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趙立波
作為一手帶大的萬曆皇帝，為何在張居正去世，屍骨未寒之際迅速開啟對他的殘酷清算？作為大明王朝最重要的改革家之一，張居正到底是怎樣的一個人？事情要從皇權新舊交替之時說起。在明穆宗去世後，張居正為了一舉奪取内閣首輔高拱權力，他聯合司禮監太監馮保，密陳高拱數罪，取得陳太後和神宗母親李貴妃同意後，下發皇帝聖旨、太後懿旨、貴妃令旨：“今高拱擅政，專制朝廷，我母子驚懼不甯，高拱即回籍閑住，不得遲留。”（《國榷》卷六十八）小皇帝神宗即位剛7天，白發蒼蒼的高拱即在權力鬥争中，黯然離場。取得了内閣絕對權力地位。由此尊皇後為“仁聖皇太後”，尊神宗生母為“慈聖皇太後”。神宗是為萬曆皇帝，在内任用馮保，而朝中大權都交給張居正。在小皇帝的成長世界裡，張居正、馮保成了影響他人生的重要夥伴，張居正除了主持内閣工作，同時承擔起小皇帝的教育工作，而馮保這個司禮監的負責人成了小皇帝的“大伴兒”。
影視形象
張居正身材高大，長須及胸。這個孩子十分聰明，10歲的孩子，一切都要仰賴張居正的輔佐。知道眼前這個“長胡子老頭”的厲害和重要。總是很謙卑地稱他為“先生”或“張先生”，在下發禦劄時，也不多提其名，隻寫“谕元輔”。在兩宮太後的大力支援下，在小皇帝的配合下，張居正将明代改革推向了曆史最高水準，影響極其深遠。這個小皇帝秉性善良，情商極高。張居正對神宗皇帝的教育極其嚴厲，一次小皇帝讀《論語》，誤将“色勃如也”之“勃”字讀作“背”音，張居正厲聲糾正：“當作勃字！”其聲如雷鳴，這一突然的訓教，讓神宗“悚然而驚”，在場的同僚們無不大驚失色（《明史紀事本末》卷六一）。
張居正畫像
此外慈聖皇太後為配合張居正調教，在宮中對神宗嚴加訓導，“常常守着看管”，“帝或不讀書，即召使長跪”。由此讓這個孩子對張居正内心極為忌憚，慈聖皇太後動不動譴責神宗說：“讓張先生知道了，看你怎麼辦！”（《張文忠公全集》）
所有的這些外圍壓力給這個10多歲的孩子強大震懾，他沒有了安全感，整天戰戰兢兢，這樣的壓力随着年齡的增長體悟得更深刻。不僅如此，兩宮皇太後對司禮監馮保十分倚重，神宗大婚之前，慈聖皇太後特别要求馮保，要他“萬分留心，引君當道，勿得順從，緻傷聖德”。馮保當然唯命是從，寸步不離地看管這個小皇帝。《明史·馮保傳》講了這樣一段故事：“慈聖皇太後遇帝嚴。（馮）保倚太後勢，數挾持帝，帝甚畏之。時與小内豎戲，見保入，辄正襟危坐，曰：‘大伴來矣。’”
就在親政的前兩年，萬曆八年（1580年）的某天，神宗在乾清宮執事太監孫海、客用的誘導下，酗酒鬧事，一時宮内大亂。第二天馮保将此事報告給了慈聖皇太後，太後第一反應極其強烈，怒氣沖沖地揚言：“欲召閣部大臣，谒告太廟，将廢神宗，另立他弟弟潞王為帝。神宗頓時吓得跪在地上哭泣多時，以示忏悔，皇太後才肯寬恕。”（《萬曆邸鈔》，萬曆八年庚辰卷）
結果，按照馮保、張居正的意思，降黜了神宗身邊一大批親信太監，由此神宗對馮保的關系由信賴、畏懼轉為懷疑、怨恨。而馮保仗着皇太後的勢力，對神宗有恃無恐，為将來的下場埋下了伏筆。也就是這年，18歲的神宗已經成年，張居正作為顧命大臣，輔佐幼帝的任務似乎可以結束。對此張居正是沖突的，他害怕别人議論他把持朝政，自己完全知道“高位不可以久竊，大權不可以久居”，便于三月二十二日向神宗提出“祈休”請求，意在歸政。盡管對權力的貪戀就像鴉片中毒，但作為通讀曆史典籍教訓的他不得不作深長計議，以免前功盡棄，中途翻車。他在給湖廣巡撫的信中表達了一種隐憂：“蓋騎虎之勢自難中下，是以霍光、宇文護終于不免。”張居正想到權臣霍光、宇文護強勢操控政局的下場，不免有了恐慌情緒，《漢書·霍光傳》裡“威震主者不畜，霍氏之禍萌與骖乘”幾個赫然大字讓張居正的心裡一陣顫抖。
雖然神宗皇帝多次對張居正說：“先生大功，朕說不盡，隻看顧先生的子孫。”這話如果反過來想，真是“不同凡想”。
張居正在兩年前就給神宗遞交了《乞歸葬疏》，神宗畢竟16歲了，遂示以“倚毗方切，豈可朝夕離朕左右”。張居正再次祈求後，神宗遂說：“先生到家事畢，即望速來。國家事重，先生去了，朕何所倚托？”這句話倒也是事實，所謂的“萬曆新政”無非是“張居正新政”，帝國的所有工具都掌握在張居正一人手裡，情商及自尊心極高的神宗心裡必定有着強烈的不滿和憤恨，隻不過他懂得隐忍的妙處。臨行前，張居正上奏說：“大婚之後，應該要有節制，要愛護保養身體，留心于庶務萬機。”說完伏地哭泣，明神宗也為之哽咽得說不出話。與此同時，神宗告誡次輔呂調陽等人說：“有大事不得擅自獨斷，應疾馳驿送江陵聽從張先生處理。”權力的使用至此達到極端默契，隻不過越默契，神宗的心就越不痛快。
張居正回鄉葬父，湖廣地區各衙門官員全部到場，唯有巡按禦史趙應元沒去，張居正懷恨在心，這件小事，完全展現了張居正内心的傲視天下。明代内閣權臣嚴嵩、高拱已經到了無所不統的地步，張居正猶有過之。當時人說，張居正受顧命輔政，“宮府一體，百臂從風，相權之重，本朝罕俪。部臣拱手比于威君嚴父，又有加焉”。所謂宮府一體即把皇帝内宮的事務和朝政的事務集于一身，貨真價實的威權震主！這一點張居正自我都不否認，他曾對阿谀自己的下屬說：“我非相，乃攝也。”所謂攝，即攝政，代替皇帝施政。神宗就在這樣的環境下戰戰兢兢地等待，直到張居正去世的那天。
張居正改革
萬曆十年（1582年）對于神宗來說是一個重大年份，這一年，張居正病逝，内閣大學士張四維繼任首輔，這年神宗20歲，遂親自過問朝政，企圖有所作為。司禮監太監總管馮保失去了張居正這樣外廷強有力的支援者，神宗開始着手剪除他。神宗在言官彈劾馮保十二大罪的奏疏上批示：“馮保欺君蠹國，罪惡深重，本當顯戮。念系皇考付托，效勞日久，姑從寬着降奉禦，發南京新房閑住。”緊接着，既然馮保可以攻倒，張居正有何不可。言官門窺知皇上之意已移，便交章彈劾張居正。萬曆十年（1582年）十二月十四日，善于窺伺的陝西道禦史楊四知首先出馬，曆數張居正十四條大罪。經過多方謀劃，張居正不僅身敗名裂，連家都給抄了，張家子女是以餓死者有十餘人。同時搜出了張居正諸子和兄弟全部家藏，得到黃金大約一萬兩，白金十萬兩。張居正的大兒子張敬修，經不住刑訊上吊而死。神宗是個權力欲極強的人，親政以後，勵精圖治，一度形成“事事由朕獨斷”的局面。
萬曆畫像
《明通鑒》講述了下邊的一件事情，萬曆十三年（1585年），明神宗到南郊步行祈禱，他當着群臣的面對内閣輔臣說：“天氣幹旱雖然是由于朕沒有君德引起的，但也是由于天下官吏貪婪，盤剝坑害百姓，以至幹犯天和，今後應當慎重地選擇官吏。”他的敬天法祖、拖着沉重的肥胖身體大汗淋漓地祈雨，一度感動了在場的所有人。
不管怎麼說，此時的明神宗看不出一點意外，處理政務也是有條不紊。與此同時，他提拔了申時行接替張四維出任内閣首輔，朝政大權牢牢掌控。他的執政風格相當強勢，對臣下的上疏相較溫和的谏言都予以排斥，任性自大的驕縱性格日益明顯。
萬曆十五年（1587年），神宗展開了一系列運動，要求“朝廷内外文武官員，冠禮、婚娶、喪事、祭祀、宮室、車馬、衣服，不得超過制度規定奢侈”。京師突發大雨，民屋傾倒，發生了傷亡，他聽到消息後，馬上下令順天府進行赈濟和撫慰。同年江南發生洪水，江北發生蝗災，山西、陝西、河南、山東發生嚴重幹旱，于是下令免除各地不等的稅糧進行赈濟。
與此同時，神宗上朝，谕令内閣輔臣申時行等說：“如今災害頻繁，實在是由于官員A錢腐敗，不顧惜百姓所引起的，加上刑獄有冤案、錯案，以緻傷害和氣，當今反腐和平反工作是第一要務。”
打掉馮保、張居正後，神宗心裡有種突然的輕松和疲憊，“張居正先生病逝五周年，皇帝端坐深宮，往事又重新在心頭湧現。他降谕工部，要工部如實查報，張居正在京内的住宅沒收歸官以後作何：是賣掉了，還是租給别人了？如果租給别人，又是租給誰了？工部的答複沒有見于記錄。大約史官認為記載了這道上谕，已經可以表明皇帝當時微妙複雜的思緒”（《萬曆十五年》）。他的身上有着太多張居正的影子，張居正畢竟在他心底留下了深深的烙印，揮之不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