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11月22日，奉系第三軍團張學良麾下進階将領郭松齡，率7萬人在灤州倒戈反奉，僅一個月後12月25日，郭松齡被奉軍捕殺，曝屍奉天城。
“郭松齡叛亂事件”往小了說是奉軍内部叛亂，往大了說影響了中國曆史的程序。
1981年“九一八”事變50周年之際，張學良在台北談到：“ 若郭松齡反奉成功，中國曆史将被改寫，可能就沒有民國二十年的九一八事變......如果當時郭松齡在，日本就不敢發動九一八事變。”
郭松齡
郭松齡1883年出生在奉天（今沈陽），年輕時（24歲）曾南下廣州投奔孫中山的護國軍政府，後傳回奉天，經張學良推薦，加入奉軍。
從1919年加入奉軍，到1925年起兵反奉，6年時間裡，郭松齡深受張學良賞識，算是莫逆之交，兩人所在的第三軍團，是奉系軍閥6大軍團中實力最雄厚的一個。
按理說，郭松齡隻要按部就班率兵打仗，憑借張學良的信任，他就等着平步青雲，為什麼還要起兵反奉？
在筆者看來，原因是多方面的。
表面原因是第二次直奉戰争後，張作霖分贓不均，郭松齡戰功赫赫卻什麼都沒撈着。
當時，其他幾個軍團将領，李景林任直隸督辦，張宗昌任山東督辦，楊宇霆任江蘇督辦，姜登選任安徽督辦，張學良和郭松齡所在的第三軍團被排除在外。
這使得郭松齡大為不滿，找張作霖詢問，張卻敷衍道：“你還是在我手下，對練兵貢獻力量吧！”對此，郭松齡曾對部下說：
“真是可笑，搖羽毛扇的軍師跑到第一線去擋頭陣，簡直不知這是什麼安排。”
深層原因是郭松齡與張作霖之間，政見不一，隔閡已久。
前文說到郭松齡曾受孫中山“三民主義”熏陶，投身奉軍的目的也是由于内心想“改造東三省”，這是郭松齡軍事思想的基礎。
而張作霖則是窮兵黩武，追求“武力統一”，主張“逐鹿中原”。郭松齡曾多次勸谏，反對派兵入關，認為是勞民傷财，并向張作霖立陳觀點：
“我們在東北有這樣大的地方，經濟富庶，人口有三千多萬，盡夠我們幹的了。這次進兵關内，打 敗了曹、吳，已足雪當年之恥，如再驅兵南下，勝則成為衆矢之的，敗則損老将威名，不如雄踞關外，靜觀其變，養精蓄銳，再謀一統。”
這顯然跟張作霖想的大相徑庭，意見沒有被采納。
此外，1925年3月12日，孫中山在北京病逝，幾個月之後郭松齡叛亂，并将所部改稱東北國民軍，不可不說孫中山的死對郭松齡也有一定的心理刺激。
孫中山奉安大典中的中山陵
而郭松齡決定叛亂最直接的起因是，1925年10月郭松齡在日本“觀秋操”（日本陸軍大演習）時候，偶然得知：張作霖欲與日本簽訂秘密條約，以承認“二十一條”為條件，換取日本的大批軍火，用來進攻馮玉祥的國民軍。
郭松齡對此十分憤慨，當即告知了同在日本的國民軍代表，并表示：
“張作霖為了個人的權利，不顧一切，出賣國家 我是個軍人，以身許國，不是個人的走狗，我不能昧着良心服從亂命。他若打國民軍，我就打他。”
随後郭松齡回國，和馮玉祥、李景林結成了“反奉三角同盟”，于11月22日發動了反奉之戰。
郭松齡起兵反奉功敗垂成，原因有很多方面，最主要的是因為日本派兵幹涉。
當時“郭奉之戰”爆發後，日本政府随即召開緊急會議，決定“暫不采取積極的援張政策”。但當時日本人心裡也清楚，在張作霖和郭松齡之間，他們隻能選擇張作霖，因為郭松齡無意投靠日本，東北暫無可換之“良駒”，遂又“違心”援張。
張作霖為了擷取日援，不得不與日方簽署了新的《日奉密約》，答應了日方許多無理的要求：
“...承認日本人在滿蒙享有土地商租權、雜居權及工商業經營權，把間島行政權讓渡與日本，延長吉敦鐵路，與圖們江以東之北韓鐵路接軌聯運，允日在東邊道、洮昌道等樞要增設領館...”
也因為日本的直接出兵幹涉，戰争性質驟變，反奉戰争上升為反對日本侵略的戰争，郭軍面對的勁敵已不是奉軍，而是日本關東軍、滿洲派遣軍等操控下的日奉聯軍。
1925年12月23日淩晨6時，雙方在白旗堡交戰，郭軍主力三面受敵，被日奉聯軍圍堵在了遼河西岸，營口餘部又回救不及，陷入了四面楚歌之境。
23日晚8時許，郭松齡派代表赴日領館斡旋停火，獲回複：“已時過境遷。”
24日淩晨4時許，郭偕妻沿遼河南逃，25日被奉軍捕殺，曝屍奉天城。至此，張作霖依靠日軍的全面幹涉最終擺脫了危機，重新掌控了滿蒙局勢。
平定郭松齡叛亂之後，張作霖對此前與日本簽訂的秘密條約，心生悔意，畢竟一旦履行，他張作霖就是千古罪人，于是張拒不履約，對此日本軍方大怒。
之後發生皇姑屯事件，張作霖被日本人暗殺，與此事有分不開的關系。
另外，經曆郭松齡叛亂事件後，奉軍元氣大傷，“奉軍五虎”痛失三将（姜登選、郭松齡被殺，李景林出走），張作霖對軍中新派将領失去信任，将此前支援郭松齡的多名中進階将領統統移除軍隊，也導緻奉軍的戰鬥力開始下降。
同時張學良在奉軍中的威信也下降，軍中元老對其本來就不滿，之後奉軍内部動蕩不安。
可以說奉軍在1925年12月就已經死亡了，後來的奉軍（東北軍），雖然表面上看，仍然還是一股強大的勢力，還在運作，但其實已經沒有魂了，并不能稱作是一個整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