聯大的青年學生是“西南聯大的光榮”，并号召其他高校向西南聯大學習，締造出更多的榮耀。
西南聯大的青年學生參軍後，大多被編入國民政府特地成立的青年軍當中，他們被配置設定到印度的中國遠征軍訓練基地，在此學習武器操作、汽車駕駛等軍事知識和技能。1945年3月26日，由西南聯大學生組成的青年軍第二零七師服務營第二連全連通過汽車學校的考核，創造了學校的新紀錄。學生們開着汽車跨越千裡，從印度開往昆明。極少被編入空軍的聯大學生先被送往昆明的中央航校，随後在此參加軍隊，他們參與到了中國空軍與日本空軍之間的最後之戰，并親眼見證了中國的勝利。當然，在這數百名參軍的學生中，有許多同學沒能見到勝利的那一天。比如：
1937年底即從長沙參軍的何懋勳，于1938年在山東齊河縣的作戰中犧牲。
1944年6月，參加空軍的戴榮钜在掩護隊友轟炸長沙時，被日軍擊落犧牲。
1944年8月，王文在衡陽保衛戰中墜機犧牲。
1945年7月，勝利曙光即将到來之際，缪弘同學在戰鬥中英勇犧牲。
他們都是民族英雄，都是後世青年學生應該學習的榜樣。
接受訓練的青年軍
文史君說
自1937年至1945年，先後有數百名聯大學生毅然投筆從戎，參與到保家衛國的戰鬥當中。今日的西南聯大舊址中屹立着“國立西南聯合大學紀念碑”，碑文中便寫道聯大學生中“從軍旅者八百餘人”，在聯大學生中，每一百人就有14名學生參軍。他們有的在軍隊中從事翻譯工作，有的前往敵後戰場從事遊擊戰，有的在軍工廠發揮自己的專業優勢，有的則駕駛戰機與日軍作戰。他們當中的許多人犧牲在與日軍的作戰中，他們毫無疑問都是民族英雄。
參考文獻
餘斌：《從西南聯大學生從軍說到昆明現代派》，《滇池》2005年第12期。
聞黎明：《關于西南聯合大學戰時從軍運動的考察》，《抗日戰争研究》2010年第3期。
（作者：浩然文史·小太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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