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參加了在成都三星堆舉辦的2021年度收藏文化學術研讨會，暨三星堆公共考古之旅，然後又一直在外面做講座和遊學，沒有實際靜下心來好好寫作，這幾日得閑，将三星堆的文化和部分内容整理出來，供各位同好學習參考。
由于有考古規定和紀律，很多内部資料和圖檔不友善私自對外公開，本次寫作内容來源于公開的會議資料和各個博物館的宣傳資料，特此說明。
一、三星堆的曆史發掘背景
三星堆的發現是上個世紀初就開始挖掘的，1929年就發現了部分窖藏，在三星堆遺址的規模發掘的同時， 1985年開始對成都市區的十二橋遺址進行了發掘，該遺址最下層的文化面貌與三星堆遺址最晚期遺存相同，為三星堆文化的發展等問題提供了重要材料。
與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李存信老師
2001年2月，于成都郊區發現了金沙遺址，金沙遺址的發現極大地拓展了古蜀文化地内涵與外延，對蜀文化起源、發展、衰亡的研究具有重大意義，特别是為破解三星堆文明突然消亡之謎找到了有力的證據。
成都平原的史前古城址群、三星堆遺址、戰國船型墓葬共同建構了古蜀文明發展演進的四個不同階段。已有的發現證明成都平原是長江上遊文明起源的中心，是“夏文明重要的有機組成部分”，可以說再現了古代蜀國的輝煌，複活了一段失落的曆史，揭示了3000多年的古代文明。
二、五代蜀王的傳承過程
四川盆地好似一顆綠色的眼睛，鑲嵌在中國西南大地。有“五王治國”的傳說，此“國”即為古“蜀”。一個世紀以來，四川盆地及周邊地區陸續出現了大量先秦時期的考古遺址，奇幻如廣漢三星堆，迷離如成都金沙；它們使人清晰地認識到，古蜀國不僅存在， 而且曾創造出高度發達的文明。随着三星堆熱度的不斷上升，五代蜀王與這些珍貴遺址，能否有所對應？我們這次不妨從考古學上，做一個對神話和猜想，追随五代蜀王，看看古蜀文明如何演進和發展過程。
根據目前可以查閱的史料，我們基本複原了一個古蜀文明的發展延續脈絡，記錄如下：
1、蠶叢王朝一蠶叢營盤山文化；距今約6000-5500年；新石器時代中晚期。
2、柏灌王朝--柏灌寶墩文化；距今約4500-3700年；新石器時代晚期後段。
3、魚凫王朝一魚凫三星堆文化；距今約3700-3000年；相當于夏商時期。
4、杜宇王朝--杜宇二橋文化；距今約3200-2600年；相當于商周時期。
5、開明王朝--鳌靈晚期巴蜀文化：距今約2600年-公元前316年；相當于春秋戰國時期。
從考古資料中可以查閱到最後的鳌靈開明王朝一共經曆了十二世，戰國時期，蜀與秦為鄰，逐漸強大的秦國将蜀視為東進擴張的戰略要地。秦惠王按照“得蜀則得楚，楚亡則天下定”戰略，于公元前316年經金牛道發兵攻蜀，蜀地歸屬秦國。秦并巴蜀不僅支援了其統一六國的戰争，也為西南廣大地區納入中央王朝統治創造了條件。
至此，古蜀國被滅，殘餘部落南行，還創造了昙花一現的駱越文化，至越南後逐漸消亡。
三、考古挖掘帶來的驚喜不斷
國内的考古現場我參加過許多，應該客觀地承認，目前的三星堆考古遺址挖掘，無論是從裝置、環境、技術和科技手段上，在國内都處于領先的水準。
在考古大棚内東北側，星曲尺形布局的考古發掘現場應急保護內建平台：應急檢測分析室、有機質文物應急保護室、清無機質文物應急保護室、微痕物應急保護室、文保工作室、
考古工作室等，内置各種儀器裝置，此種保護環節前移的理念和實踐，寫考古發掘研究形成了一個完整的發掘、保護工作體系。
現場都是國内幾個著名院校的考古從業人員在實地測繪，三星堆這種聯合國内考古、文物保護的重點或學科優勢機構，共同就考古發掘、出土文物多學科研究、文物保護修複等方向開展聯合攻關，緻力于建立傳統考古、實驗室考古、科技考古、文物保護多學科深度融合內建體系，無疑是做了有益的一步嘗試。
四、三星堆祭祀區考古發掘工作模式逐漸成
這次我們大家都從電視轉播中看到了青銅器的出土過程，也證明了銅尊是三星堆文明與夏商周三代文明共有的禮儀重器。
尊，《說文解字》說“酒器也，從西，井以奉之。”像雙手奉持酒器之形。我國最早的銅尊發現于鄭州商城的二裡崗上層文化，屬于商代前期。三星堆這次出土的青銅器中，有大量的青銅禮器和銅人，反映出生動的祭祀場景和畫面，與三星堆一樣，鄭州商城有一件銅尊也出土于祭祀坑内，反映了商代文明與三星堆文明一樣，都有以銅尊作為禮器或祭器的傳統。而二者的銅尊在形制、紋飾方面具有很強的一緻性，甚至都兼具圓尊、方尊兩種形制。鄭州商城銅尊在年代上屬于商代前期，比相當于商代晚期的三星堆銅尊要早一個階段。
五、文化交流與聯系
廣漢三星堆遺址，是一個發現較早，并有重要意義的著名遺址，尤其是近年較大規模的考古發掘中，更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收獲。城牆、大型房屋建築、埋藏有大量金、玉、銅器等珍貴文物的“祭祀坑”等，都是十分重要的考古發現。在最新發掘的三星堆遺址，包括在以前的早期遺址挖掘過程中，我們可以從中提煉出，以三星堆遺址為基礎，并結合其他遺址的發掘資料，已經基本上建立起了成都平原從新石器時代晚期以來的考古學文化序列，學術界據以提出了“三星堆文化”之命名，也是為早期蜀文化的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根據目前的考古資料資料分析，三星堆遺址可以分為四期文化遺存。
第一期，屬龍山時代晚期遺存，多泥質灰陶，器類較少，C14測定年代為距今4500+150年(經樹輪校正) ;
第二期，C14測定年代為距今3765士80年，時代約在夏、商之際；
第三期，與第二期的文化面貌相似，是三星堆文化的繁盛期，約屬商代中期及其前後，一号祭祀坑約屬本期後段；
第四期，C14測定年代為距今3005士105年(經樹輪校正王)，相當于商代晚期，其下限或可晚至周初，二二号祭祀坑約屬本期前段。
三星堆二、三、四期文化遺存，即所謂“早期蜀文化”。“早期蜀文化”的中心是在成都平原，而其影響所及，東出三峽抵宜昌地區，西達大渡河漢源、石棉，北跨嘉陵江到漢中地區。
二裡頭文化是中原地區的一支青銅時代考古學文化，它也分為四期。根據系列C14測定年代資料， 一裡頭文化. 至四期的年代範國大緻是公元前1900--1500年間，即平均每期的延續時間大約為百年左右。從目前的材料來看，二裡頭文化的分布地域，是以豫西為中心，北到晉西南、冀南，東達豫東，西、南則基本上接近陝、鄂邊界。
可見，三星堆文化與二裡頭文化曾經同時并存了約四百年之久，雖然其文化中心在川西的成都平原， 在中原的伊洛平原，相去近千公裡，然而一者的邊緣文化區之間卻相去不遠，這就為二者之間發生聯系提供了時空前提條件。
六、三星堆玉石用料情況調查
為了确定三星堆玉料的來源與國内其他文化遺址使用的玉料情況，經過詳細的考察和對比，認為還是屬地的原則，基本都是來源于成都周圍的玉石材料。
1、2001年6月與中國社科院考古所合作在新疆和田、且末等地進行了“玉石之路”調查。
2、2002年11月，與成都理工大學聯合在四川龍溪、彭州紅岩、馬松林礦區等地進行了岩礦來源的調查工作。
3、 2004年5月與有關專家一起到遼甯岫岩玉礦調查。
4、2005年在成都彭州對蛇紋石礦進行了調查。
5、2017年在甘肅馬銜山、武功進行了調查；
6、2018年在汶川馬燈鄉進行調查。
2019年4月在陝西漢中米倉山進行調查。
考察古蜀王國兩個中心遺址目前玉器的出土情況，三星堆玉器主要出土于兩個祭祀坑内，金沙玉器基本出于祭祀活動場所裡，這些玉器又都與其他高等級的祭祀物品一起埋藏，制作精美，器上基本少見使用痕迹，大多數的玉器都不是實用之物品，這就明顯地顯露出其作為祭祀禮儀用器之特性。可以确認以三星堆、金沙為代表的古蜀玉器主要是與古蜀王國宗教祭祀活動密切相關的禮儀性用器。
七、考古工作的成效和意義
新時期的考古工作，需要努力建設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考古學，更好認識源遠流長、博大精深的中華文明，為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增強文化自信提供堅強支撐。
認識曆史離不開考古學。曆史文化遺産不僅生動述說着過去，也深刻影響着當下和未來。要加強考古工作和曆史研究，讓收藏在博物館裡的文物、陳列在廣闊大地上的遺産、書寫在古籍裡的文字都活起來，豐富全社會曆史文化滋養。
經過幾代考古人接續奮鬥，考古工作取得了重大成就，延仲了曆史軸線，增強了曆史信度，豐富了曆史内涵，活化了曆史場景。考古發現展示了中華文明起源和發展的曆史脈絡，展示了中華文明的燦爛成就，展示了中華文明對世界文明的重大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