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11月22日，奉系第三军团张学良麾下高级将领郭松龄，率7万人在滦州倒戈反奉，仅一个月后12月25日，郭松龄被奉军捕杀，曝尸奉天城。
“郭松龄叛乱事件”往小了说是奉军内部叛乱，往大了说影响了中国历史的进程。
1981年“九一八”事变50周年之际，张学良在台北谈到：“ 若郭松龄反奉成功，中国历史将被改写，可能就没有民国二十年的九一八事变......如果当时郭松龄在，日本就不敢发动九一八事变。”
郭松龄
郭松龄1883年出生在奉天（今沈阳），年轻时（24岁）曾南下广州投奔孙中山的护国军政府，后返回奉天，经张学良推荐，加入奉军。
从1919年加入奉军，到1925年起兵反奉，6年时间里，郭松龄深受张学良赏识，算是莫逆之交，两人所在的第三军团，是奉系军阀6大军团中实力最雄厚的一个。
按理说，郭松龄只要按部就班率兵打仗，凭借张学良的信任，他就等着平步青云，为什么还要起兵反奉？
在笔者看来，原因是多方面的。
表面原因是第二次直奉战争后，张作霖分赃不均，郭松龄战功赫赫却什么都没捞着。
当时，其他几个军团将领，李景林任直隶督办，张宗昌任山东督办，杨宇霆任江苏督办，姜登选任安徽督办，张学良和郭松龄所在的第三军团被排除在外。
这使得郭松龄大为不满，找张作霖询问，张却敷衍道：“你还是在我手下，对练兵贡献力量吧！”对此，郭松龄曾对部下说：
“真是可笑，摇羽毛扇的军师跑到第一线去挡头阵，简直不知这是什么安排。”
深层原因是郭松龄与张作霖之间，政见不一，隔阂已久。
前文说到郭松龄曾受孙中山“三民主义”熏陶，投身奉军的目的也是由于内心想“改造东三省”，这是郭松龄军事思想的基础。
而张作霖则是穷兵黩武，追求“武力统一”，主张“逐鹿中原”。郭松龄曾多次劝谏，反对派兵入关，认为是劳民伤财，并向张作霖立陈观点：
“我们在东北有这样大的地方，经济富庶，人口有三千多万，尽够我们干的了。这次进兵关内，打 败了曹、吴，已足雪当年之耻，如再驱兵南下，胜则成为众矢之的，败则损老将威名，不如雄踞关外，静观其变，养精蓄锐，再谋一统。”
这显然跟张作霖想的大相径庭，意见没有被采纳。
此外，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病逝，几个月之后郭松龄叛乱，并将所部改称东北国民军，不可不说孙中山的死对郭松龄也有一定的心理刺激。
孙中山奉安大典中的中山陵
而郭松龄决定叛乱最直接的起因是，1925年10月郭松龄在日本“观秋操”（日本陆军大演习）时候，偶然得知：张作霖欲与日本签订秘密条约，以承认“二十一条”为条件，换取日本的大批军火，用来进攻冯玉祥的国民军。
郭松龄对此十分愤慨，当即告知了同在日本的国民军代表，并表示：
“张作霖为了个人的权利，不顾一切，出卖国家 我是个军人，以身许国，不是个人的走狗，我不能昧着良心服从乱命。他若打国民军，我就打他。”
随后郭松龄回国，和冯玉祥、李景林结成了“反奉三角同盟”，于11月22日发动了反奉之战。
郭松龄起兵反奉功败垂成，原因有很多方面，最主要的是因为日本派兵干涉。
当时“郭奉之战”爆发后，日本政府随即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暂不采取积极的援张政策”。但当时日本人心里也清楚，在张作霖和郭松龄之间，他们只能选择张作霖，因为郭松龄无意投靠日本，东北暂无可换之“良驹”，遂又“违心”援张。
张作霖为了获取日援，不得不与日方签署了新的《日奉密约》，答应了日方许多无理的要求：
“...承认日本人在满蒙享有土地商租权、杂居权及工商业经营权，把间岛行政权让渡与日本，延长吉敦铁路，与图们江以东之朝鲜铁路接轨联运，允日在东边道、洮昌道等枢要增设领馆...”
也因为日本的直接出兵干涉，战争性质骤变，反奉战争上升为反对日本侵略的战争，郭军面对的劲敌已不是奉军，而是日本关东军、满洲派遣军等操控下的日奉联军。
1925年12月23日凌晨6时，双方在白旗堡交战，郭军主力三面受敌，被日奉联军围堵在了辽河西岸，营口余部又回救不及，陷入了四面楚歌之境。
23日晚8时许，郭松龄派代表赴日领馆斡旋停火，获回复：“已时过境迁。”
24日凌晨4时许，郭偕妻沿辽河南逃，25日被奉军捕杀，曝尸奉天城。至此，张作霖依靠日军的全面干涉最终摆脱了危机，重新掌控了满蒙局势。
平定郭松龄叛乱之后，张作霖对此前与日本签订的秘密条约，心生悔意，毕竟一旦履行，他张作霖就是千古罪人，于是张拒不履约，对此日本军方大怒。
之后发生皇姑屯事件，张作霖被日本人暗杀，与此事有分不开的关系。
另外，经历郭松龄叛乱事件后，奉军元气大伤，“奉军五虎”痛失三将（姜登选、郭松龄被杀，李景林出走），张作霖对军中新派将领失去信任，将此前支持郭松龄的多名中高级将领统统移除军队，也导致奉军的战斗力开始下降。
同时张学良在奉军中的威信也下降，军中元老对其本来就不满，之后奉军内部动荡不安。
可以说奉军在1925年12月就已经死亡了，后来的奉军（东北军），虽然表面上看，仍然还是一股强大的势力，还在运作，但其实已经没有魂了，并不能称作是一个整体。