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的兩個“水貨”——劉整、蒲壽庚，是元朝滅亡南宋的關鍵性人物。
劉整是南宋将領。《元史·劉整傳》載：“劉整字武仲，先世京兆樊川人，徙鄧州穰城。整沉毅有智謀，善騎射。金亂，入宋，隸荊湖制置使孟珙麾下。珙攻金，整前鋒，夜縱骁勇十二人，渡塹登城，襲擒其守，還報。珙大驚，以為唐李存孝率十八騎拔洛陽，今整所将更寡，而取信陽，乃書其旗曰賽存孝。累遷童川十五軍州安撫使，知泸州軍州事。”由此可知，劉整骁勇善戰，并非平庸而怕死之輩。然而，奸臣當道，逼得走投無路的劉整卻投降了元朝。
南宋大玩家宰相賈似道專權，朝政昏暗。玩權、造勢、弄法、娛樂、肥私，是賈似道的長項，多數忠臣良将被他及其黨羽排擠出朝廷和軍界，如高達、餘玠、王堅、曹世雄、向士璧、趙葵、史岩之、杜庶等，有的被解職，有的被放逐，有的被投入牢獄，有的被逼自殺，取而代之的多為善于玩弄權術、欲壑難填的無德無才的奸臣，不谙兵法、異心異志的貪生怕死的将領。“李芾、文天祥、陳文龍、陸達、杜淵、張仲微、謝章輩，小忤意辄斥，重則屏棄之，終身不錄。一時正人端士，為似道破壞殆盡。”那些尚有些許話語權的耿直文臣和掌控少部分兵權的忠勇武将被弄得胸有塊壘，意氣沉沉。有些将領對賈似道優文輕武，任用群小，頗為不滿，又受到賈似道及其同黨的排擠打擊，便心有棄宋降元之意。賈似道、呂文德與四川制置使俞興勾結，打算利用“打算法”迫害泸州知府兼潼川路安撫副使劉整。
劉整原是孟珙的部下，是“北人”将領，曾随孟珙率領的忠順軍從蒙古人手裡奪回了襄陽和樊城，屢建奇功，一再擢升，但遭到了“南人”将領呂文德等人的忌恨，而賈似道與呂文德結成同黨，處處排擠打壓異己，劉整是賈似道、呂文德之流排擠打壓的重要對象。所謂的“打算法”，即派遣官會計查核各地軍費，凡在戰争中支取官府錢物用于軍需者，一律加以侵盜掩匿的罪名治罪。是賈似道排除異己，整治各路武将的一條奸計。劉整得知消息後，驚恐不安，派人到臨安向朝廷上訴，卻投訴無門。當他看到比他名氣更大的向士璧、曹世雄均被逼而死後，更清醒地意識到了如果自己仍然留在南宋，厄運必不可逆轉。無奈之下，劉整一狠心以精悍的水師、泸州及所屬十五郡三十萬戶投降元朝，忽必烈授任他為夔府行省兼安撫大使。劉整的一些老部下和其他部分将領也對朝廷失去了信心，帶兵投奔劉整，彙入反宋陣營。
賈似道一看劉整降敵，南宋軍隊損失太大，為了籠絡軍心，使降元的軍隊重新回到南宋，便多次封官許願，甚至任命劉整為參知政事，但劉整深知賈似道和呂文德的虛妄和奸詐，堅決拒絕。宋亡後，元世祖曾問宋降将:“爾等何降之易耶？”答雲:“宋有強臣賈似道擅國柄，每優禮文士，而獨輕武官。臣等積久不平，心離體解，是以望風送款也！”至元四年（1267），劉整入朝，向忽必烈獻策，說：“宋主弱臣悖，立國一隅，今天啟混一之機。臣願效犬馬勞，先攻襄陽，撤其扞蔽。”正式向元朝提出先攻襄陽的政策。當時，蒙古于宋朝在前線處于相持階段，由于宋軍擅長守城，加之在丘陵及水澤地區蒙古騎兵并不占優勢，是以前線戰事蒙古進展遇到了很大的困難。當劉整第一次入朝獻策，勸說元朝抓住時機力攻南宋時，當時是“廷議沮之”，由于元憲宗蒙哥大舉猛攻的失敗，使元朝一度喪失了吞滅南宋的信心。在劉整的力勸下，世祖曰：“朕意決矣！”才最終堅定了信心。“襄者，東南之脊，無襄則不可立國。”襄陽城是曆來被稱為兵家必争之地的水路交通要塞，南宋投入巨大，并由精兵強将駐防，是元兵最難啃的骨頭。1267年，京湖安撫制置使呂文德犯了一個天大的錯誤，他竟然允許蒙古軍在襄陽城外置榷場。史書記載：景定二年（1261）六月，劉整降蒙古，忽必烈采用劉整計，遣使以玉帶賄之，求置榷場于襄陽城外，德許之。蒙古人遂築土牆于鹿門山，外通“互市”，内築堡壁，以阻宋南、北之援，德見此，悔莫能及。1267年，蒙軍果圍襄、樊（今合并襄陽市），文德深悔，歎曰：“誤國家者，我也！”偕弟呂文煥共守襄陽，陣亡。
後來，劉整又提出發展水軍的構想：“我精兵突騎，所當者破，惟水戰不如宋耳。奪彼所長，造戰艦，習水軍，則事濟矣。”忽必烈應允，遂“造船五千艘，日練水軍，雖雨不能出，亦畫地為船而習。”使得元朝水師最終擊敗海上力量強大的南宋水軍，滅亡南宋。王曾瑜先生在《宋朝兵制初探》中認為，“宋元後期戰争的關鍵決策人物并非丞相伯顔，而是劉整。正是劉整使得元朝作出了兩個重大的戰略調整，……偏安江南，維持了一百四十多年的南宋王朝也終因元朝的戰略轉變而滅亡。”文天祥和後代史家都認定：“亡宋賊臣，整罪居首”。沒有劉整出謀劃策并與諸漢奸教習金國水軍，元朝很難攻滅南宋。
宋朝依靠先進的造船技術、航海技術和地緣優勢，建立了當時世界上最強大的海軍。配備火藥火器的鐵甲戰艦是國之重器，曾重挫北方遊牧民族。文天祥曾說：“夫東南之長技莫如舟師，我之勝兀術于金山者以此，我之斃逆亮于采石者以此。”宋建炎四年（1130），金軍“搜山檢海”以擒“航海避兵”的趙構，無果後北撤至常州。宋金各派精銳水師戰于長江之上，宋軍奮勇殺敵，不谙水戰的金軍難以招架，隻得敗退而未能渡江北去。兀術不敢再戰，率十萬兵馬退入黃天蕩，企圖從此渡江北逃。韓世忠率部八千，以百餘膄海船，困敵十萬兵馬于黃天蕩四十八天，殲敵萬餘。後有漢奸向金兵獻舟中載土之法，在無風之日以小舟火攻宋船，金兵乘機沖出黃天蕩，向北逃過長江，撤回黃河以北地區。紹興三十一年（1161年），120艘戰船和3000人組成的南宋艦隊與700餘艘戰船和7萬人組成的金國艦隊，在膠州灣口外陳家島一線打了一場遭遇戰。由于金兵不識水性，不谙海道，雖陣容強大，卻不敢冒進，停泊于膠州灣口外陳家島一線。南宋艦隊在迎擊金國艦隊的途中，收容了從金營中前來投誠的數百名漢族士兵，并從中摸清了僅有一山之隔的金國艦隊的詳細情況。南宋艦隊借助風勢，迅速包抄敵人，并向金國艦隊發射火箭，慌忙張帆的金國艦隊頓成一片火海。金兵見狀紛紛棄船逃命，宋兵跳上金艦奮勇殺敵，除3000幸存的金兵陣前跪降外，餘者或被淹死，或被燒死，或被殺死。
自劉整獻策起，元朝水軍迅速強大起來，在兩國水軍交戰中，南宋海軍已無優勢可言。公元1274年，忽必烈诏令伯顔為總司令、阿裡海牙以及襄陽降将呂文煥為副總司令，率領二十八萬部隊、數千艘戰船，大舉征伐南宋。配置強大火力的元朝戰艦，所向披靡。戰略重地鄂州的守将張晏然和程鵬飛不僅獻出了城池，他們的軍隊也沒被解除武裝，而是被直接編入元軍中，由阿裡海牙指揮。黃州守将陳奕獻出了城池，被封為“沿江大都督”，其子陳岩官拜漣州知事，見到父親的勸降書，也立即投降了。元軍以強大的陣容欲取九江，九江的江西安撫使錢真孫、六安軍曹明、南康軍葉阊等相繼投降。沿江而下的元朝征讨軍，勢如破竹，幾乎沒有遭到抵抗，反倒充實了不少降将降兵，兵力更強。決戰關頭，南宋軍隊以步軍指揮使孫虎臣為前鋒，夏貴的兩千五百艘戰船密布江面，賈似道親統後軍。元軍隔江用“回回炮”攻擊南宋戰船，炮聲隆隆，百裡回響，夏貴的司令船率先逃走，賈似道隻好倉皇“鳴金收兵”。後來，南宋水軍、步軍在元軍的攻擊下，潰不成軍，走死逃亡，賈似道和孫虎臣乘小船狼狽逃往揚州，夏貴次年投敵，南宋主力軍損失殆盡。
南宋處在風雨飄搖之際，又有一個“水貨”——蒲壽庚，叛變投敵，成為壓垮南宋的最後一根稻草。南宋每年的貿易量超過世界上其他國家同期的總和，中國商人基本控制着從中國沿海到非洲東海岸、紅海沿岸主要港口。作為海關機構的市舶司每年創造的關歲竟達歲入的20%，成為南宋的重要收入，而“藩客回回”蒲壽庚竟把持南宋市舶司長達30餘年。宋景炎二年，“保南宋沿海财政與軍事大權于一身”的蒲壽庚，拒絕宋少帝和張世傑進入泉州，閉城三日，将宋宗室及淮軍盡數屠殺。蒲壽庚降元後，所有海舶均交與元軍，并又為元軍制造了600艘戰船，使元軍勢力大增。南宋流亡政府及其軍隊被迫逃到廣東珠江出海口的崖山。崖山海戰，南宋有将兵和非戰鬥人員20多萬，各類船隻2000餘艘，元軍有兵力30萬，戰船數百艘，由于元朝水軍基本都是熟谙水戰的南宋降兵，緻使南宋軍隊徹底折戟沉舟，漂泊的南宋王朝覆滅。
日本曆史學家桑原骘藏說：“蒲壽庚棄宋降元之事，影響于宋、元勢力之消長實大。蓋蒙古雖長于陸戰，舟師實不抵宋。壽庚老于海事，擁海舶衆多，一旦降元，定為元南征之助。于元為莫大之利，于宋直緻命之傷。”客家曆史學家羅香林亦認為：“元師席卷而南，浦氏乃以泉州降。宋室流離瑣尾，既失市舶财利，複喪舟師實力，憑借既虛，雖有張世傑、陸秀夫、文天祥諸賢臣奔走勤王，亦無補于國運之侵移矣！其影響于宋元時局之遞變者，至巨且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