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公明｜一周書記：城市史研究與城市災難危機中的…問題意識

《古代美索不達米亞城市》，[美]馬克 範 德 米羅普著，李紅燕譯，商務印書館，2022年3月版，284頁，96.00元

讀美國學者馬克·範·德·米羅普（Marc Van de Mieroop）的《古代美索不達米亞城市》（原書名The Ancient Mesopotamian City，1997、1999；李紅燕譯，商務印書館，2022年3月），感受很深的是作者以古代美索不達米亞城市作為核心論題而提出的城市史研究的問題意識。對于并非專門研究古代美索不達米亞曆史的讀者來說，城市史研究的閱讀視角可能更接地氣，尤其是結合對各種城市人為災難的思考，城市史研究的問題意識更有現實意義。

首先是在城市起源研究中的西方中心論問題。在西方學者的城市史研究中，雖然關于城市起源的研究基本都會以美索不達米亞作為起點，但是正如作者所贊同的馬裡奧·利維拉尼的文章《古代近東城市與現代意識形态》（The Ancient Near Eastern City and Modern Ideologies）所清楚地闡明的，現代關于古代美索不達米亞城市化程序的觀點反映了不同學者及其時代的偏見和意識形态立場。米羅普說他在本書中提出古代美索不達米亞城市模型并力圖把這個模式融入馬克斯·韋伯（Max Weber）的“古代城市”的理想類型之中，就是為了消解關于西方與東方對立、把希臘視為“我們的”文明發源地的以歐洲為中心的曆史目的論觀點。他認為“殖民式的說教在遭到人文科學和社會科學猛烈批評的20年後，仍然存在于古代近東研究領域”，是以學術界亟須用後殖民時代的視角研究古代美索不達米亞。（平裝版前言，第5頁）但是，米羅普并非簡單地提出非西方的城市發展模型并使之與西方模式對立起來，他認為這樣的做法會忽略了許多在現實中尤其是在東西方對比中存在的細微差别和變化，這就有延續東方學家觀點的危險，即認為這些地區之間是根本對立的，其差異性可以通過把它們的特點歸納進簡單的清單來解釋。而他的目的是把古代美索不達米亞城市作為一種類型與古希臘-羅馬世界城市化程序的觀點進行比較，同樣是在抽象概念的層面上進行有效性、有争議的對話。（引言，第9頁）在這裡可以看到，反對西方中心論并不是要簡單地論證一個對立性的非西方城市模型，也不是像某些全球史叙事中的那種寬宏接納與叙事安排，而是要在二者之間建立跨文化、跨地域的對話模式，是在人類文化的整體性觀照下的城市史叙事。在這種問題意識的引領下，作者的研究得出結論是：“我們可以說古代美索不達米亞城市符合韋伯和芬利描述的古代城市的類型。在經濟和社會方面，古代美索不達米亞與古代希臘和羅馬之間的相似性大于不同。……我們希望，學者們對古代近東和希臘-羅馬世界都給予嚴肅的考量。”（252-253頁） 雖然在書中作者并沒有詳細論述古代美索不達米亞與古代希臘和羅馬之間的相似性，但是對于西方城市史學者來說其間的相似性應該不難體會。

破除西方中心論是全球史和跨文化研究的重大議題，相應來說在城市史研究的場域中既有東西方視角的轉換與整體性重構的問題，同時也應該産生的問題意識是如何認識和破除政治中心論和權力中心論，隻有破除固化的中心論模式才能呈現城市史研究的全球視野和跨文化的多元模式。這既是城市史研究中的地緣政治問題，同時也是政治史研究中的權力與地緣關系的問題。由此可以引出的具體問題意識很多，比如城市權力結構在某一嚴重失控時刻發生的變化、城市官僚系統的人員來源、文化背景、政績考核體系、獎懲機制等等問題。在今天的城市史研究中，無論如何總是可以有各種線索和可能收集這些資訊和相關史料，問題意識往往是發掘史料的最好向導。

其次是城市史研究内部的問題意識。一是大部分學者雖然認同美索不達米亞在城市化程序中的重要性，“但是隻探讨這個地區作為最早的城市文化發生地，并未對美索不達米亞之後的發展給予應有的關注。研究各個曆史時期的美索不達米亞城市是必要的，而不是從公元前四世紀末的成就跳到公元前一世紀的希臘人的情況”。（引言，第8頁）問題很簡單，城市起源隻是城市史研究中的一個部分，城市發展應該是更重要的研究重心，但是如果以希臘-羅馬城市為典型城市模型的觀念來看，美索不達米亞城市在起源叙事之後就結束了被研究的使命。這實際上是一種修正後的西方城市中心論，非西方城市仍然難以進入典型模式研究之中。二是城市史研究被政治研究所遮蔽，城市本身在曆史學研究主流視野中隻是一個地點方位與物質背景，主流曆史叙事中的政治、經濟、軍事、社會和精神文化生活往往與城市史研究沒有什麼實質聯系。米羅普指出，人類學、考古學對城市的研究在城市起源的議題結束後就中止了，“他們把後面的發展階段留給了曆史學者。然而，曆史學者在關注其他問題，尤其是政治史的問題。同研究古代希臘的曆史學者中的情況類似，城市經常被研究美索不達米亞的學者定義為城邦，對它們的研究集中在它們的政治事件，而不是它們作為城市中心的功能”。（12頁）“是以，即使在專家的概念中，美索不達米亞城市的最終圖像也是非常模糊的。”（13頁）

實際上，一方面從曆史學科的視角來看，城市史作為一門學科雖然在二戰前後就在美國興起，但是直到上世紀七十年代仍然未能引起史學界的重視，比如在傑弗裡·巴勒克拉夫（G.Barraclough）那部影響挺大的《當代史學主要趨勢》（Main Trends of Research in the Social and Human Sciences:History，1978）中，完全沒有談到城市史研究。另一方面，城市史本身的學術定位、研究方法及其相鄰領域都存在種種不确定性，究竟是“城市傳記”（Urban biography）——大衛·哈維（David Harvey）的《巴黎城記：現代性之都的誕生》（Paris,Capital of Modernity，2003）在我看來是這類研究視角中最為激動人心的新馬克思主義城市學研究個案——還是宏觀文明史中的一個跨學科的知識領域，一直存在困惑與争議。米羅普之是以要強調他對古代美索不達米亞城市的研究屬于“純史學的研究”，表明了他的城市史研究的學術定位的期望。他說“我希望闡明，城市在古代美索不達米亞是一種核心機構，整個文明在此基礎上得以建立。在政治、經濟、社會生活和文化方面，城市至關重要，如果不了解它們的城市背景，就不能正确地了解美索不達米亞人生活的這些方面中的任何一個”。（引言，第8頁）也就是說，要把城市史研究作為曆史研究中的重要領域。

第三個問題是在政治史、軍事史叙事主導下的曆史分期、年代架構基本上把城市史研究視角中的曆史連續性割裂了，以朝代更替為區分的曆史分期成為曆史叙事的主導模式。但是，“現有的分期是有缺陷的，并且容易誤導人。它不是認可持續性的模式，而是強調不穩定和變化。當美索不達米亞文明的許多方面并不直接依賴被研究的王朝的氣運時，這種割裂就更具有誤導性了”。（17頁）米羅普認為“政治和軍事活動隻是社會的兩個方面，并且雖然它們确實展示了美索不達米亞曆史中的變化的最重要的證據，這些變化在現代學術界也是被誇大了的”。（16頁）他以A.利奧·奧本海姆（A.Leo Oppenheim）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研究成果說明“我們應該從美索不達米亞文明幾千年的曆史中看到其根本的統一，而不是傳統的曆史時期的分隔”。在美索不達米亞城市研究中，這樣的問題是不難了解的：“一個地區的經濟結構應該比統治階級的民族或者語言背景更重要。美索不達米亞基本的經濟結構有史以來一直如此：這是一個建立在農業經濟基礎上的前工業化社會。這個地區的生态環境從農業出現一直到石油成為有價值的商品，從沒有發生根本性改變。……城市的管理功能和經濟功能在美索不達米亞曆史上基本沒有改變過。我們需要尋找這樣的持續性，而不是聚焦政治力量顯而易見的變化。”（17頁）在這樣的曆史情景中，持續性的确不應被曆史叙事中的朝代劃分所中斷，這種連續性當然是由美索不達米亞特殊的生态環境所決定的。同時要注意的是，承認這種連續性并非要把它視作一種具有普遍性的曆史模式。

毫無疑問，在很多其他城市的發展史上難以看到經濟結構比統治階級的政治結構、政治威權更有力量和更重要的曆史情景。但是，從曆史研究的問題意識來看，雖然作者讨論的是美索不達米亞城市曆史的持續性和變化問題，對于近現代史研究也同樣有參考價值，有值得思考的問題意識：無論是否持有曆史連續性的觀點，城市史研究都是對于絕對化的政治-軍事史視角的重要糾正，尤其是對那種前後割裂的輝格曆史叙事是一種有效的解毒劑。在政治-軍事叙事中的時代劇變當然會在城市舞台上改換布景，甚至會使城市文明脫胎換骨、倒退到被異化的地步，但是曆史延續性因素仍然會在城市的毛細血管中存在和流淌。尤其是在那種農村-城市的對立曆史叙事中，在各種語言的“包圍”“占領”“改造”等詞彙中所表達的曆史目的論最後都有可能在中、長時段的曆史視野中被城市史研究的成果所揚棄。

最後一個給我深刻印象的問題意識是關于史料與曆史叙事的關系問題。首先是史料的問題，比如在考古發掘中發現的物質遺存和文獻資料往往很有地域集中的局限性，無法全面反映曾經存在過的上百座美索不達米亞城市的真實曆史：“如果我們把研究隻局限在一座城市，那麼關于我們想要解決的大多數問題就面臨缺乏或完全缺乏資訊的狀況。” （15頁）而且在其他地區的城市史研究中經常被研究者廣泛印證的那些史料種類在美索不達米亞這裡是缺失的，例如人口統計表和稅收記錄。又比如在試圖詳細研究城市政府的事務的時候，也會遇到嚴重缺乏史料的困難。“比如，我們經常看到法庭解決土地所有權的争端，這表示市民接受了一個政府機構的決定。但是我們能由此推斷市民就生活中的其他方面也向更高一級的機構申訴嗎？這樣一個結論不能根據現有證據得出，于是變成了學者的直覺。”（123-124頁）

是以，米羅普提出的問題意識和解決辦法是：“如果我們摒棄流行于美索不達米亞研究領域，尤其是國文學家中間的嚴格的實證主義方法，資料的局限問題在某種程度上就不那麼嚴重了。文獻的有或無通常是複原的前提，人們過于重視已有的材料，并且認為隻有文獻中提到的才是發生過的。”（18頁）但是他認為“缺少資料可能有很多原因，而不是說明一種活動的缺乏。多數學者承認複原的偶然性，但還是從根本上認為一切都以某種方式被記錄下來了。相反，我們應該質疑為什麼我們知道的被記錄了下來，為什麼其他可能的活動沒有被記錄下來。比如，我們沒有食品或手工産品零售的記錄，是因為這種銷售沒有發生，還是我們能換一種方式解釋它們沒有出現在記錄中？我們必須承認，許多活動能夠存在于文字記錄之外，甚至隻是接受它們可以發生這個事實就能讓我們根據所知描繪出更豐富的圖景”。（19頁）米羅普的質疑既是合理的，也是很有想象力的。這就不僅是大膽假設了，同時也是如何大膽求證的問題。

在這部全面研究古代美索不達米亞城市的專著中，具體的問題意識還表現在各個方面，上述隻是幾個主要方面。其實更應該說，這種關于問題意識的感受既是從閱讀中得來的，同時也是從書本之外獲得的。由于城市史的研究對象與現實生活有緊密聯系，其問題意識除了來自學術語境之外，還會來自現實中的城市危機。在生活中人們總是容易被中心城市的外表所迷惑，隻有在嚴重災難過後，在它崩塌的廢墟中才發現它的根基原來是那樣的不可靠、那樣的脆弱。尤其是在人為造成的巨大災難中，作為城市根基的基本人性就徹底暴露出它的扭曲與缺失。當人們經曆着或耳聞目睹着一座城市的災難性劇變，過去那種關于某城市的固化假象在頃刻間轟然倒塌，這對于城市史研究反而是一種機遇，在危機意識中催生城市史研究的問題意識：例如城市的權力結構與經濟結構的真實關系是什麼、城市在區域中的支配性力量與受制約因素究竟發生了什麼變化、解決城市民生問題的經濟模式的競争應該如何解決、在自然災難與人為災難并存的嚴重時刻城市的承受底線在哪裡等等問題，在城市危機中暴露出來的問題應該使城市史研究者認識到在過去研究中被忽視、被遮蔽的問題。

為了突破文獻史料的局限，米羅普把目光投向圖像資料，在書中有好幾個“圖像證史”的研究案例。為了說明在古代美索不達米亞公權力的第二種資源是意識形态的問題，他以發現于烏魯克的一個石花瓶上的一幅公元前四世紀晚期的浮雕（圖2.1是其線描圖）為例，畫面“展示了一排裸體男子捧着裝有農産品的器皿走向一位女神，通過她身後的符号确定其為生育女神伊南娜。在她面前站着城市統治者，描繪的形象比他的仆從更高大，身穿儀式長袍，顯然充當中間人的角色。包括統治者和這位女神的豐産儀式一直到公元前18世紀都很盛行。有理由假設，宗教上的意識形态被祭司用于從鄉村人口中抽取農産品，但是具體方法還不為我們所知”。（38-39頁）與此相類似的是，“圖像學資料也表明了城市作為一個政治中心的重要性”。（60頁）他以從公元前九世紀開始在亞述出現一種可能隻被王後佩戴的王冠為例，那是一種具有城牆形狀的王冠；圖3.1是一幅根據文物複制的線描圖，描繪的是頭戴這種王冠的王後側面像。他的闡釋是：“這種王冠後來變得非常流行。它是波斯人标準的王冠，而在西方，亞曆山大之後的希臘人認為它是女神比如庫柏勒（Kybele）的标志，顯然受到近東的啟發。并且它仍然影響着當今王冠的流行形象，正如任何孩子畫的國王圖像表明的那樣。”緊接着是一幅浮雕的照片圖像，“獻給亞述國王的城市模型” （圖3.2），他指出“也許人們把他們城市的模型獻給獲勝的亞述征服者的圖像最能表達交出一個城市是放棄政治力量的象征的思想。還有，這種圖像在歐洲源遠流長：在拜占庭和文藝複興藝術中，統治者們獻給神一座他們的城市的模型，它成為順從神的象征”。（同上）這種闡釋是有一定說服力的。在第四章“城市景觀”中，為了說明在古代美索不達米亞人眼裡城牆對于一座城市所具有的重要意義，他指出“在相對少的有關美索不達米亞人對城市的描述中，亞述王宮浮雕提供了最好的記錄。城市的典型形象包括一圈或多圈防禦牆，牆上設有無數有規律間隔的塔，似乎表明一座設防的要塞和一堵或多堵城牆（圖4.4）。同樣的觀念表現在作為歸順之意獻給亞述王的城市模型裡——隻有一堵牆，有趣的是，也表現在對亞述人的軍營描述裡（圖4.5）。圖像學材料中對牆的普遍強調揭示出美索不達米亞人的觀念，即它們是一座城市的關鍵特征”。（80頁）這些都是以圖像學的研究方法闡釋城市史中的意識形态、政治觀念等問題，雖然從圖像闡釋與文獻資料對照的角度相對來說還是比較薄弱，但是圖像史料已經能夠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在今天的城市危機事件中，市民手中的手機拍攝圖像、視訊已經成為為了曆史學家的巨量圖史資料的重要來源，城市史研究中的曆史圖像學方法必然會發揮更重要的作用。

在古代經濟史研究中的有所謂的“原始主義”與“現代主義”的争議，前者認為前資本主義或非資本主義經濟與現代西方經濟迥然不同，現代經濟學中的觀念或模型并不适用于研究它們；“現代主義”流派則認為古代希臘和羅馬的經濟展現了如此發達的資本主義發展，它們與現代經濟之間隻有量的差別而沒有質的差別。米羅普認為“一套完整的‘現代’經濟學價值觀與動機可被證明存在于古代美索不達米亞：對利潤的渴求、經濟資源的最大程度的利用，以及包括一個勞動力市場的設定價格的市場經濟。有許多經驗資料證明存在這些經濟要素：借貸檔案、銷售賬單、雇傭合同，等等。關鍵問題在于評估它們在經濟中的作用”。（23頁）他一方面承認現有的史料無法完全證明這種觀點，另一方面強調在古代美索不達米亞城市中的市場經濟對于城市的生存與發展具有無比重要的作用，雖然“大型的經濟實體需要一個官僚體制”，但是最終起決定性作用的還是市場經濟。他提醒我們注意由于考古探查都集中在神廟和王宮遺址，是以以神廟和王宮為中心的公共機構的記錄遠比私人經濟的記錄要豐富得多，是以不能以此證明國有經濟和公權力在經濟生活中占據主導地位。（27-28頁） 同時他提醒我們要關注城市中的食物供應問題，“土地所有權、政治和官僚組織、市場和再配置設定中心、土地使用和農業技術問題，全部都對我們了解人們獲得食物的方式有影響”。（172頁）在城市災難危機中，這真是一個生死攸關的問題：人們如何獲得食物？獲得什麼和獲得多少？在米羅普的研究中仿佛是很遙遠或者是很學術的問題一下子就變得很接地氣。

在這樣的閱讀語境中，第六章“城市治理：國王、市民與官員”就變得更有現實意義：“我們能意識到美索不達米亞城市中權力關系的兩極：一邊是國王和支撐其統治的公共機構，另一邊是擁有某種描述不清的權力的全體市民。在這兩極之間進行聯絡的是一群官員。……國王與市民之間的關系因時而異，依賴總的政治狀況。我的看法是，在美索不達米亞曆史上，市民的權力和獨立性與日俱增，而不是人們通常認為的另一種趨勢。”（121頁）這樣看來，前面所講的“古代美索不達米亞城市”研究中的“現代主義”流派不僅是在經濟史領域中有意義，在城市政治史研究中同樣有重要意義。

畢竟，城市史研究與城市災難危機中的問題意識已經逐漸呈現出來，我相信越來越多的既有曆史學意義同時也有現實意義的研究成果會不斷出現。我相信在那些可以期待的研究中，國王與官吏不會總是被視為美索不達米亞社會中唯一的政治力量，而不依附王宮的全體市民将如何組織他們自己的政府這個問題也能夠在對城市市民的研究中得到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