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尢尢
24集的抗疫醫療劇《埃博拉前線》剛剛完結，這場來自2014年的中非埃博拉抗擊戰，随着以主角鄭書鵬為首的第十九批援非醫療隊圓滿完成抗埃任務而再次塵封。
作品之外，即将迎來援非抗埃六十周年的現實醫療史仍正在書寫；故事之中，當時那場戰疫猶如平行時空，也連接配接了當下人們的悲憫與希望。總導演楊文軍回憶起這部劇的創作過程，“真實”、“規矩”、“悲憫”等關鍵詞頻繁出現。
讓他印象深刻的工作場景有很多，比如在拍攝P4實驗室時劇組有親曆前線的專家來教學，而當楊文軍走到棚外，“我看到劇組翻譯的小姑娘，蓬頭垢面地蹲在路邊的破木頭闆上，吭哧吭哧地寫，又打電話跟人不斷争論了兩個小時，我一翻開她那本書，是整個P4實驗室的全英文操作流程。”由于專業詞彙太多且涉及的是結構複雜的病毒，而且這次翻譯的每個步驟都必須落到實處，楊文軍認為這應該是史上最難的一次翻譯經曆。跟這部劇的主題聯系起來，由于要嚴格考據又必須要富有厚度，是以類似這樣的經曆，往往都是在大開大合之間又見微知著。
“我覺得（做這部劇）還是有感而發。我中間看了一些書，包括人類和病毒的關系是什麼樣的、人類和病毒如何相生相克，很有哲思。也能看到大家對目前環境的反思，或者想帶給觀衆共情的部分。”這也成為這兩年楊文軍在選擇創作方向時的一種傾向。
以下，是楊文軍的自述：
抗疫與鑽研
《埃博拉前線》其實在幾年前標明的時候的确有過擔心，不知道光是醫療劇能不能撐得起來、能不能吸引閱聽人。是以我們一方面想把六十年代的援非醫療，以及非洲的風土人情和曆史文化、中非友誼融合到故事裡去，同時增加劇中大家看到的反政府軍、鑽石走私這樣的強沖突、戲劇性的情節，不把它做成一個純醫療劇，在架構設計上給觀衆更豐富的觀看體驗，也增加劇集的廣度和厚重感。
但後來回過頭來看，醫療劇本身其實已經有很多可以挖掘的地方了。包括我們當初做劇的時候，幾乎所有的細節都有海量的真實案例支撐，而且這個戲有一個特别奇特的壯舉：一直從寫劇本到拍完，醫療方面的專家顧問團人數驚人，不斷有新課題、新專家來幫我們探讨和研究，作為醫療劇的專業度是到位的。是以最後就形成主線是醫療、反政府軍和鑽石走私是輔助的線，然後讓整個主線故事更加突出，這樣的一個格局。
當時很多重要的場次都花了好多功夫去研究，比如根據接生、P4實驗室檢測，每個不同的課題去建立專門的專案組、專門的群，裡面會有相關的專家，在現場拍攝也全程有專家指導甚至遠端操作。尤其當時在拍P4實驗室那場戲的時候，當年的援非醫療檢測隊隊長錢軍博士和曾經一起援非的專家都來到了我們的現場參觀教學，考據特别嚴格。就連劇裡那首出現好幾次的，特别歡快的唱埃博拉的歌，也是我在紀錄片裡看到的建議用到戲裡，因為它不僅真實的記錄了曆史，而且還反映了非洲人文裡真正的生死觀、生活觀。
本身我們也想做一個比較新的嘗試，比如通過《埃博拉前線》拍一個正兒八經的涉外劇，然後再加上援非醫療本身就是一個醫療史上的大事件，是以我們也是盡力地去做一些視覺化的還原，不光是展現在文字台詞上，而是更多地用影像去表達。
但是我當時接手這個項目的時候疫情已經來了，沒能去成非洲實地拍攝，不過總制片人、編劇、美術指導他們在籌劃階段就提前去實地考察過，是以選在地貌緯度都跟西非比較接近的海南島拍，總的從場景搭建上來說完成度還是挺好的。
然後在選角上的初衷，就是覺得羅晉有一個特别好的優點，他演戲比較内斂、很有東方氣質。雖然在這部戲裡他作為一個醫生很低調，但他骨子裡又有那種激情，而且之前在《鶴唳華亭》裡大家都非常熟了，是以合作起來也特别放松。
毛曉彤演的這個角色有的地方是需要粗放一些的表演，是以我們最開始的确有考慮找一個外向型或者更高大、更有力量感的演員，但在挑選決策的時候，作為創作者還是希望有一些挑戰，因為可能最終演出來的效果和之前想象中完全不一樣，而且我和毛曉彤之前也在《刀客家族的女人》裡合作過，她在裡面又騎馬又打槍，确實能演出那個飒勁兒，是以我們就說可以來試一試。然後還讓甯理老師和她在一些父女戲裡用天津話交流，因為毛曉彤是天津人，是以演起來就像拉家常一樣，也能讓觀衆看到她身上生動、放松、更接地氣的一面。
再加上這個戲外籍演員比較多，而且都說英語，是以主要的難點就在于，觀衆的代入感可能會有一些挑戰。但是這幾年我拍劇，對自己還是有個要求希望有一些突破，不是很願意一直拍順手的、成功率高的。是以我當時一聽《埃博拉前線》這個題材，就覺得無論從懸念性、緊張度還是故事性來說，各方面都挺有挑戰。
動靜光影，求真
第一集我們剪了無數版，因為當時覺得鄭書鵬和蓋斯姆之間的情誼建立得不夠好，是以就在後期剪輯時找了一個新方向，把後面劇情裡《梁祝》和蕃茄炒雞蛋的橋段，挪到前面用旁白給串起來，讓他倆在幾分鐘内建立起感情。其實還有很多場次都需要提前排兵布陣，比如一開場的幽靈船攝影怎麼拍、實驗室的氣氛燈光怎麼打，都是之前推演了好久。
就像劇裡桑宜村醫院有好多彩色的小玻璃片，這都是開拍前跟美術攝影指導大家一起這加一塊、那加一塊研究出來的，因為這個戲的場景本身就是講非洲，人們的穿着、環境都是色彩斑斓的很鮮豔，是以這樣光一打就會有一個生動但又不那麼搶戲的氛圍，整體看起來色調更濃郁一些。
再加上《埃博拉前線》有些場景的确需要悲情營造，是以整部戲用到的氣氛光更多。比如蓋斯姆死的那場的戲，本來是非常凄涼但我們特意打了一個很暖、很濃烈的黃昏光，讓鄭書鵬抱着他，然後用一個俯拍的角度，慢慢地升起來，去表達那種震撼力和悲情感。
包括在P4實驗室裡，攝影師大膽地設計了比較冷峻的藍和綠，然後當鄭書鵬最後确認病毒是埃博拉，進入消殺間之後，又在他關門的一瞬間把整個的燈光變成紅色，給到一個氣氛壓力，從打光的氛圍營造來說我覺得是非常加分的。
對比《鶴唳華亭》就更需要攝影和燈光給到構圖的美感，比如勻稱、透光，甚至是人物在氣氛上的凄美感，是以在打光方式上修飾感會更強一些。而且宋以素雅為主，是以從場景到光影都會更素一些，或者達到觀衆看到顔色，但卻感受不到顔色存在的這種狀态。當時我也跟攝影師要求，得單幀截出來像一幅畫一樣，有靜态美。
但到了《埃博拉前線》我跟攝影指導商量的更多是要動态。因為戲裡無時無刻的危機潛伏，需要呈現一種張力，是以當時這部戲裡用到的斯坦尼康或者肩扛這種流動的攝影特别多。而且在拍這種當代題材的時候，我們的攝影指導為了不影響演員表演，給到更大的空間，會把所有的燈光都放在戶外打進來，讓演員充分地沉浸在場景氣氛裡，追求真實感。
這次因為有大量的戲都需要穿着防護服拍，是以演員們在演醫護人員時的眼神表達和聲音表達，以及表演的節奏控制，就相對來說更加重要。戲裡也是不得已用了很多特别大的特寫和眼睛的特寫，要不然真的看不出是誰，甚至看不到他心裡所想，是以也是要求演員内在的東西要更多一些。
不過好演員确實能夠幫到你很多東西，因為好多戲其實演着演着，就會有人物的味道出來。尤其對這種特别講究科學要素的醫療劇、職場劇來說，有一個特别重要的要素就是演員是不是“守規矩”：能不能在規矩之内展現你的能力，演出你自己的獨有氣質和你要傳達的東西來，這個才是放在第一位的，而不是更在意自己的個人表達或者表演到底會有多大突破。因為在這種情況下，就是有外部框定的，你稍微出一點格，它就是不真實。
拍戲都是要在求真的底子上，然後再去做一些浪漫化或者是說戲劇化的要求。
延續共情
疫情也給我帶來了一些變化。比如那會我在國外，國内的朋友把自己的口罩省下來寄給我們，是以我對口罩有很多感悟，然後就去拍了單元劇《在一起》，講口罩這個小工具的生産、使用。其實我以前拍傳奇性的故事更多一些，這幾年也是有感而發，然後對整個大環境的一個反思，會更多地選擇去拍像《功勳》《埃博拉前線》這種當下的、能夠帶給大家共情的東西。
但是這種題材最難的一個點就是代入感。因為當一個跟自己距離很遠的民族、大量外語和外籍演員出現時，對任何觀衆來說都是一個挑戰。一開始外交部的幾位大使就一再提醒我們，“雖然我們是真的去援非抗埃幫助别人，但要做得多說得少，不要總是挂在嘴邊，一定要平視，避免時不時就從骨子裡滲透出來那種‘我們是來幫助你們’的優越感，要在戲裡着力塑造非洲英雄”。
是以在《埃博拉前線》裡面，蓋斯姆這條線會一上來就“先聲奪人”，直接把非洲籍醫生的命運和觀衆的心連在一起。這是我們想要尋找一種能夠讓觀衆真正共情和代入的方式，讓整個戲的氣質和主題挖掘更有意義。
而且我是從大學之前就喜歡一些稍微帶點悲情的故事創作，我真正第一部當導演的戲《新亂世佳人》就是個悲情的年代傳奇劇，後來講重慶大轟炸的《記憶之城》，包括當時看《鶴唳華亭》小說的時候，我就跟作者說，“我看完了以後真的幾天緩不過來”。可能我骨子裡就有點喜歡拍悲劇，比較偏愛這種帶點悲情力量的傳遞，因為有的時候我會覺得悲情的力量更能給人希望或者說更能幫助人往上走。不過怎麼把握這種題材的沉重感是很難的一件事，我也一直在努力，向其他優秀的導演學習。
但同時我特别喜歡挑戰，是以對戲種也有點喜新厭舊，經常從一個頻道跳到另一個頻道，每拍完一個戲，其實也是和幾百号人一起經曆了一場對一個領域的開拓、深化和學習，我覺得對人生還挺重要的。是以想嘗試的還有很多，比如優秀的生活劇、諜戰劇，真正好看厚重的大古裝等等。
像當時拍《鶴唳華亭》就是我自己特别喜歡的一個作品，一是它不光涉及曆史，它還有很多反映東方人審美和文化觀，尤其是東方美學、内斂之美、守規矩之美，以及倫理、制度包括思想這塊，我覺得是在劇本給的一個“大空間”裡，把鬥争、東方魅力和美感講得比較深的一個戲。雖然當時我們投資也是超支的比較厲害，但大家一點都不後悔，因為我們真正的拍了一個在古典文化美學這塊能留下來的作品。
不過像《鶴唳華亭》《埃博拉前線》這種核心嚴肅、帶點悲情基調的正劇或者說是新時代的主旋律戲，我們當然也是希望能夠盡量多一些商業化要求，但具體能做到哪兒沒法說去強求，因為過多的要求市場化有可能會使本身比較凝重或者厚重的東西喪失掉。
我拍戲的目的還是比較清楚的，當初標明這個題材也就決定了商業方向，戲裡疫情帶來的生生死死對觀衆，尤其是那個當下的感染力特别強，是以在這樣一個大環境下，并不是非要去講男女主之間的小情小愛，我覺得在這已經把商業化做到最極緻了，再往下可能就有點過了。總體這類劇肯定還不如商業劇的影響力大，但我覺得這是我們不能放棄的一件事，也是我們能差別于别的導演，或者說能夠做出一些所謂的小成績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