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晉南北朝”時期是我國中古時代一個極為少見的亂世，這一時期的大地常年被戰亂所籠罩，而魏晉南北朝時期諸多别有用心的枭雄的野心無疑更是讓這個亂世的時局更加的動蕩。“永嘉南渡”、“五胡亂華”等詞彙映照這個時代真的是其最真實的樣貌，正如張養浩所言“
興，百姓苦；亡，百姓苦
”。
不過在戰亂的同時，魏晉南北朝時期是“承上啟下”的一個時代，也是一個“民族大融合”的時代，曾經禍亂中原的五胡也随着統治政權的需要主動的漢化，從此成為漢民族的一份子構成了中古時代的曆史，構成了那個時代的“民族融合”；同樣的魏晉南北朝時期的一些比較良好的制度因為後世的需要，被後世諸君完整的繼承了下來，也成為了中華曆史的一部分。今天我們試着來聊聊“魏晉南北朝”時期承載的曆史使命為後世王朝帶來了什麼？
文學的高度發展，佛教的廣泛傳播
文學的高度發展：
“田園詩派”
影響後世
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
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
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
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
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不知道各位看官夥伴們是否還記得這首詩，這是一首陶淵明《飲酒》系列之中的其中一首古詩，也是我們小時候上學時候經常會朗朗背誦的一首古詩，或許小時候我們背這些古詩之時經常會因為不了解其中的意義而在背誦時異常艱難。然而這些古詩本就承載着一個國家的曆史文化，多了解一些古詩也更容易讓我們了解中華文化的源遠流長。
魏晉時期是我國文學高度發展的一個時期，他對上承接的是東漢末年的建安文學，對下又給之後的唐朝的古詩文化有着很大的啟發，這其中有一個著名的詩派在此時誕生，即
，而作為“田園詩派”的開創者陶淵明無疑是魏晉文學發展史上一個極為重要的人物。
魏晉時期儒學衰微、玄學興起，此一時期的士人其行為舉止往往有點放蕩不羁、狂放，更由于漢末“隐逸之風”的影響，我們會發現兩晉時期的諸多士人并不樂衷于出仕，就是這樣子的士風影響了陶淵明；陶淵明的曾祖是東晉名将陶侃（存疑），至陶淵明時已經家道中落，在那個門閥世家主導一切的年代更是絕了其仕途上的出路。而“不願為五鬥米折腰”的陶淵明毅然辭官，寄情于山水田園之間，開始了其隐士生活。
陶淵明所創作的詩大部分都是其對田園生活的感悟，從陶淵明的詩中我們其實可以看出諸多的資訊：
陶淵明開創的田園詩派充分的反映了古時候勞動人民的辛苦，這個我們從其大量的詩句當中就能夠看到，對于一個士大夫來說能有此認識實在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
不過我們也能從其詩句之中看到了其對于田園生活的熱愛，其常以優美樸實的詩句充分記錄了優美農村的自然圖景，充分表達了其不事權貴的隐逸思想。
“
田園詩派
”的出現對唐朝乃至後世的文學創作都有顯著的影響，南朝時期的謝靈運也是“田園詩派”的代表人物，而在唐詩絢爛的年代也出現了諸多“田園詩派”的詩人，諸如王維、孟浩然等等，他們的作品也較都反映了閑适淡泊的思想，成為了中華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佛教的廣泛傳播
我們都知道佛教本身并不是中國的本土宗教，他大約是在東漢時期經天竺傳入中國的（佛教傳入中國時間有待存疑），并誕生了中國第一所古刹：白馬寺。不過作為一個“外來戶”，在很長一段時間裡他其實并不受待見，一直處于一種寂寂無聞的狀态。直到魏晉南北朝時期，佛教才在中國開始廣泛傳播并影響了後世。
至此我們不禁要問了，在東漢乃至魏晉前期的曆史長河裡佛教一直處于一種很尴尬的境界，何以會在魏晉南北朝時期突然傳播的這麼廣泛呢？以至于出現了“
南朝四百八十寺
”的現象呢？
首先在那個玄學風靡的時代佛教的一些思想在某種程度上是和玄學是很吻合的，而後期諸多的魏晉士人也把佛教的一些思想糅合進了玄學之中，構成了那個時代的思想特色。
其次儒學在那個時候處于一種極為衰微的階段，而這就為其他思想的興起提供了一個很好的契機，佛學隻是其中之一，道家的一些思想也同樣盛行于這個時代。
第三佛學的興起和統治者的扶持也不無關系，後趙的統治者石勒在其統一天下的過程之中就曾經得到過佛圖澄的幫助，而其投桃報李般的為佛教的興起奠定了基礎。
佛教在魏晉南北朝的興起對後世可謂影響甚深，比如南梁皇帝蕭衍就是佛教的信徒之一，而在民間也有不少的佛學的信徒，直至今日佛教在我國的宗教文化中依然占據着很重要的地位。
“府兵制”的産生影響隋唐
古代中國各個朝代的兵制是不一樣的：
比如先秦時期的兵制是“征兵制”，而到了戰國時期由于常年戰争的需要又逐漸發展成了“全民皆兵制”，至東漢時期由于社會的進步又逐漸演化成了“募兵制”，到了三國時期由于連年轉亂導緻魏蜀吳三國都呈現一種兵源不足的狀态，因而“世兵制”又登上了舞台，而魏晉南北朝的很長一段時間裡，世兵制一直是當時的主要兵制。
“世兵制”
雖然解決了魏晉南北朝各個政權對兵源的要求，然而随着時代的發展，“世兵制”的諸多弊端也再此展現了出來：
首先就是“世兵制”之下的世兵的社會地位極為低下，在那個時代甚至還不如依附在門閥世家之下的那些佃客。
其次“世兵制”的兵士的福利也是極為低下的，不單單如此有時甚至連軍饷的按時發放都是一個問題。
就在這種種局面之下，造就了諸多的兵士不願意成為軍戶而逃脫兵役。是以東晉南朝的統治者為了保障兵源，在運作“世兵制”的同時，“募兵制”也一直在東晉雙軌并行着。這樣的現象不單單是在南朝存在，在十六國和北朝也同樣存在。“孝文帝改革”之後，由于其沒能解決北魏六鎮軍民的安置問題，最終爆發的“六鎮起義”終于擊垮了這個強大的王朝，北魏分裂為東魏和西魏。
在當時東魏繼承了北魏富庶的中原和河北地區，有強大的軍事實力和财力；西魏除了關隴地區之外其餘的土地大多很貧瘠，而關隴地區的富庶早就因為那場“六鎮起義”而失去了以往的繁華，可以說當時宇文泰的實力是遠遠不如高歡的，更因為鮮卑族獨特的軍事限制即“胡人為兵，漢人耕地”的情況導緻其軍事實力也遠不如高歡，是以光靠
已無法支撐軍事上的需要。
在這種種情況之下，宇文泰大膽創新改革兵制，“府兵制”由此營運而生：
他首先擯棄了當時鮮卑族“胡人為兵，漢人耕地”的落後陋習，對其采取一視同仁的态度讓漢人由此也成為了軍隊的中堅力量。
其次在全國設立軍府，專門管理府兵，并将其編入軍役，而編入軍役的府兵則可以免除其全部的賦稅。
可以說“府兵制”的應運而生極大的改善了當時西魏的不利局面，為後來北周滅北齊奠定了一定的基礎：
首先宇文泰這種一視同仁的舉措分化瓦解了胡漢之間的沖突，可以說促進了“民族融合”。
其次将漢人編入軍役的做法也極大的解決了西魏兵力不足的局面。
第三府兵之中刀、劍自備等要求也是緩解了當時西魏的财政壓力。
宇文泰的這一大膽創新的舉措是符合當時西魏的形勢的，也影響了魏晉南北朝之後的隋唐。隋文帝楊堅即位後擯棄了魏晉南北朝留下的一些弊端，然其并沒有擯棄府兵制，相反在此基礎上楊堅又結合“均田制”使得府兵制進一步加以完善，使其成為了“兵農合一”的形式，改變了府兵在戰亂時期居無定所的局面，又促進了農業的發展，為“開元盛世”奠定了基礎。而李世民能夠奪取大唐天下也和這一套完善的“府兵制”不無關系，故而李世民又在隋文帝楊堅的基礎上繼續進一步完善這套兵制。
從宇文泰創立“府兵制”到安史之亂，“府兵制”一直是大唐軍隊最主要的征兵方式，可以說這又是魏晉南北朝時期對後世的又一個影響。雖然後期他成為了唐王朝的一個雞肋，可這并不能全盤否定“府兵制”，如果“府兵制”真的一無是處，楊堅乃至李世民何不擯棄他呢？
魏晉南北朝雖然是一個大的亂世，不過這亂世之中的文化、軍制都對後世的王朝乃至今日都産生了極為重要的影響，雖然提起這一段曆史是極為痛心疾首的，不過這段曆史也是極為璀璨的。而其所産生的影響也遠不止筆者上述所講。這一時期也是文學典籍、史學典籍發展的“黃金時代”：《後漢書》、《世說新語》、《水經注》、《文心雕龍》還有祖沖之的“圓周率”等等一系列璀璨的文化在這個時代誕生；而影響古中國數千年的一套官制“三省六部制”也逐漸在這個時代發展出了雛形，隋文帝楊堅能夠創立“三省六部制”，可以說和這個時代也是不無關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