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深邃星空的探索，是人類的好奇心所驅動。
中國人這種好奇綿延數千年，代代傳承，同時還留下了較為完整的天象觀測記錄。17、18世紀，歐洲學者對這些記錄和中國上古史産生了濃厚的興趣，并以此探讨中國曆史紀年的準确性，并把中國史納入到世界史的範圍中。
浙江大學曆史學院（籌）韓琦教授長期緻力于科學史的研究，徜徉在曆史的時空，讓他從歐洲學者的研究中讀到了中西文明交流互鑒的深層要義。今年他主持的項目《歐洲學者對中國曆史紀年和古代天象記錄的研究及其影響》，入選國家社科基金冷門絕學研究專項立項。
那麼韓琦教授的這項研究為何能跻身其中，究竟冷在哪裡？絕在何處？
冷門的學科就是坐冷闆凳的學科
韓琦專攻科學史，這是較為特殊的史學分支，要求有一定的自然科學素養，對文史也要有系統全面的了解。
科學史本身的特點，韓琦認為，就在于文理交叉。“要對一個問題深刻剖析，你首先要看得懂曆史叙述中的科學原理和邏輯思維。”
“我過去三十多年的研究，都是在做好一步步的學術積累。”韓琦曾在世界各地大量閱讀塵封的手稿與信件，很多時候隻能動手一頁頁抄錄。“就像我們面對的浩瀚宇宙一樣，總有解不開的謎題需要我們去探索，追求曆史的真相，我們必須抱有濃厚的興趣和好奇心。”他說。如山的檔案在時間長河中默默無言，即便有人拂去上面厚厚的塵埃，有時也未必能道出曆史的奧秘。
因為要“看得懂”，需要反複琢磨文獻，除了辨字識文外，還要過語言關。“在掌握必備的英文、法文外，還要對德文、拉丁文等歐洲文字有初步的了解。”韓琦說，“初步掌握這些語言需要一段時間，要達到熟練的程度還要花費幾年功夫。多年案頭沉浸，不知不覺就習慣了坐上冷闆凳。”
“解構不同時空下科學文明交流的曆史場景，再現傳播的人員網絡和傳播方式。”這是有别于物質形态的另一種樣式的考古研究，“當你觸摸檔案，就會感受到書信和人物的流動，會有與古人對話的感覺。”韓琦樂在其中。
時間長範圍廣人物多關系雜
1987年，韓琦第一次看到法國耶稣會士宋君榮的書信時，便敏銳地發現其中的史料價值。宋君榮在康熙末年抵達中國，在北京生活三十餘年，由于禁教政策的影響，無法開展傳教活動。但作為一名訓練有素的天文學家，他對中國古史進行了系統的研究，并翻譯了《書經》，與歐洲學者廣為通信，在歐洲學界産生了很大的影響。
黃赤交角是一個基本的天文學常數，在曆法計算中都要用到。但對黃赤交角的認識，在歐洲經曆了相當長的認識過程。宋君榮通過對中國古書的考證，系統整理了圭影觀測記錄，其手稿後來被法國著名天文學家拉普拉斯所引用，得出了黃赤交角随時代變小的結論。
正是這一讨論，吸引了韓琦的目光，并将之不斷深入到對科學史的研究中去。“中國古代系統的天象觀測，引起了歐洲天文學家的重視，對這段曆史的探索大大拓展了我的研究視野。”
韓琦從1993年起在法國國家圖書館、法國科學院、巴黎天文台、巴黎耶稣會檔案館、羅馬耶稣會檔案館、英國皇家學會以及德國慕尼黑的檔案館等機構收集到大量第一手資料，并根據宋君榮北京書信集和其他未刊書信重構他的“朋友圈”，進而“還原”當時的學術場景，對中國曆史紀年和傳統天文學研究的曆程進行系統梳理，重構18世紀歐洲學術網絡、所讨論的問題，以及這些互動對歐洲學術界所産生的影響。
中國的曆史與世界的中國
中華文明，曆史悠久，上下五千年。但在啟蒙運動時期的歐洲，仍有一些天文學家和思想家們依據他們的判斷，對中國古史表示懷疑。
韓琦介紹，17、18世紀一批歐洲傳教士來到中國，他們根據《尚書》《詩經》等古代文獻中的天象記錄，對中國古代紀年問題進行了讨論，并将這些文獻寄回歐洲，随之引發了歐洲天文學家和啟蒙運動思想家對中國上古史和天象記錄的關注。
“今天我們總是站在自己的角度去審視中華文明如何走出去，但更應該用曆史的眼光，從他人的視角去看中華文明的傳播。”韓琦的這項研究，就是要通過中西文獻互證，還原當時歐洲的學術圈，進而揭示法國天文學家和啟蒙運動思想家探索中國古史的語境，研究難度很大，也頗具挑戰性。
“以歐洲人對中國傳統天文學的研究為例，對全面評價17、18世紀中國科學在世界科學史上的地位具有積極意義。”韓琦介紹說，“這些關于中國曆史紀年與天象觀測的通信與著作，促成了法國知識界對中國曆史的關注，并為法國學者提供了寫作素材。”
伏爾泰就曾深受影響，從中國古史紀年出發，重新思考世界曆史開端，并首次把中國文明放在世界史的視野中考察，為中國文化和曆史的悠久辯護，呼籲在世界的曆史中給予中國更為顯赫的地位。韓琦的這項課題，通過對17、18世紀中西交流史的研究，将為文明互鑒提供極佳範例。
文字記者：柯溢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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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編輯：浙江大學融媒體中心學生記者團 韓鳴筝
責任編輯：李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