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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庫山世界曆史研究指南》
《寶庫山世界曆史研究指南》是當代西方史學界對人類曆史認知的最新反映，突破了以往百科全書大而全、面面俱到、蜻蜓點水式的寫作方式，擇其要者，突出叙述新知識、新觀念、新方法。
書 名：寶庫山世界曆史研究指南
作 者：威廉·H. 麥克尼爾等 主編；陳恒等 譯
ISBN ：978-7-108-07348-8
定 價：1980元
字 數：5596千字
出版社：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編輯推薦
世界史是複雜的、動态的、包容的，本書用500餘個詞條，煌煌六卷，呈現了西方曆史學者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迅速增長的資訊量基礎之上，從世界曆史研究的視角，對紛繁交雜的人類曆史進行整理、分析和解釋，塑造我們今日所知世界的運動、交流和變化，啟發人們的深思。作為一個整體的人類曆史是值得人們研究、思考的重要事物，本書編者對研究專題的選擇以及安排，不僅從單純的文本層面，而且在知識層面，都展現出“人類的交流網絡是全球性的”，讓讀者同時體驗到翻閱的“運動性”與世界曆史的“運動性”。
内容簡介
《寶庫山世界曆史研究指南》是當代西方史學界對人類曆史認知的最新反映，突破了以往百科全書大而全、面面俱到、蜻蜓點水式的寫作方式，擇其要者，突出叙述新知識、新觀念、新方法。本書把世界各種文化放在一個交流系統中進行觀察，系統梳理了各自對人類文明所做出的貢獻；通過将特殊的地區史與更廣闊的世界曆史相聯系，幫助讀者了解人類的過去；條目編排獨具匠心、自成體系、互動檢索，内文既注重文獻資料，也注重視覺材料的使用，便于研讀；以聯系的觀念看待世界曆史的發展，重點研究宏大主題與傳統主題之綜合的、跨學科的解釋。世界曆史不再僅僅是對各文明、各民族、地區史、編年史、政治史、經濟史和“偉人”的孤立研究，它還成了交流、碰撞、聯系和交換的有着超越時空的重要性的動态學術領域。
作者簡介
威廉·H. 麥克尼爾（William H. McNeill，1917.10.31—2016.7.8)，當世最著名的曆史學家之一、全球史研究創始者、世界曆史學科的"現代開創者"。芝加哥大學榮譽退休教授，曾擔任美國曆史學會主席、美國世界史學會主席。被譽為"20世紀美國學院派領袖"，"20世紀對曆史進行世界性解釋的巨人"，開辟了一個西方世界史學的新時代。1996年，因"在歐洲文化、社會和社會科學領域裡做出的傑出貢獻"榮獲伊拉斯谟獎；2010年，因其傑出貢獻，美國總統奧巴馬授予其"國家人文科學獎章"，獎章上镌刻的文字是"擴充了我們對于世界的了解"。
譯者簡介
陳恒，上海師範大學世界史教授，研究領域為西方史學史與史學理論、西方城市史。馬工程重點教材《外國史學史》首席專家、首屆國家教材獎“全國教材建設先進個人”。教育部高等學校教學指導委員會委員(曆史學)副主任、中國世界古代中世紀史研究會副會長、中國史學理論研究會副會長、上海市社聯副主席等。
俞金堯，南開大學講座教授，兼河南大學和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教授，中國世界近代史專業委員會會長。
劉健，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曆史研究所副所長，研究員。中國世界古代中世紀史研究會秘書長，中國曆史研究院中華文明與世界古文明比較研究中心副主任、秘書長、特邀研究員。
郭子林，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曆史研究院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教授，碩士生導師。中國曆史研究院科研規劃處處長，《曆史研究》副主編，中國世界古代中世紀史研究會常務理事。
黃豔紅，上海師範大學人文學院世界史系研究員，中國世界近代現代史研究會理事、秘書長。
劉文明，首都師範大學曆史學院教授，全球史研究中心主任。研究領域為全球史、西方文明史、性别文化史。
全書目錄
總 目
譯者前言 1
中文版前言 7
序言 1
第二版導言 5
關于本書第一、二版主編威廉·麥克尼爾 15
撰稿人 17
圖檔提供者 39
引語提供者 43
如何拼與說
--世界曆史上的100個重要人名、地名和術語 45
讀者指南 51
讀者分類指南 53
地圖索引 75
詞條條目 77
正文 1—2498
索引 2499—2673
正 文
第一卷 Abraham to Byzantine Empire 1—406
亞伯拉罕～拜占庭帝國
第二卷 Caesar, Augustus to Ethnology 407—854
奧古斯都·凱撒～民族學
第三卷 Eurasia, Inner to Kongo 855—1290
歐亞内陸～剛果
第四卷 Korea to Philosophy, Greek and Roman 1291—1718
北韓～希臘羅馬哲學
第五卷 Philosophy, Modern to Television 1719—2134
現代哲學～電視
第六卷 Terrorism to Zoroastrianism 2135—2498
恐怖主義～瑣羅亞斯德教
精彩選讀
Diseases—Animal 動物疫病
縱觀人類曆史，每一種引發大流行并改變社會哲學傳統的疾病，均源于人類以外的動物，它們“跨越物種界限”傳染給了人類。當我們讨論疾病對人類曆史所造成的影響時，無須将動物疫病和人類疾病區分開來。
我們應當注意到正因為人類是哺乳動物，是以在人類以外的動物體内，尤其是在其他哺乳動物體内發現的疾病，常常會輕而易舉地傳播給人類，弄清并重視這一點，将是十分重要的。對人類曆史影響最重大的疾病均是傳染性疾病，非傳染性疾病對人類曆史影響甚微。依據定義所釋，傳染病會通過感染健康的人而迅速傳播開來。被感染的人會在短時期内死亡或痊愈，而那些痊愈的人通常會獲得抵抗相同疾病再度感染的免疫能力。
從數量上來看，人類曆史上有文獻記載的單次影響最大的一次流行病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時暴發的流感，4000萬人是以喪生。據載，對人類曆史影響最大的瘟疫是發生于14世紀的鼠疫，西歐25%以上的人口因它喪生。不過，雖然缺乏文獻資料的記載，但是對人口和人類曆史影響最大的流行病卻是在美洲人接觸歐洲人及其馴養的動物後不久暴發的一連串波及整個美洲的流行病。這些流行病在那些以前并未接觸過歐亞疾病的人群中傳播開來，尤其是在那些被殖民的過程中遭受多重創傷——暴力、被奴役、失去生計的群體中傳播開來，通常會造成90%~95%的死亡率。總體看來，這些疫病有可能使美洲有多達1億人喪生。
從其他動物傳播給人類的諸傳染病中，最有代表性的有天花、霍亂、結核病、鼠疫和流感。雖然艾滋病（AIDS）是現代世界一大潛在問題，不過它不是接觸傳染性疾病，也非急性傳染病。近年來，世界上出現了對諸如口蹄疫、漢坦病毒（Hanta virus）和所謂的瘋牛病等疫病恐慌的現象，這些疫病很可能根本算不上疫病。同前文已列出的其他疫病相比，這些疫病的病理狀态微不足道，然而它們卻引起了公衆的極大關注，這很可能是由人們對疫病的無知、媒體的宣傳所激發的恐懼，夾雜着大多數人并不了解各種疫病的轉移方式等因素導緻的。
大多數轉移給人類的動物疫病都是由細菌和病毒引發的；這些細菌和病毒體積微小，具有高度的活性，并且能經氣溶膠（aerosals）傳播，因而，它們更容易從某一個體傳播給另一個體，這是傳染的基礎。諸如瘧疾和昏睡病等疫病是由原生生物、單細胞真核微生物引發的，它們的體積比細菌和病毒要大得多。原生生物所擁有的相對較大的體積意味着它們不能夠經氣溶膠傳播，因而它們主要以注入的方式來轉移，比如昆蟲叮咬，這就使得它們的傳染性要低一些。
大多數傳染病微生物在與其他非人類物種互動的過程中共同進化。這些非人類物種會進化出對緻病微生物的免疫反應，是以傳染病微生物并不會對其原初宿主的健康或是種群數量造成嚴重威脅。對人類而言，大多數傳染病之是以如此緻命，是因為當人類首次被傳染時，人類并沒有進化出對這些病原體的免疫反應。比如，天花與牛痘有關，它在牛體内隻産生了一點點問題，但它在人體内的變異形态對人類常常是緻命的。與之相似，艾滋病毒與出現在非洲靈長目動物體内的一種病毒性傳染病關聯密切，但對非洲靈長目動物而言，艾滋病毒僅在它們體内引發了類似于流感的微小症狀。其他的例子還包括：麻疹，它與有蹄類動物疫病——牛瘟密切相關；結核病，它與牛得的一種相似疾病密切相關；流感，它實際上是一種複雜的病毒疾病，源于豬（豬流感）和諸如鴨子、雞等禽類動物所攜帶的相似的病原體。近期，當人們發現引發人類瘧疾的瘧原蟲與黑猩猩體内的一種緻命性較低的寄生蟲關聯密切時，人們也将瘧疾增補到上述類型的疫病名單中。
那些跨越物種界限從非人類物種傳播到人類的接觸性傳染病，曾經是改變歐洲和亞洲曆史的主要因素。歐洲、亞洲與美洲、非洲最大的不同點在于，在歐亞文化中人們馴養動物并與之密切接觸，而這些動物恰是接觸性傳染病的原初宿主。馴化有蹄類動物，尤其是馴化牛和豬，使人類和這些動物之間建立起密切的關系，這使人類不斷接觸到各種對有蹄類動物影響甚微的流行病，人類社會中那些牛和豬飼養密度高的地區成為這些疫病繁盛的溫床。農民過着定居生活，他們自己所産生的污物，以及與他們親密共生的馴養動物所産生的污物，包圍着他們。在許多農業社會裡，農民習慣性地在晚上将牛和豬牽入家中。這既利于讓牲畜取暖，也是為了保護牲畜免受食肉動物的攻擊。這種情況既延長了人類接觸病菌的時間,也增加了病菌傳播的可能性。
農業與其所取代的狩獵-采集的生活方式相比，擁有更高的人口密度。日益增長的城市化使人口大量聚集在一起，這為那些源于其他物種的傳染病的快速傳播提供了沃土。歐洲的城市僅僅是在20世紀時才真正實作了人口自我平衡，這是因為在過去的曆史上有太多城市居民因疾病而喪生，以緻必須從鄉村地區不斷往城市遷徙人口才能維持城市的人口數量。
黑死病
世界商路的發展加快了流行病的傳播速度。古羅馬時代，歐洲、亞洲和北非的人群逐漸成為滋養那些源自家畜的疾病微生物的巨大溫床。2世紀時，天花肆虐羅馬，引發“安東尼瘟疫”（Plague of Antoninus），數百萬的羅馬市民在瘟疫中喪生。腺鼠疫（bubonic plague）是對歐洲和亞洲曆史程序影響最大的動物疫源性疾病。該病通過跳蚤傳播，跳蚤從鼠疫通常的宿主即毛皮動物那裡感染了鼠疫杆菌。542—543年，歐洲發生了“查士丁尼瘟疫”（Plague of Justinian），這是鼠疫第一次出現在歐洲。不過，直到14世紀，歐洲大陸才出現了最具毀滅性的瘟疫，它造成歐洲大陸多達2500萬人喪生，并逐漸被人們稱為“黑死病”。僅大不列颠群島，瘟疫就造成近150萬人（占總人口的25%~40%）喪生。随着14世紀中葉歐洲和中國之間開通商路，毛皮被人們從中亞的人口低密度地區帶到歐洲，而這些毛皮似乎是導緻大型瘟疫暴發的病菌的主要攜帶者。
14世紀的這場瘟疫産生了一個重要卻常讓人不以為意的後果，即它深刻影響了歐洲的哲學和科學。14世紀中葉以前，歐洲盛行的世界觀是神秘主義的和象征主義的，植根于循環時間觀。與黑死病到來之後興起的世界觀相比，這種世界觀更強調人類和世上非人類因素之間的聯系。
當瘟疫降臨并開始給所及之地的人們造成巨大災難時，這種舊哲學傳統下的知識儲備和技術被用來為人們提供幫助，包括禱告、基于交感巫術的醫治和尋找替罪羊（比如焚巫）。然而，這些方法中沒有一種被證明是行之有效的。此外，在疾病造成的死亡和破壞面前，人類的無能為力造成了大範圍的恐慌和繼之而來的文明大衰落。疾病造成了大量的、不明原因的死亡，這對社會影響之大無論怎麼估算都不為過。傳統的精神信仰以及人們對世界運轉方式的固有了解被徹底粉碎,以緻産生精神空虛感。
一些曆史學家将這場瘟疫視作“曆史上最重大的生物-環境事件”，另一些曆史學家則稱其“相當于核災難”。這場瘟疫迫使西歐人用一種新的方式去建構現實認知。在基督教的世界裡，瘟疫使人們失去了對仁慈的、憐憫的造物主的信仰；使人們将“異教徒”作為替罪羊來加以迫害；最終，它促使了新教的誕生以及新教中開始有了一個憤怒的、複仇的上帝形象。
從一個更為學術的角度來看，經曆瘟疫，人們的知識傳統得到發展，即身與心分離、客觀與主觀分離以及人類與自然分離。這導緻了文藝複興的出現以及西歐的“理性主義的”科學傳統的發展，并最終生成為笛卡兒式的二進制論——一種以機器模型或隐喻來了解非人類世界的方式，以及培根-牛頓世界觀。是以，瘟疫給哲學和精神信仰帶來的影響直接促成了“現代”理性主義方法的出現，在這種方法中，實驗和測量代替了原來的觀察和經驗。
這種認知現實的新方式産生了許多積極影響。比如，衛生條件變好，這使許多接觸性傳染病的發生環境得到淨化。這種将現實世界分離為精神世界和物質世界的方法，為研究和了解“外在的”世界提供了強大的方法論。不過，這種方法并不足以了解内在經驗、人類的心靈以及人類與其他生物之間的關系。是以，這種二進制論觀點雖然促使衛生條件提高，但并未加深人們對疾病自然周期或免疫反應進化等問題的了解。
舊世界和新世界
通過将舊世界（歐亞和北非）與新世界（北美和南美）進行對比，我們将明了動物疾病在塑造人類曆史和人類對待環境的文化态度等方面的重要性。美洲的許多文明中均有農業，不過，新世界的農業幾乎完全建立在以種植諸如玉米、馬鈴薯、美洲南瓜和豆類作物等為主的農業基礎上，而不是以遊牧業、畜牧業以及馴化有蹄類動物為基礎發展起來的。美洲的馴化動物僅有狗、豚鼠、原駝（美洲駝和羊駝）以及火雞。與舊世界馴化的有蹄類動物不同的是，新世界的馴化動物的飼養密度一直不高。人們既不飲用動物奶，也不同舊世界那般，将馴化動物作為家畜來飼養并與之近距離接觸，唯一的例外是狗。
新世界許多文明的人口密度也很高，與歐洲不相上下。鼎盛期的阿茲特克首都特諾奇蒂特蘭有可能曾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之一；有證據表明，墨西哥中部的人口數量超過了土地的長期環境承載力。與之相似，同歐洲和亞洲已知的人類文明相比，新世界許多其他的文明區域比如瑪雅文明、印加文明,以及生活在密西西比河和俄亥俄河流域的築堤人（the Mound Builder）文明等所建立的城市，均有着與已發現的歐亞文明中的城市可比拟的人口密度。不過，新世界各文明的人口密度雖然很高，但在這些土生土長的新世界文明中幾乎沒有流行（群發）病，這無疑得歸因于新世界文明中缺乏已馴化的有蹄類動物，正是這些動物在歐洲、亞洲和北非地區成為大多數流行病（鼠疫除外）的病源。新世界雖沒有流行病，但流行病卻很可能與美洲一些大型城市的消失有關，這有可能是由當地衛生條件較差而導緻的。
新世界的動物疫病
動物疫病史上最具有諷刺意義的事件之一乃是，新世界并不存在非人源接觸性傳染病且缺乏相應的免疫力，而這幾乎肯定恰是歐洲人及其世界觀——僅在數世紀之前因親身經曆接觸性傳染病而被重新鍛造——成功入侵美洲的重要因素。歐洲人曾時不時地占領非洲和亞洲的大部地區，不過，由于他們所帶去的傳染病沒有對當地造成毀滅性影響，是以當地人口并未因歐洲人的到來而大量減少。
正是因為他們在自己的土地上依然保持了人口數量上的優勢，因而，随着殖民主義時代的終結，非洲和亞洲的土著居民重拾了在自己土地上的社會和政治控制權。相比之下，對美洲土著居民而言，歐洲人所帶去的動物疾病給當地易感染人群造成了毀滅性的打擊，這種打擊遠甚于瘟疫在歐洲造成的損害。據估算，美洲90%~95%的土著居民死于外來疾病。
與盛行的說法相反，這場被認為是歐洲人征服美洲的第一階段或微生物階段的浩劫并非始于1492年哥倫布“發現美洲”，而是肇始于更早以前。當巴斯克捕鲸人（Basque whalers）、維京移民和英國漁民開始在美洲大西洋沿岸登陸時即已開始。這比哥倫布抵達加勒比海和其他西班牙探險者（征服者）抵達新世界的時間早了數百年。有證據表明，早在15世紀末克裡斯托弗·哥倫布抵達美洲之前，一些原本居住在大西洋沿岸的部落曾退居内陸，以此逃離那奪走大部分人性命的流行病。
雖然科爾特斯（Hernn Cortés）和皮薩羅（Francisco Pizarro）等所謂的征服者曾在美洲獲得成功，但是天花才是使阿茲特克帝國和印加帝國崩潰的真正元兇。科爾特斯于1519年初次遠航并入侵阿茲特克文明所取得的成功，遠不如他在天花傳播至特諾奇蒂特蘭之後的1520年的再次入侵。至17世紀初，墨西哥超過90%的土著居民死于天花，人口數量從2000萬左右跌至不足200萬。疾病使阿茲特克人士氣低落，失去了抵抗科爾特斯的能力。與之相似，天花于1526年傳播至印加帝國，為皮薩羅1531年的成功“入侵”提供了契機。
已知的證據表明，歐洲人及與之共生的其他物種在抵達美洲時所帶去的新型傳染病，使90%甚或更多的土著居民喪生。一個廣為記載的例子是，超過95%的曼丹人（the Mandans）——北美大平原諸文明中最精緻複雜的文明之一——在天花于1837年經密蘇裡河的船隻傳播到當地之後，染疫而死。不過，即使造成了這些後果，如果印第安人的土地在歐洲人入侵之後沒有被永久占領，沒有随後持續實行的殖民統治，那麼,新世界的人口仍可能出現回升。
外來疾病的傳入，對美洲土著居民造成了毀滅性的後果。如果說瘟疫在造成歐洲20%~40%的人口死亡後，就已經促使人們重構和重新思考人類在世界上所扮演的角色，那麼，我們很難想象，當瘟疫使美洲諸土著民族90%~95%的人口喪生時，究竟造成了多大的宗教、社會和哲學影響。
雖然疾病是限制人口增長率的主要因素，但實際上，未受疾病影響的人口數量通常都超過那些遭受疾病影響的人口數量。在歐洲人抵達美洲之前，相對而言，當地土著居民未受到過傳染病的影響。是以，土著居民未能形成抵禦傳染病的免疫力。當地土著居民其實并不缺乏生成免疫反應的能力，他們傳染病的方式似乎才是導緻毀滅性災難的原因。導緻美洲土著居民死亡的主要殺手——天花和流感，主要會對那些15~40歲的人造成緻命影響。從文化和人口學角度來看，他們都是人口中最有價值、最有生産力的人。這些傳染病通常集中暴發，它們會因暫時的緩解和其他小插曲而間或被打斷。是以，人口聚居區很有可能是因為一連串的三四種疫病的肆虐而被毀滅，接着是一段緩解期；随後這些人口聚居區很可能又受到另一種或者一連串新疫病的襲擊。這種大量疫病混雜在一起周期性到來的情況,削弱了美洲土著居民進化形成免疫反應的能力。
這種疫病傳播模式給當地人造成了極大的心理和精神壓力。人們無力阻止疫病的肆虐，無力照顧自己及親人，病患被那些逃離疫病的親人和部落其他成員所抛棄（在這個過程中常常會将疫病傳播到其他民族和聚居區），完全放棄了希望。人們所采取的許多治病方法，比如出汗後随即浸泡于冷水中等，隻是加速了死亡。所有的傳統療法在治療和控制這些傳染病時失去功效，這使人們不再信任治療師和巫醫，同時也放棄了傳統的靈修活動和儀式。由于歐洲入侵者們已具有某些疾病的免疫力，是以許多土著居民認為歐洲的精神信仰和哲學傳統比他們自己的要好，這促使許多土著居民接受和信奉了基督教及其教義。
土著居民信仰傳統的衰落，加上新貨物和原料進入美洲，使得土著民族放棄了自己在與自然世界打交道時曾以尊重自然、與自然相聯、保護自然為基礎而形成的悠久傳統。有些土著居民甚至有可能因傳染病而責難野生動物和自然界，這是因為似乎許多土著居民都将疾病的産生與野生動物聯系在一起，并形成一種在他們看來可以将疾病的影響和發生疾病的可能性降至最低的文化傳統。比如，切羅基人（the Cherokee）認為殺鹿是一件不敬之事，這有可能産生像萊姆病（Lyme disease）這種嚴重損害身體健康的疾病。切羅基人将新疾病的出現歸咎于宇宙的失衡，而這種失衡是他們未能正确遵循古老儀式所引發的。與之相似，阿尼什納比人（the Anishinaabe）（亦稱齊佩瓦人［Chippewa］或奧吉布瓦人［Ojibway］）中出現了大藥師會（Mediwinin healing society）和相關的儀式，以應對一些在他們看來與野生動物有關的疾病。不過，這些疾病更有可能是在前哥倫布時代他們與歐洲人接觸時所感染的。
對人類以外其他物種的影響
人類并非唯一承擔上述外來疫病侵擾的物種。18世紀下半葉，那些生活在哈得孫灣以西到落基山脈間并成為土著居民生存之衣食來源的野生動物種群，包括鹿、馴鹿、駝鹿、野牛和河狸也大量死亡。它們之是以死亡，很有可能是歐洲人帶到美洲的馴化動物所攜帶的疫病造成的。值得注意的是，動物們相繼死亡的現象主要發生在有蹄類動物中，它們很可能是最易受到歐亞地區有蹄類動物攜帶的傳染病感染的群體。新世界的食肉動物比如狼和熊等，相對而言似乎不受這些疾病的影響。不過，它們面臨了有蹄類動物數量減少所造成的食物來源減少的問題。
除了疫病的上述影響外，當土著居民抱着明顯厭惡的态度去消滅動物時，野生動物的自然群體遭受到了另一重打擊。人們認為是這些動物将疫病傳染給人類而破壞了它們與人類的盟約。是以，非人源接觸性傳染病被傳入美洲所造成的一個諷刺性後果，乃是以尊重非人類物種為基礎所形成的文化傳統的摧毀。即使不是全部的北美土著文明，但其中的大多數都曾擁有這樣一種哲學傳統，即認為非人類物種亦有靈，并以生态關系為基礎形成人類與非人類世界休戚與共的觀念。有人認為，外來疫病對這些文明所造成的巨大破壞緻使人們轉而向其非人類夥伴發動攻擊，這就使一些部落為了與歐洲人進行皮毛貿易以換取其商品和金屬，而将當地的河狸、鹿、野牛和狼等種群獵殺殆盡。
歐洲傳統和自然世界
在處理人與自然關系的問題上，那些入侵美洲的歐洲傳統與美洲的截然不同，這種歐洲傳統主要源自英格蘭和蘇格蘭的文化，但它更是文藝複興和理性主義傳統的産物；這種歐洲傳統緻力于将人類自身與自然界完全分離開來，隻有在将自然界視為資源加以利用時，二者才産生聯系。文藝複興末期（宗教改革期間），西歐基督教的新教教派所發展的哲學傳統并不鼓勵人們去探究上帝造物的方法。上帝讓人類“淩駕”于非人類世界之上，這就為人類可以任意地對待自然界提供了足夠的正當性。
在歐洲人眼裡，山區意味着不愉快、危險，而森林則更危險。這些地方是野生的，因而它們是未被馴服的，這便足以引發西歐人對之産生恐懼和敵意。荒野（自然世界）是如此可怕，以至于使人們對那些進入人類領域的野生動物保持着高度警惕。一隻蜜蜂飛入村舍小屋，又或是一隻鳥在窗戶上輕敲，都足以讓人們驚恐。1604年，英國下議院之是以拒絕通過某項議案，就是因為提案者在進行發言陳述時有一隻寒鴉曾飛過議會廳。
即使是在今天，人類差别對待非人類（自然）世界的态度和行為繼續存在于人類應對動物疫源性傳染病的過程中。同疫病真正帶來的威脅相比，這些應對措施常常是極端的、過度的。近些年來最過激的應對舉措是歐洲人屠殺了幾十萬頭農場動物，這在大不列颠群島尤為嚴重。人們這樣做的目的是為了應對小規模暴發的口蹄疫，以及零星發生的所謂的瘋牛病。
就口蹄疫而言，它幾乎僅是對經濟造成沖擊，鮮有證據能證明口蹄疫會嚴重威脅人類的健康。不過，口蹄疫對經濟造成的威脅仍足以成為人們屠殺數十萬頭動物的理由，這通常是因為人類有可能接觸到這種疾病。如果動物們所接觸到的潛在疾病傳染源是智人而不是有蹄類動物，那麼任何一個有良知的人是否還能夠想象出我們用這樣一種殘酷的屠殺方式去解決問題的場景？與之相似，那些走到美國黃石公園邊界外的野牛常被蒙大拿州的一些部門立即屠殺掉，他們這樣做的依據是這些動物有可能是牛科疾病布魯氏病菌的攜帶者。諷刺的是，布魯氏病菌是在舊世界的牛科動物體内進化形成的，并随着舊世界的牛一起傳播至美洲。美洲野牛從未出現過感染布魯氏病菌的症狀，然而，小部分美洲野牛在病原體檢測中呈陽性的事實仍足以成為人們屠殺美洲野牛的理由。
人們在應對瘋牛病——更确切的名稱是牛腦海綿狀病（英文簡寫BSE）——時采取了更為荒謬的措施。瘋牛病是由朊病毒引起的一系列相關病症中的一種，朊病毒似乎是一類有自我複制能力的蛋白質分子。其他同類型疫病還有羊的癢病以及人類的庫魯病和克雅氏病。這種病會影響中樞神經系統并逐漸損毀大腦。人們根據中樞神經系統受損後牛科動物所表現出來的症狀，輕蔑地稱之為瘋牛病。不過，一個比該名字更恰當、更精确的名字應當是“極痛苦的牛”。這些明顯是因朊病毒作祟而出現的病症不會以接觸的方式直接傳播，而隻能通過食用中樞神經海綿組織的方式傳播，這些中樞神經海綿組織包括腦和脊髓。這種病症之是以在美國和英國廣泛傳播，唯一的原因是這些國家的屠宰場會在屠宰動物後将“動物廢料”粉碎，并把它作為一種蛋白質輔料添加到牛飼料中。
很明顯，人類隻有在食用含有牛的中樞神經系統的食物後才有可能感染該疾病。新幾内亞之是以會暴發庫魯病，與其食用他人腦髓的文化傳統密切相關。在英國，那些食用過劣質漢堡的人曾出現過瘋牛病般的症狀。顯然，如果能在供人類食用的漢堡和牛的飼料中禁止使用屠宰場的動物廢料，則能避免引發該病。然而，這種調整卻因經濟壓力而進展緩慢，甚或被阻礙。不過，世界上得瘋牛病的人數量不足20人，人們用烤或煎的方式來烹煮牛肉，一般不大可能感染該病，該病也不會在人類中暴發。
漢坦病毒是一種齧齒動物攜帶的病原體。實際上，各種各樣的鼠科齧齒動物身上都攜帶有一系列類漢坦病毒。有一種被稱為漢坦病毒的病毒，似乎僅将一個物種——鹿鼠（deer mice），又稱為鹿白足鼠（Peromyscus maniculatus）——作為其主要宿主，不過，它在鹿鼠體内似乎并未引發重大的健康問題。然而，這種病毒會在人體内引發類似肺炎的症狀，緻死機率達50%。對美洲西南部的土著居民而言，這是一種他們十分熟悉的疾病，而這種疾病也很有可能是迪内人（Diné，又稱納瓦霍人［Navajo］）會毀掉過世之人曾住過的泥蓋木屋的原因。近些年，這種疾病在美國引發小規模的恐慌，因為鹿鼠是一種分布廣泛且十分常見的齧齒動物。由于漢坦病毒似乎不能在人類中傳播，是以它不可能變成一場真正意義上的流行病。自美國疾病控制中心（Center for Disease Control， CDC）開始記錄相關病例以來，在美國已登記在冊的病發案例不足200起。
人類世界中那些與環境、健康相關的問題，基本上都源自人類與馴化動物之間的密切接觸。這種長期的親密接觸使一些疫病能夠跨越物種之間的壁壘，從其有蹄類宿主或禽類宿主那裡轉移到人類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