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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裝步兵産生後,給希臘世界的軍事和政治,帶來了哪些影響?

重裝步兵自産生之日起就負擔起了保護城邦安危的重任,日後更成為龐大且不可一世的波斯帝國的夢魔。随着時間的流逝、社會形勢以及政治環境的變遷,重裝步兵這種曾經稱霸整個希臘半島的兵種,最終不得不告别了古希臘的軍事舞台,身後留下了一段值得後人追憶的輝煌曆史。但是,這場曾經席卷希臘世界的重裝步兵風暴畢竟對希臘的曆史和社會産生了深遠影響,這裡主要分析重裝步兵對保衛城邦安全、促進希臘軍事變革以及政治繁榮方面所起的作用。

重裝步兵産生後,給希臘世界的軍事和政治,帶來了哪些影響?

一、保衛城邦安全

在面對強大而又咄咄逼人的波斯帝國來犯時,在希臘生死存亡的危急時刻,作為公民兵制度下最為重要,最強有力的一個兵種——重裝步兵挺身而出,它在正面戰場上擊潰了驕狂的波斯人,拯救了整個希臘民族。

溫泉關戰役就是其中最為典型的一個例子。如果沒有斯巴達重裝步兵的拼死抵抗,可以想象波斯人将會多麼容易的進入希臘腹地,曆史也将被改寫。但就是這300名英勇的斯巴達重裝步兵抵擋住了數萬波斯大軍的進攻,他們誓死保衛了自己的家園,譜寫出了一首壯烈的希臘重裝步兵的泣血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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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拉松戰役使雅典的重裝步兵名垂史冊。公元前490年,雅典将軍米泰亞德率領萬名雅典重裝步兵對陣6倍于己的波斯軍隊。在實力對比居于絕對劣勢的情況下,米泰亞德巧妙排兵布陣,增加兩翼厚度,拉寬橫排士兵之間的距離,最終以兩翼包抄戰術完勝波斯大軍。馬拉松戰役不僅在希臘軍事史上、而且在世界軍事史上都占有一席之地,它向波斯人展示了希臘重裝步兵的威力,而且捍衛了希臘的獨立。

除了抵禦外來入侵,重裝步兵也是維護城邦安全、鎮壓奴隸起義和其他被壓迫者反抗的強有力的工具。公元前464年,斯巴達的希洛人發動起義,斯巴達以舉國之力與起義軍整整交戰了十年,而負責鎮壓的軍事力量當然是斯巴達引以為傲的重裝步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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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對軍事制度的貢獻

重裝步兵在經曆了希波戰争和伯羅奔尼撒戰争的嚴峻考驗後,戰略戰術不斷調整,軍事理論也有所發展,為以後的軍事變革奠定了基礎。

曾有學者認為希臘人的戰術“隻不過是一種本能的反應。”這是一種荒謬的言論,抹殺了重裝步兵在希臘乃至世界軍事史上的作用。

公元前371年,底比斯主将伊帕密濃達,以重裝步兵方陣戰術為基礎,經過改造,發明了新型的斜楔型方陣戰術,并且依靠此種方陣,戰勝了斯巴達的重裝步兵,恩格斯稱其為“第一個創立了直到今天仍然解決幾乎一切決戰的偉大的戰術原則;不要沿正面平分兵力,而把兵力集中在決定性地段進行主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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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後,馬其頓國王腓力二世仿效“底比斯方陣”,創立了著名的“馬其頓方陣”。雖然“馬其頓方陣”是從“底比斯方陣”改良而來,但其根源還是希臘重裝步兵方陣。不過,馬其頓方陣在戰術上更為多變,它以重裝步兵為核心,重裝騎兵、輕裝騎兵和輕裝步兵作為前鋒和兩翼,在戰鬥中不同的兵種可以協調的結合在一起,組成一個完整的戰鬥體系。

伊帕密濃達與腓力二世對重裝步兵方陣的改進,開創了方陣的新時代。盡管不能忽視将領個人的軍事天才,但同樣不能否認,這是重裝步兵對希臘軍事制度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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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對城邦政治的影響

在分析古希臘重裝步兵的産生時,己經提到重裝步兵大多來自于擁有土地的富裕自耕農,他們代表中産階級的利益,并在戰争中發揮巨大的作用。随着重裝步兵在當時戰争中所扮演的角色越來越重要,重裝步兵的地位也随之提高,在這種形勢下,以重裝步兵為代表的中産階級勢必會要求擁有更多的政治權利,打破貴族壟斷城邦政權的局面,進而使城邦政治向這個階層傾斜。

亞裡士多德在《政治學》中闡發了這樣一種觀點:王政崩潰之後的最初政治是狹隘的,但當城邦的軍事實力轉而依靠重裝步兵時,其政制的基礎也必然擴大。是以,一種具有廣泛基礎的寡頭政治和一種财産平等的文化精神被建立起來了。

在希臘政治發展的過程中,曾有一段插曲,即僭主政治的出現。僭主政治大約産生于公元前7世紀,與重裝步兵出現的時間相近,是以學者們一般認為僭主的出現與重裝步兵有某種聯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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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不同城邦情況不盡相同。阿爾哥斯的菲敦作為僭主的先驅,其支援力量主要來自重裝步兵。但在重裝步兵最發達的斯巴達,由于給重裝步兵以選舉權,而且在公民之間推行平等進而成功避免了僭主制度。

在雅典,重裝步兵無疑是梭倫改革前平民和貴族鬥争中平民的代表人物,因為他們要争取公權力,但雅典并沒有是以直接出現僭主制,而是由于梭倫溫和的改革措施而一度避免。由此可以看出,重裝步兵和僭主制并不存在必然聯系,而往往是和溫和的寡頭制或民主制有關。

楊共樂教授直接簡明地分析了兵種、軍事制度與政治的聯系。當然,城邦内部的整體性也不是一成不變的,它也會随着邦内各支力量的變化而有所調整,進而形成新的整體性平衡。例如,當軍隊以騎兵為主力時,貴族制或寡頭制在政治上會起主導作用,因為能養得起馬的隻能是少數貴族。當重裝步兵成為城邦戰争依靠的主力時,貴族制開始向溫和民主制過渡。因為參加重裝步兵的成員都是比較富裕的公民,是農民。而當海軍成為城邦主要軍事力量的時候,下層平民在政治上的作用增大,進而常常導緻平民政體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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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在雅典,在公元前5世紀中葉,窮人和普通人比貴族和富人享有更多的權利,因為正是普通人操縱着艦隊并給城市帶來權力;他們提供了舵手、水手長、下級軍官、哨兵和修理船隻的工匠;使城市強大的正是這些人,重裝步兵、貴族和有身份的公民是遠遠比不上他們的。這種适時的調整不但沒有損害城邦的整體性,相反卻使城邦更具活力,更趨一緻。

除了對城邦政治的直接影響,重裝步兵擁有的集體主義和愛國主義精神也有助于促進城邦政治的穩定和繁榮。重裝步兵是公民兵,他們往往是為保衛城邦而戰。個人與城邦休戚與共的關系使他們能夠在戰鬥中團結一緻同仇敵忾,這是愛國主義精神的反映,而每一次戰鬥無疑又能夠強化公民的愛國主義和對城邦的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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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認同增強了城邦的凝聚力,有利于城邦的團結和統一。并且,他們把戰場上的這種集體意識和愛國精神帶到城邦生活的每一個方面,比如積極參與城邦管理,在分享公權力的同時,也自願承擔相應的義務。

從這個角度說,重裝步兵也為城邦政治和文化的繁榮作出了貢獻。在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無疑是希波戰争。當然,希波戰争的勝利是重裝步兵和海軍互相配合的結果,但不能否認,重裝步兵在馬拉松、溫泉關、普拉提亞這幾個陸上據點所取得的勝利對于戰争的結果乃至希臘城邦的命運有至關重要的影響。這些戰役都是重裝步兵愛國主義的集中展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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