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武帝在位期間，推行窮兵黩武的政策，在一連串“輝煌”戰果的背後，則是累累白骨、赤地千裡的慘重代價。曆次對外戰争加上天災人禍，到漢武帝晚年，帝國人口數減半，許多地方更是十室九空。按照唐代史學家司馬貞的說法，漢武帝的作為已跟秦始皇沒有差別（“疲秏中土，事彼邊兵。日不暇給，人無聊生。俯觀嬴政，幾欲齊衡。”見《史記索隐·孝武本紀述贊》）。
漢武帝晚年民生凋敝，帝國危機重重
在這種情況下，一向以“替蒼生立命”的儒生們，便開始大力抨擊武帝戕害生民的政策，進而對漢朝統治的合法性提出了質疑。漢昭帝在位時，董仲舒的弟子睦孟便通過谶緯之說勸告朝廷，認為劉家氣數已盡，皇帝應該把帝位讓與賢人。結果可想而知，睦孟非但沒有說服漢昭帝，反而被執政的大将軍霍光誅殺。但盡管如此，儒生們對漢帝國合法性的質疑聲卻并未就此消停。
漢宣帝執政後重拾“武帝路線”，由此激起更多的儒生加入到批評朝廷、質疑劉家合法性的行列中，其中最著名的，有大儒夏侯勝、蓋寬饒、谷永等人。這些人紛紛上書朝廷，警告皇帝不可“忤逆天意，倒行逆施”，否則天意會抛棄漢室，另擇有德之君。雖然宣帝拼命地壓制這些“悖逆”的言論，但質疑漢朝統治合法性的聲音卻變得愈發強烈，終于大到連皇帝都産生懷疑的程度。
漢宣帝重拾“武帝路線”，遭到很多人反對
至于體制外的反對聲音，比之這些儒生的意見，隻會更加激烈而非和緩。比如齊地人甘忠可創作《天官曆·包元太平經》12卷，披着黃老之術的外衣，聲稱漢家氣數已盡，天帝派真人赤精子傳授給他法術，并讓他代天牧民，此說一度在民間廣為傳播。雖然甘忠可終因“罔上惑衆”罪被處死，但他的這套說辭卻影響了政壇上的一大批人。
等到漢哀帝在位時，由于強硬推行各種改革措施，加上政局的動蕩不安，使得百姓的生活再度陷入難以為繼的狀态之中。按照谏大夫鮑宣的說法，當時的情形是“民有七亡而無一得，欲望國安，誠難；民有七死而無一生，欲望刑措，誠難。”（見《漢書·鮑宣傳》）。在這種情形下，質疑帝國合法性的聲音再度席卷而來，而且其力度要遠超從前。
漢哀帝在位時，帝國合法性更加脆弱
面對洶湧而至的質疑聲，沉疴在身的漢哀帝也失去了繼續執政的自信心，開始懷疑劉家的“天命”确實走到了盡頭。此時，甘忠可的信徒夏賀良（黃門待诏）、解光（司隸校尉）、郭昌（長安令）、李尋（寵臣）等人便向哀帝建議，既然漢朝的曆法已經衰落，那麼皇帝應當重新接受“天命”，改變國号、年号，唯此才可以延年益壽、平息災禍，保證江山社稷永續不絕。
哀帝“病急亂投醫”，竟然就真的聽信他們的建議，并于建平二年（公元前5年）頒布诏書，宣布自己不再稱漢朝皇帝，而是“陳聖劉太平皇帝”，并且更改年号為“太初”，以示改元更始，再續天命。簡言之，漢哀帝為解決統治合法性危機，在避免将皇位讓與外姓的前提下，自行宣布“取代”漢朝，再建立一個新的“陳聖劉太平”帝國。
漢哀帝為避禍，上演“再受命”鬧劇
（夏賀良）數召見，陳說“漢曆中衰，當更受命...宜急改元易号，乃得延年益壽，皇子生，災異息矣。得道不得行，咎殃且無不有，洪水将出，災火且起，滌蕩民人。”上久寝疾，冀其有益，遂從賀良等議，诏大赦天下，以建平二年為太初元年，号曰“陳聖劉太平皇帝”，漏刻以百二十為度。見《資治通鑒·卷三十四》。
然而僅僅過了一個多月時間，漢哀帝的病情非但沒有減輕，而且呈日益加重之勢，再加上“再受命”後帝國局勢危峻仍舊，百姓生活依然困苦，方才醒悟自己上了當。更加要命的是，皇帝自行宣布劉家氣數已盡，更是在民間引發了更大的質疑。在這種情況下，哀帝果斷宣布廢除先前頒布的诏書，并以“反道惑衆”、“傾覆國家，誣罔主上”的罪名，将夏賀良等人處死。
權臣王莽推翻漢朝，建立新朝
資料來源：《史記索隐》、《漢書》、《資治通鑒》傳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